台湾人穿和服“歹看”?

知名作家兼政论家杨照日前在脸书上贴了一篇感叹文(link is external),提到他这阵子去京都的经验不太美好,原因之一就出在许多台湾人想穿着和服体验文化却缺乏美学教育,成为赏花画面中最糟的破坏,引起热议。我同意杨照老师在文中提到的一些关于日本的花见传统之美学讲究,也感慨于景点中为了防堵、提醒观光客设下的栅栏成为景色中的突兀存在,但对观光客的文化体验以如此严苛的标准看待,倒觉得有些矫枉过正。

和服,“和”之“服”,这个名词在明治时代时和西洋服饰的“洋服”做了区别,用来指称日本的服饰,日本传统服饰的统称,又称作“着物”。他的历史悠久、学问很多,不同于欧美强调身体曲线的“洋服”,和服透过一层又一层的布料,包裹住身体,是一种刻意隐藏住起伏线条的服装,它的学问与美感是含蓄而低调的,却又不失讲究雅致。

虽然和服不再是日本人的日常服饰,而它作为一种正式传统与美学表现,人生重要阶段的场合,或者要表达庄敬尊重时,通常都会穿着。近年来,观光产业力推“体验”行程,旅行者走入另一个异乡,入近随俗,追求的是融入美景、亲身感受风情,“和服”结合着美学与文化,还有较轻巧方便的夏季服饰“浴衣”,自然也成为日本体验型观光的一大热门。

无论衣着的顺序、腰带的绑法,穿着和服每个步骤都有一套标准,繁琐程度恐怕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懂得,但大家都知道,弄错一个细节,就有可能贻笑大方,因此都会小心应对。不过作为观光客、外来者的好处,就在于有一些宽容范围,可以犯一些“无心之过”,赏花该穿着怎么样低调色彩的和服,什么样的纹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实在又是另一个境界的艺术了。

至于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合礼仪,是做人的礼貌问题,跟“穿着和服/浴衣”这个动作是两码子事,美感标准人各有所见,倒也没甚么绝对的标准,文化体验本来就是双面刃,任何观光手段都可能造成双面的优劣利弊,但女孩们的灿烂和服与浴衣实在不让我觉得有多“悲壮”。

我在日本时,也曾经去做过和服体验,所以我也算是杨照老师文的中枪者,但那次经验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当时小小的店里挤满了人,三个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却一点也不马虎,他们仔细审视着内衬、腰带以及和服的色彩搭配,头饰、发型跟手提包也再三斟酌,妆扮完成后。

他们用满意的眼神打量了我,看来挺满意自己的“搭配作品”,送我出门的阿姨特别提醒我,要慢走、别迈开脚步、小心白袜别染上尘。那天下午,我和好友一边为对方留影,一边留心衣装与仪容。十个人向我絮絮叨叨说明日本文化的细致精巧与慢调,还不如我穿着和服走上一天,这身衣装无声传达(约束)给我的文化表现。

除了自己去体验穿着和服之外,另一次的夏季浴衣体验,则是摄影学校的同学提议的。几个女孩约好暑假时一起去参加花火大会,一位年纪比我小的同学妹妹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随口回答之后,她特别跟我约了早一点的时间到其中一位女孩的家中,原来她帮我准备好了浴衣,要帮我换穿,大家一起帮我这个外国人体验道地的日本文化。

这些妹妹们都才二十岁出头,她们喧喧闹闹、叽叽喳喳地讨论腰带怎么绑、配色怎么搭,翻书、上网查资料,出门前还先请妈妈传授秘诀,好不容易打理好后再到横滨,随意地席地而坐,欣赏在空中绽开的一朵朵烟花。是心理作用吗?

那晚看的花火大会,特别有味道。我曾在浅草还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穿着浴衣,和一群日本年轻人玩在一起,大家伙嘻嘻闹闹地拍着照,谁才是观光客还真的有一瞬间搞不清楚了。试着以自己出发,如果我在台湾看到有外国人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或是有客家花布样式的衣服,老实说我会觉得很可爱、很有趣,我们不会在身上点妆自己不喜欢或觉得不好看的衣裳或饰品,那必然是一种包含着认同、喜爱之情,所以如果异国的访客。

愿意接触、尝试、认识、甚至认同我的文化,其实我会很开心。而所谓的美感培育,不就是在看越多、体验越深之后,才慢慢被淬炼出来的吗?倘若有下辈子,我希望自己当个美女,希望自己穿上任何服装都不会成为街上难看的一角,而作为异乡人,我不会忘记在日本穿着和服时走过的那片风景,以及着装准备时,每一个配件的搭配选择、每件和服的质地花色,只要任何一个细节,触动到了旅人之心,就会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情感记忆,这个过程不就是最直接的美感教育吗?

发表在 未分类 | 台湾人穿和服“歹看”?已关闭评论

漠视交通安全不守规则的代价是3.1%

拜行车纪录器之赐,台湾不上进的电子媒体与网路媒体有了便利的新闻题材来源,台湾人不守交通规的窘态在网路上与媒体上广为流传。看到相关交通违规影像的网友无不咒骂声连连;然而,又有多少人在咒骂之余,要求自己与周遭的亲朋好友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过去数年来,台湾人最喜欢以“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自傲;然而,台湾“最丑陋的风景也是人”。除了台湾人制造台湾丑陋的地景之外,台湾人在道路的行为更是可怕,尤其是不礼让行人;交通可怕到美国、加拿大甚至日本等国家公布前往台湾旅行的注意事项是“交通”。

以上三个国家的官方网站,毫不留情面地载明台湾交通恶状。至于当下流行的行车记录器,则是为大家示范何谓台湾最丑陋的交通风景。台湾驾驶人考驾照时,都会回答如何遵守交通规则,不过,驾驶人拿到驾照后却是恶形恶状。

最近网路流传了几则与台湾驾驶人恶形恶状的影片,例如,两辆Mini Cooper驾驶人将国道当成赛车道,结果是两辆车追撞差点伤及无辜(link is external)。另外,还有宾士车驾驶逆向超车,险些撞上遵守交通规则的对向车;然而,对向车只是按喇叭警示,就引起违规的宾士车驾驶不满,结果持球棒攻击遵守交通规则的对向来车与驾驶人(link is external)。当然,机车骑士也不遑多让。

一名机车骑士想从两辆汽车钻过却差一点摔车,骑士迁怒其中一辆计程车,不仅逼车还拿出蓝波刀想砍人;不过,结局是网友开心的机车骑士摔车倒地受伤(link is external)。行车记录器纪录台湾驾驶人的丑行实在罄竹难书,也正是因为台湾驾驶人行径恶劣,才逼得大家使用行车记录器自保。

不过,台湾还有一个更荒谬的现象,就是台湾高居不下的未成年违规驾车事件。但是,当未成年者无照驾驶出事后,父母却是怪东怪西还怪警察追车,就是不怪自己、不怪小孩。这种状况更衍伸出“我的小孩很乖”等等怪现象。只是,“小孩很乖”怎会无照驾驶?更何况,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父母明知小孩未成年,却买车给小孩代步。发生事故后,再以“我的小孩很乖”为由来脱罪。

从“我的小孩很乖”这种怪现象,大概就可得知为何台湾交通是这副模样;因为,台湾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与礼节,就是从小身体力行做起的。交通事故造成台湾经济惨重损失根据“台湾公共卫生学会”在2012年出版的第31期第6号《台湾卫志》,由张筑祯、林蕙欣、林志铭共同发表的〈台湾18岁以下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住院发生率与医疗资源耗用之相关因素〉,台湾在2007年至2009年间,未年人交通事故伤害住院总计19781人。

平均年住院发生率为10万分之105.9,医疗费用为7.1亿元,平均每人医疗费用为35,903.5元、平均住院日5.65天。其中,15-17岁男子的住院发生率最高达到10万分之445.5,是一般值的4倍以上,医疗费用也是最高,平均达到41,029.2元。该研究也发现,台湾20年的资料统计,15-17岁青少年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在各龄层中亦是最高。

再以2014年的汽机车强制责任险为例,强制险对于受害人给付的金额十分惊人。当年强制险对于受害人的给付金额总计达到128.6亿元,其中,医疗给付53.4亿元(41.6%),死亡给付46.1亿元(35.8%),残废给付29.1亿元(22.6%)。然而,这些数字只是台湾车祸损失的冰山一角,台湾官方的研究资料告诉我们更恐怖的数据。

根据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研究统计,台湾一年的车祸伤亡所造成的损失金额非常惊人。以2013年为例,台湾因为车祸死伤的社会损失,高达新台币4748亿元,相较于2010年调查的3817亿元,增加了将近1000亿元。2010年的调查显示,台湾发生21万9651件车祸,造成2047人失去生命,29万3764人受伤;社会增加约3817亿元损失,占当年GDP的2.8%(link is external)。此外,2013年车祸伤亡的社会损失4748亿元,则是占台湾该年度GDP的3.1%。

表一与表二的数字说明了台湾近30年来交通事故的发展趋势。的确,台湾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趋势是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4190人,下降到2015年的1696人。然而,死亡人数的下降,也是因为交通工具的安全性相对提升的结果。受伤人数却是从2000年的66895人,爬升到2015年的410073人;肇事件数也从2000年的52952件,升至2015年的305413件。注:1998年强制责任险开始实施,2000年起肇事统计认定标准变更。

诚然,受伤人数和肇事件数与交通载具的成长数目呈现正相关;但是,倘若以每万辆车的肇事率来看,则是惊人的成长,从2000年的肇事率万分之31.76,一路攀升到2015年的万分之143.08。每万辆车肇事率的大幅提高,足见台湾驾驶人对于交通规则的轻忽态度。

其实,台湾人打从心底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本性,从驾驶人“痛恨”测速照相机与闯红灯照相机就可窥知;无怪乎,美国、加拿大与日本等先进国家要求国人前往台湾旅行时,必须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最重要地,台湾人总喜欢追求经济成长率(GDP),总是在1%的GDP上锱铢必较,却忘记,台湾光车祸所造成的每年经济损失,就达到了3.1%的GDP。

发表在 未分类 | 漠视交通安全不守规则的代价是3.1%已关闭评论

恐惧和无力感杀死随机杀人犯

最近一篇报导汤姆熊杀童案犯罪者的文章〈血是怎么冷却的: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世界(link is external)〉,写出了强烈强力却令人无力的故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故事呢?这是写实报导或是小说呢?

其实我是希望它只是小说,到底它是真实故事或是小说会比较让人们思考呢?我试着谈论记忆的课题,尤其是如果记忆涉及法律课题,以及有法律责任的归因时,这种故事里涉及的记忆问题就需要更多角度的思考。

以下的论述是一种通论,而不是针对该报导里犯案的个人。首先,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当随机犯案者的人生故事被呈现时,也许让读者了解犯案者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大家常渴望知道犯罪者的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在生命历程里的遥远成因。虽然我们想到所谓“远因”时,就是假设父母因素的影响,或者在生命早期曾发生何种创伤事件的影响?

但是这些被找出来的早年因素,却常是带来更多的无力感,这是不少友人阅读这篇报导后的感觉。因为稍有临床经验者早就知道了,这些严重问题或某些症状,不是知道了早年的生命故事就会解决。而且让家人变成犯罪者犯案的远因,家人变成了另一种祸首,这种推论势必带来另一种反弹。这是过于简化的前因后果的推论所带来的问题。这是心理学的假设,或社会安全网改善的方向,或者是法律学上的究因,是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目前只从当事者所说的故事,或邻居朋友的说法,这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以前的口述笔录就是犯案铁证,但是笔录一定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有人从小因为种种不明原因而常觉得罪恶感深重,一切都觉得自己做错事(这是“心理真实”的结果),这是我们在看相关者的故事时需要慎思的地方。

至于大家都好奇的原因,这涉及的是通论和个论。通论上,友人曾以俄罗斯娃娃比喻很精彩明确,但也令人伤感的现象,谈的是代代间的重复,这一代重复了上一次的暴力问题,这种观察容易让我们假设目前的问题和上一代的关系,但这是什么关系呢?

在精神分析技术史里,早年曾风行的起源学式的诠释(genetic interpretation),将目前的问题和症状,跟生命早期史的事件相连结,形成一种线性前因后果式的诠释(忽略了生命过程里的保护因子),但是临床上早就发现这种起源学诠释法,对于问题的改善相当有限,甚至带来更多防卫,因此在精神分析里已相当少使用起源学式的诠释技术。

当我们归结父母是“病源”时所带来的反弹,和父母觉得被污名化(这在先前发生的随机杀人事件里也有类似争议),因为治疗师很难在“历史事实”上再找出当年的证据,毕竟,回忆不必然等于“历史事实”,就算有具体可见的硬证据,也会是多元论点的不同诠释。

理论上,小孩会受父母的影响是一种通论,也是大家共有的经验,但是这离要归结父母是病源,两者之间仍有落差,需要另一种大多数人接受的进步意识概念做为后续的判断基础。通常这些进步的意识概念,需要在社会里挣扎过一段时日才会被接受。

在个论上。论及任何个别个案时,我们常说“每人都是独特的”,这句话如果不是应付的说法,在临床上要如何思索它呢?是很困难的课题,但在找到所谓症结点之前,我们还要先注意任何归因所带来的副作用。

例如,因为是随机式且单人行动,不是结构式的帮派举动,就算是统计已有案件的相关条件,例如从小到大的生活状况,如果这些统计呈现某些共通因素,例如年轻人、无业、孤独、喜欢上网等等结果。

这些统计结果当然有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意义,让社会沟通和教育有一些参考因子,做为后续长期处理的依据。由于这些随机案例的个别性很高,很有可能让这些统计学后的结果,理论上变成为预防要件,通常是可见和可操作的因素,容易倾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过一人的策略。反而让那些统计出来的现象,可能变成另类的污名化,这仍是目前常见的社会反应。

通论上,例如三十年前的某事件,造成三十年后的某反应,这种论述不能说全错,如同混沌理论描述的,东方一只蝴蝶飞起来时翅膀的动作,影响了西方的飓风,或者两者间有相关,或有“某种”非线性动力的前因后果关系。就临床来说,我们还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难题,不少人有类似童年经验,何以不是每个人后来都会出现随机式事件?

意味着还有其它因素(有人说是保护因子)影响着这种远因近果的关系,这些因素有些是存在记忆故事里,但是早年创伤的个案经验,很难不依当年的恐惧经验和后来其它经验而扭曲记忆,并非是意识刻意的扭曲,而是人为了活下去不自觉的结果。

如果在诊疗室里面临困局而挫折觉得无计可施时,当时天马行空的想像和推论,是避免走进死巷的重要动力,这是我对于精神分析家比昂(Bion)的思考理论的看法,但是在诊疗室里我们可以保持慢速度,重复又重复地观察后再下“初步暂时的”结论,这是重要的科学过程。在诊疗室里,从想像和推论里建构出某些假设和观察,但是要运用到社会事件,尤其是随机杀人事件,的确仍需要很多想像和推论,因为我们所知有限。

如同佛洛伊德在《朵拉》案例里提及,可以重见天日出土的古董(意指早年的经验)仍是断垣残片,但是正如光明磊落的考古学家,在每个案例中当确实有根据的部分在那里结束“我的建构就从那里开始”。要如何不被当事者的故事给绑住,避免因此而无法思考其它可能性,的确就构成了我们的难题。

佛洛伊德全集的英译标准版本里,对于创伤理论有英译’deferred reaction”(延迟的反应)的术语,但这英文词却造成精神分析临床家难以运用这个概念,因为延迟的反应就表面意义来说,是当年的创伤以原貌留在某个地方,直到后来某个时候才出现反应。

但临床上发现,成人个案对于早年的受创经验,在治疗过程里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另种说法是随着对治疗者的不同移情变化),而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心情,有时是愤怒不满,有时是替当年加害者着想,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好或不够好才会发生当年的事情。

后来,对于创伤的概念,法文字”après-coup”(事后)的说法,才更接近佛洛伊德起初对于成人个案的童年创伤经验的观点。事后如何解读当年创伤事件,才是引起后续会如何经验当当年创伤的基础。这也才能解释何以后来的社会政治劳动条件等等,会成为后来发生随机杀人事件的可能助因。

因为并非所有曾经历类似创伤经验者都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再纳进后来的因子一起考虑。虽然在诊疗室里,仍会以内心世界为工作焦点,但是考虑重大事件在社会里的位置时,就需要心理之外的其它因子一起参考。

这才能说明何以不是知道童年往事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无法如一般所期待的,就把它忘掉或放掉了,因为后续状态对当年创伤的恐惧和无力感,仍不断衍生出不同诠释而影响着当事者,这是记忆会随着后来的不同诠释,不自觉地修改记忆的部分原因,让随机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虽然那些故事原本就不预期被知道,或者心中已经呐喊多年希望被听见,却一直被忽略的故事。

发表在 未分类 | 恐惧和无力感杀死随机杀人犯已关闭评论

腐烂的服务学习

很多大学的毕业门槛中都包含了一项被称为“服务学习”的内容,它以服务时数为计算标准,通常是零学分的必修课程。服学原本是学生自己发起的新式教育模式,但现在实际上已经腐烂变质,成为学校压迫学生的一个方式。

去年一位南艺大的学生因为服务学习过度疲劳而发生意外,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很可惜大多数讨论都指向学校的责任问题,而较少批判“服务学习”本身。一年过去,各学校的服务学习也照旧,唯一的改变可能只是帮学生购买了校外服务学习的保险。

什么是服务学习?服务学习起源于六十年代的美国,在民权运动与杜威的教育哲学影响下发展壮大,而后遍及全世界。它有别于传统课堂教学的进步教育,使学生有机会利用所学来服务社会,并在反思过程中有所体悟。

原本的目标提供机会让学生有机会认识社区,与土地产生连结,并关注社会正义,达成自我教育的目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服务学习最开始是学生自下而上推动的。但是在台湾,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服务学习就变得有点离谱了。

服务沦为打杂,学习变成强制劳动。我曾做过的就包括擦洗实验室标本、听演讲、帮学系办活动。而其他的服务内容则包括帮忙key资料、在医院当志工、打扫教室⋯⋯五花八门,当然还包括一些学生社团的社会服务和校外NGO的志工。

而学校推动课程的方式是将服务时数纳入毕业门槛,强制学生完成。比如台北医学大学的时数门槛就是80小时,门槛最高的是马偕医学院,需要200小时,而其他大学的时数要求大多是30到60小时之间。学生被迫用各式各样的服务来换取时数,而服务内容很多是单一的体力劳动,不光劳累身心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当然也学不到任何东西。

结果,我身边很多同学都认为服务学习就是为学校当免费劳工,怨声载道,甚至还有同学担心服务时数不满而无法毕业。其实并不是服务学习有什么不好,而是现在各大学对服务学习的理解以及实施过程发生了问题。

首先,各学校为服务学习提供的资源和门槛完全不对等。时数门槛前面已经提过,如果换算成课程,大概是每位学生二到五门课的程度,如果计算大学部学生的人数,总时数其实是很可观的数字。并且,服务学习是教育模式,并不是只要学生去服务就好,还需要老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和学习。

而相对于时数门槛和课程的理念,学校又提供了什么呢?建立了服学中心,安排了二到五人的专职成员负责,有时可能还雇用了一些教学助理,仅此而已。要进行校外的社会服务,那就拜托校外的组织去做,如果老师要带学生去服务,那很抱歉,学校没钱,只能请老师去自己申请教育部的补助计画。

当然校外的组织容纳量也很有限,所以其他的学生就通通安排到校内的单位去做劳动服务,而学校也不用付出额外的工读金。学生迫于毕业压力,也不敢违抗。更有甚者,某些学校连带领同学进行服务学习的老师都不是正式聘用,只有每学期回馈一张奖状来感谢他们帮忙。而服学中心的几位专职成员呢?

和校外单位的联络、各种行政事务已经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省下的时间顶多是宣传服务学习的教育理念,根本无法进行完整的课程设计。但理念再好有什么用,学生实际体会到的学习内容就是没有意义。

除了资源门槛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有的学校完全歪曲服务学习的本意,以服学之名来限制学生自由,完全就是家父长主义。比如我所在的台北医学大学就公然宣称服务学习是“为了养成学生自律律人、勤劳俭朴、服务奉献及团结合作的美德”,俨然是一种强制的道德改造。而且这根本矛盾,道德教育根本不可能通过强制的方式来完成,因为道德本来就应该来自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而上述几项道德要求其实也与服务学习没有关联,如果强制服务就能习得这些“伟大的美德”,那奴隶制就应该是最伟大的社会制度了。因此学校在要求学生具有种种美德的同时,自己根本不具有教育伦理,妄图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道德观,限制学生自由。当然,这种歪曲服学的做法不光是北医一所学校,查阅各学校的“服务学习课程实施办法”,一定还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

不仅是学校歪曲服务学习的本意,它同时也剥夺或阻碍学生参与规划服务学习的权利。我不是说学生不参与实际的服务,而是:各大学的服务学习课程规划、决策讨论几乎完全是学校单方面自上而下施加给学生的。学生有话想说?可惜校内各级会议中学生代表只有少少几个人,对面则是数十位自称“为了学生好”的老师或行政人员。

以台湾目前学生自治的情况,学生参与被严重限缩,在师生间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服学就变成了校方霸权之下的产物。对于服务的想像和解释,通通都是学校说了算。当学校宣称“只要学生愿意,扫地关灯也能学到东西。”时,学生根本难以反驳。另外,各位读者请不要忘记,在美国,服务学习可是学生发起,要求学校配合学生推动的。台湾的情况,真是天差地别。

最后,除了强制和学校的霸权之外,用时数当作毕业标准也是很离奇的一件事情。各学校各学系当然都有所谓的必修学分作为毕业的门槛,但是这些必修课程从来没有一个是用上课时数来衡量的。如果用上“微积分”课程30小时作为毕业门槛,各位应该也觉得很荒谬。

因为时数不能代表什么,只能代表那个时间段你存在于那里,但学到了什么,有没有达到教学目标,符不符合专业的期待,这些都跟时数无关。而且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上课缺时数但考试成绩很好的人,或者上课全到但是吸收有限的人都是很常见的。不论是演讲课、实验课或是实习,都没有一项是完全用时数来作为评量标准的。

唯一只有服务学习是只看时数,时数到了才能毕业。学生学到东西了吗?通通不考虑。反正学校就是要让你服务,不断的服务,够了时数才准毕业,不太像教育机构会做的事情。有时我还真好奇,这里到底是大学还是监狱?刑期满了才能还我自由喔?

发表在 未分类 | 腐烂的服务学习已关闭评论

本土价值成为影响中国的新介入点

一个月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决定不参加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这是继去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觉得自行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之后。

香港本土派与六四尤其是六四纪念活动当中的“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切割的进一步行动。很多长期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朋友担心香港因此失去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同时在策略上也会失去与中国政府对抗的有力介入点。类似的事情或许也会在台湾社会运动者之间成为讨论的焦点。

我虽然感激支联会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贡献,但在拒绝去维园参加纪念活动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香港本土派朋友所做的决定。香港人不应该为了推动中国民主化而放弃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属于香港人的国家的权利。

中国政府长期以中国支援香港经济等论述来挑拨中港人民间矛盾,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港交流好处几乎全部被香港的金融地产资本家得到,而且与中国红二代权贵资本家相勾结的香港资本家也控制了香港的政治,使得香港人的税金为其服务,源源不断投入到仅仅有利于少数地产开发者的建设中。

这一过程与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美殖民地的统治手法基本相同,最为重要的是,这和中国政府对各省各民族的统治手段及其类似。因此,支联会等老人团体仅仅看到了香港青年与中国的切割,却不能理解香港本土运动和独立运动所总结的理论和实践,是民主回归所缺乏的促进中国民主化关键方法。

共产党的区域隔离统治手段导致了本土议题更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好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八九民运和随后较为成功的环境议题抗议行动中,或是外省劳工群体在外地的抗议,各省或各县市在地居民或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乡党等在本土价值下的民众组织。

往往能制造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也最容易取得一定成功。几年前的河南富士康工人罢工,厦门大连等地反对PX建设项目,而因为长期高考制度不公平和最近大学录取名额减少,在江苏造成了包括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大规模抗议。

同样的,极权政府自身也恐惧体制内外本土力量的联系,共产党在1989年四五月间并不敢武力驱逐在交通要道的市民和广场上的学生,最大的原因是北京附近的驻军与市民有亲朋好友的联系,不仅不会镇压市民,更有可能投诚推翻共产党政府。

四镇压和随后27年来对各地社会运动使用跨区域调动军警进行镇压,最明显的是在乌坎事件中,乌坎村所在汕尾市户籍的武警被禁止离开营区,而特别挑选其他县市军警前往镇压。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处于类似环境下的台湾,民主化运动与台湾独立运动相辅相成,至今台湾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天然独”的出现也表明台湾独立自决建国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

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考虑,民主回归派忽略香港独立运动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就更显现其短视了。支联会长期不能在中国造成有效影响,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少基于本土的有效政治实践,所做的论述过于离地而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而从古至今,真正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很少出现在大面积且多民族的国家当中,美国等少数特例也必然包括强而有力的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避开区域自治乃至区域自决,靠所谓中华民族进行洗脑的民主,更容易沦为雅各宾甚至纳粹那种极端民族主义。

作为河南人,我对支联会和民主回归派长期以来支援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深表感激,但时至今日大一统思维以明显与基本人权理念相冲突,“民主回归”不妨改成“民主独立”,例如联络广东保护粤语文化,促进粤语区自治开始。

发表在 未分类 | 本土价值成为影响中国的新介入点已关闭评论

让本土价值成为影响中国的新介入点

一个月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决定不参加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这是继去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觉得自行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之后,香港本土派与六四尤其是六四纪念活动当中的“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切割的进一步行动。

很多长期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朋友担心香港因此失去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同时在策略上也会失去与中国政府对抗的有力介入点。类似的事情或许也会在台湾社会运动者之间成为讨论的焦点。

我虽然感激支联会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贡献,但在拒绝去维园参加纪念活动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香港本土派朋友所做的决定。香港人不应该为了推动中国民主化而放弃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属于香港人的国家的权利。

中国政府长期以中国支援香港经济等论述来挑拨中港人民间矛盾,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港交流好处几乎全部被香港的金融地产资本家得到,而且与中国红二代权贵资本家相勾结的香港资本家也控制了香港的政治,使得香港人的税金为其服务,源源不断投入到仅仅有利于少数地产开发者的建设中。

这一过程与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美殖民地的统治手法基本相同,最为重要的是,这和中国政府对各省各民族的统治手段及其类似。因此,支联会等老人团体仅仅看到了香港青年与中国的切割,却不能理解香港本土运动和独立运动所总结的理论和实践,是民主回归所缺乏的促进中国民主化关键方法。

共产党的区域隔离统治手段导致了本土议题更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好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八九民运和随后较为成功的环境议题抗议行动中,或是外省劳工群体在外地的抗议,各省或各县市在地居民或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乡党等在本土价值下的民众组织,往往能制造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也最容易取得一定成功。

几年前的河南富士康工人罢工,厦门大连等地反对PX建设项目,而因为长期高考制度不公平和最近大学录取名额减少,在江苏造成了包括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大规模抗议。同样的,极权政府自身也恐惧体制内外本土力量的联系,共产党在1989年四五月间并不敢武力驱逐在交通要道的市民和广场上的学生,最大的原因是北京附近的驻军与市民有亲朋好友的联系,不仅不会镇压市民,更有可能投诚推翻共产党政府。

六四镇压和随后27年来对各地社会运动使用跨区域调动军警进行镇压,最明显的是在乌坎事件中,乌坎村所在汕尾市户籍的武警被禁止离开营区,而特别挑选其他县市军警前往镇压。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处于类似环境下的台湾,民主化运动与台湾独立运动相辅相成,至今台湾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天然独”的出现也表明台湾独立自决建国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

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考虑,民主回归派忽略香港独立运动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就更显现其短视了。支联会长期不能在中国造成有效影响,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少基于本土的有效政治实践,所做的论述过于离地而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而从古至今,真正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很少出现在大面积且多民族的国家当中,美国等少数特例也必然包括强而有力的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避开区域自治乃至区域自决,靠所谓中华民族进行洗脑的民主,更容易沦为雅各宾甚至纳粹那种极端民族主义。

作为河南人,我对支联会和民主回归派长期以来支援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深表感激,但时至今日大一统思维以明显与基本人权理念相冲突,“民主回归”不妨改成“民主独立”,例如联络广东保护粤语文化,促进粤语区自治开始。

发表在 未分类 | 让本土价值成为影响中国的新介入点已关闭评论

别只防杜节税,还要节制滥权

立法院下周即将审查所得税法十七条之四的增修条文。从四年前释字705号大法官解释发布以来,悬而未决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捐赠抵税问题,终于要画下句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拉远视角,看看事情的全貌,才能做出明智的判断。

先梳理一下历史的脉络。问题的起点在私有公保地,就是过去政府划定私有地为公共设施保留地,预告要用公告现值来征收使用。但是预告征收之后,政府因为预算不足、施政脚步没到位,往往没有即时征收。这一拖短则数年,多则数十年,总面积更广达2.8万公顷,相当于整个台北市那么大。

这些被预告征收的土地,因为用途受限、随时可能被征收,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价值,投资人愿意接盘的理由是两个。一个是低价向地主收购,等待征收好套利。但在征收脚步缓慢的地方,投资人怕资金套牢不敢进场,这套模式就行不通了。于是有人就打起另一套算盘,就是低价收购后捐给政府抵税,在低收购价格和高免税金额之间套利。

打个比方,投资人先用公告现值的一成向地主收购,再转手捐给政府抵税,用公告现值扣抵税额。对所得税级距40%的人而言,就能免除公告现值四成的税金,有三成的节税套利空间。这套模式在2003年之前非常盛行,一年靠此节约的税金高达500亿。

但就在2003年,财政部一纸行政命令,宣布捐地抵税的免除额以公告现值的16%计算之后,这个模式就被彻底打死。后来释字705号,认为财政部的做法违反租税法定原则,宣告行政命令无效、责令尽快立法明订。这才有行政院提出的十七条之四增修条文,要用取得成本来核算扣抵税额,无法证明者则由财政部决定扣抵税额。

表面上,这条增修能延续财政部当年的行政命令,起到防杜节税的功效。但我们退一步看,2003年以前的那套捐地节税模式,其实对社会卓有贡献。立法一棒打死,恐怕有失公允。首先这套模式能帮地主解套。尤其在政府财政日趋窘迫,长照、托育各种计画抢夺经费的今天,要政府筹出经费来征收近三万公顷的私有地,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有这套模式来帮地主解套,地主就只能继续抱着无法使用的土地所有权,父传子、子传孙第一代代等下去。

其次,我们看到投资人节税500亿,彷佛罪恶滔天,但政府也无偿取得了相对的土地。照所得税级的比例回推,每年有人节税500亿,就代表政府取得公告现值上千亿的土地。财政部虽然眼前少收500亿,内政部和地方政府将来却可以少花上千亿的征收费用,这笔生意政府也占了便宜。

规根究柢,这套模式根本是政府在施政和财务欠缺规划,胡乱预告征收之下,才逼出来的奇葩。如果政府征收确实迅速,地主可以放心等待征收,投资人也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接盘,帮原地主等待征收。是政府的滥权怠惰,让地主苦候无门、投资人不敢进场,这才把土地价值逼到有节税套利空间的低点。

更何况这套地主解套、投资人节税、政府取得土地的模式,不只创造出商业上的三赢,在政治上也会形成一股制约的力量。用眼前短收税金的代价,让行政院得要迅速解编之前浮滥划定的公保地,以后在划定前审慎研议、划定后迅速征收。而不是滥行划定、怠惰征收,套牢地主、侵犯人民权益,却不用付出代价。

下周的财政委员会,希望委员们不要局限在防杜节税的问题上头,要看到问题的全貌,进而理解捐地节税的正面意义。明订用公告现值来核算扣抵税额,维持政府在征收和抵税时,估值标准的前后一致,并且让捐地节税模式成为滥权征收的煞车阀。如果担心税基过度流失,可以设定扣抵税额占所得金额的比例上限。但千万不要只想着防杜节税,却忽略了行政滥权怠惰,才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发表在 未分类 | 别只防杜节税,还要节制滥权已关闭评论

中国的假货比外国的真货好

贩售假货着名的中国电子商务领导品牌阿里巴巴集团在2016年4月加入国际反仿冒品联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结果导致Gucci、Michael Kors、Tiffany & Co等国际品牌退出IACC表达抗议。不过,因为外界质疑IACC主席Robert Barchiesi持有阿里巴巴股票,加上部分会员反弹,阿里巴巴因而在2016年5月被暂停会员资格。

根据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智慧财产办公室(EUIPO)在2016年4月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是全球仿冒品的主要生产国,占全球仿冒品的63.2%,排名第二的土耳其仅3.3%。(link is external)该报告显示,全球在2013年的仿冒品价值总额约有4610亿美元,受害最深的是美国、义大利与法国等品牌。

被称为假货天堂的淘宝和天猫购物网站,正是马云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马云在2016年6月于中国杭州举行投资者大会上表示,阿里巴巴致力打击假货,但挑战却是许多假货品质比真货更好。马云声称:“山寨品要比正品拥有更好的质量、更好的价格”,这种“假货比真货好”论引起网友讪笑与抨击。只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奇怪的逻辑来检视中国的商业行为;或许,中国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行径,似乎还有一些脉络可循。

近来,外商在中国控告仿冒却败诉,或中国厂商疑似仿冒却控告外商胜诉的相关新闻颇多,让网友深感中国真奇妙。2012年,美国NBA巨星乔丹(Michael Jordan)就控告中国“乔丹体育”侵害乔丹的姓名权;不过,数年来,“真乔丹”一直被中国裁定败诉,“假乔丹”则是一直胜诉。无独有偶,2016年4月26日,中国厂商廷飞龙体育公开宣旗下品牌“Uncle Martian”(安可玛汀);然而,Uncle Martian从文字到商标几乎都仿造美国着名品牌Under Armour的样式(link is external)。

2016年5月10日,北京市智慧财产权局依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裁定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 6与iPhone 6 Plus两款手机外观设计,侵犯中国佰利公司的专利权,责令苹果停止在中国销售该产品。这新闻更是令人啧啧称奇。

此外,中国汽车厂抄袭外国汽车品牌的状况也是屡见不鲜,例如2003年就发生了多起事件。首先,奇瑞QQ涉嫌抄袭通用大宇Matiz,奇瑞公司反驳这是他们自行研发的车型。其次,日本丰田汽车认为吉利公司生产的美日汽车商标与丰田车商标近似,同时在销售时也使用“丰田”字样宣传;可是,中国法院裁定日本丰田败诉。第三,日本日产汽车(NISSAN)认为长城汽车抄袭日产PALADIN(パラディン)外形设计,长城汽车当然否认,并强调自己的研发设计。

2004年,日本本田汽车控告中国双环汽车,指其抄袭CR-V休旅车外观设计,求偿3.4亿人民币;不料,2016年4月,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侵权不成立,本田还须赔偿双环1600万人民币。

2016年6月,外媒报导英国捷豹路虎汽车(Juguar Land Rover)也在北京控告中国江玲汽车2014年11月发表的Landwind X7休旅车,抄袭该公司的Range Rover Evoque外观设计。外媒新闻评论认为,就汽车外观与客观条件而言,Juguar Land Roveru应该会胜诉;不过,这是在中国,事情不会如表面上所见的那么简单(there is more than meets the eye)(link is external)。

最近,中国游客上海迪士尼种种的脱序行径在网路上流窜,至于脱序行为新闻背后,也有着假货与真货的议题。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风光开幕,虽然问题多多;不过,提早在5月日28日开幕的“南昌万达城”山寨问题更大。南昌万达城摆明和上海迪士尼对尬,因为“南昌万达城”也有白雪公主、美国队长、功夫熊猫等迪士尼招牌。迪士尼表示会准备采取行动捍卫智慧财产。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事实上,中国官方似乎不止保护自家产业有方,也要求竞争对手必须交出专有技术,实现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再不然就要求外国交出使用者隐私与内容,协助中国监视人民。例如,IBM已经承诺与中国分享技术,LinkedIn也同意中国官方审查中国境内的内容。

对中国而言,或许真的“假货”比“真货”好。以民主议题为例,中国认为“中国式的民主”才能稳定国家社会,西方式的民主则会造成国家社会混乱。以社会制度为例,中国也认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比原本马克斯理论的社会主义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目前中国自称在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则,无论笔者怎么看,中国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只不过,万一有西方的社会主义信徒去中国提告,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我想,社会主义信徒应该还是会败诉。毕竟,在中国,做假货肯定比做真货好。

发表在 未分类 | 中国的假货比外国的真货好已关闭评论

枪杀同志是同等的歧视

日前名主持人吴宗宪的节目《综艺大热门》中的“拜托你man一点”单元中,多次以奚落嘲笑的态度使用“娘”、“娘子汉”、“娘炮”等字汇,还以“没有用的男人”评论气质较阴柔的男星,该节目最后让女星票选出“最娘第一名”。这种光明正大的歧视行为,引来许多网友炮轰,也让许多具有阴柔气质的男同志纷纷转贴,他们表示这样的节目内容,和他们从小到大被霸凌的经验极为相近,该节目是在助长霸凌与歧视行为。

另一方面,吴宗宪(不意外地)表示,“他有很多同志朋友”,且认为娘炮这个词没有负面意思。这样的回应,让我不经想到许多反对婚姻平权的保守宗教人士,每每提到同志的经典起始句便是“我爱我的同志朋友,但⋯⋯”,以此句型来说明开脱自己不支持同志权益的行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拥有很多同志朋友并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歧视行为,反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这些歧视性的用词或行为变得理所当然,更可能让人们忽略这些词汇的影响力与伤害性。

语言很有趣,朋友或家人之间,由于有“感情”或“情谊”存在,有时使用稍微带有偏颇的语汇,我们大体上并不会将之视为恶意的呈现。比如说,我也会称呼我认识的gay好友为“妹仔”,引来他们银铃般的笑声;或有时候,弱势族群自主将这类的词汇做反转,呈现出另一种力量,比如说,阴柔的男同志自己说“我就是娘,怎样(然后一定要加插腰挺胸的姿势)”,或,有些较为丰腴的女性自己说“我们胖子怎样怎样”。

纵使语言有这样的生命力与可转换性,但在多数的社会脉络之下,我们提到“娘炮”、“同志”、“胖子”的时候,这些词汇都还是负面的意象居多,要求或期待听者将这些话语转换成非负面的意思,是忽略了长期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并期待个人能超脱于社会影响之外。

如果说,自小我们生长的环境,就是贬抑阴柔推崇阳刚、厌女文化充斥,如何能要求一个国小生、国高中生,在看到《综艺大热门》这集节目时,还能转一个大弯的去批判思考说“喔娘炮也有正面意义而不要负面解读喔”、或是“娘炮也可以很有力量”?这类节目,不意外肯定会让他们更理直气壮地使用这类字眼羞辱同学,近而强化霸凌与歧视,甚至开始痛恨或无法接受这样的字眼放在自己身上。

我并不认为要极端的从生活中完全避免这些用词,就算做到如此,这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尊重,无法促使我们去思考,使用类似辞汇时背后的动机与意涵。讨论阴柔气质男性的方式有许多种,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有成就的“娘男”来分享生命故事,既可以鼓励有相同气质的孩子,也可以让更多人理解,性别气质或性倾向的差异故事,而非使用许多的负面词汇去意有所指地说“男人娘=没用=值得嘲笑=令人觉得奇怪”,来创造节目效果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理所当然的歧视观念。

或许也有人认为,就算是歧视又如何?讲几句话又不会少几块肉?网路上也有人评论,这是箝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与多元尊重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拉扯的两端,任何的自由都无法去逾越对生而为人的平等与尊重。

前两天在美国佛罗里达所发生的同志夜店的枪击案便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50人的死去,还有53人的轻重伤,根据凶手父亲的说法,是来自于“凶手憎恨 LGBTQ 群体”。凶手曾在路上见到两位男性拥抱接吻,因而感到愤怒,或许导致了这场悲剧。更有亲友提出凶手自己本身就是婚姻中同志的可能性,如果为真,那他意图毁掉的不只是这一百多人的人生,更是自己身上那些他从未能接受的部分。

这是一场极端仇恨的结果,或许你会认为把这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有点过度诠释了,然而,不经意的歧视如发展到了极致,确实会引发仇恨,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同志遭遇被殴打、甚至被凶杀的仇恨犯罪,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念头──从“他和我不一样!”、“他好娘好奇怪!”、“他会教坏我小孩”,到“我要让这个娘炮消失在我眼前”、“这种没用的人不应该活在这世界上”,一样的歧视,各种程度的伤害,从同学的霸凌、悲惨的青少年生活到被陌生人殴打、枪杀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不理解与缺乏尊重,一个小小念头。

在自由人权的美国,50个人(可能有更多)因为加入勇于表达真实自我的行列,在一夕之间被夺去了性命,震惊了全世界,也让同志社群惊恐;这样的恶意与歧视,何时才能终止?这一头的台湾,尽情制作“娘炮嘲笑”这样赤裸裸、毫无自觉的歧视节目,没有让谁“当场死亡”,但是又该由谁来为每一个角落里受到污辱、霸凌的阴柔孩子负责呢?请不要忘记,催生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叶永鋕,就是死在这样的歧视之中。

一样的恶意,一样的歧视,用不同方式带来了死亡。要终止这样的伤害,只有靠每一个人彼此理解,学习尊重开始做起。恶质的综艺节目文化必须停止,正如恐怖扫射必须停止,一样迫切。

发表在 未分类 | 枪杀同志是同等的歧视已关闭评论

政府如何协助台湾畜牧业迎战国际市场

美猪美牛进口在马政府与蔡英文政府新旧两朝代之间吵的沸沸扬扬,也可怜了泪流满面的断腿台湾猪。在笔者看来莱克多巴胺只是表面议题,不是真正的核心点。不管是美猪美牛或是地沟油,其实台湾要面对跟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食品安全检验的把关。

瘦肉精百百种 莱克多巴胺已经是安全打台湾大学兽医系名誉教授赖秀穗曾解释过,瘦肉精的成分超过40种,其中莱克多巴胺已经是相对安全的品项。因为残余量不高,在食用含瘦肉精牛肉的人体上,尚未发现有相关的症状。

美国在台协会「美国牛肉与莱克多巴胺的事实与数据」一文中亦说明「针对莱克多巴胺作为饲料添加物来使用,以及这种做法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包括了毒性、生殖异常、致癌性等其他因素,都一一做了广泛的科学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和政府主导的风险评估报告。」。关于瘦肉精上述一文有许多详细说明,笔者就不一一赘述。且根据国人的习惯,食用猪肉跟猪内脏较多,因此关于美猪美牛进口,其实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美猪进口及对国内猪肉商的冲击影响评估。

美猪进口对台湾猪商没有办法造成冲击那么美猪进口对台猪销售有没有办法造成冲击呢?根据在美国食用猪肉的经验,美猪肉质腥膻,即使加酱油做成控肉,都还是难以入口。就客观而言,美猪对台销售有三大劣势:1.需冷冻:因为必须冷冻运送,因此肉质较不佳。

2.腥味浓厚:美猪宰杀没有放血的习惯,可是猪肉本身是白肉,因此血液都留在猪肉内时会导致口感不佳且腥味厚重。3.品种不良:美猪在美国的食用者数量少,因此针对美猪的育种自然没有像台湾花大量的心思。台湾猪只的育种已有40余年的历史,民国61年(1972)也创设“农渔牧综合经营养猪专业区”大力推广高瘦肉率遗传型猪种LYD。

之前新闻报导食用莱克多巴胺会导致猪只跛脚,跛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食用莱克多巴胺,是因为猪种LYD天生的基因缺陷。猪种LYD即使不食用莱克多巴胺也一样出现与肌肉骨骼生长有关容易跛脚的症状。只是因为该症状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研究相符,因此第一时间才被误判成食用莱克多巴胺会造成猪只跛脚的乌龙。

在市场经济学上,消费者消费的,并不是“最便宜的”商品,而是“最划算的”商品。因此虽然美猪可以强打价格低廉,但是由于口感实在与台猪差异过大,加上台猪有在地优势,因此就经济销售面来说,台猪的CP值高出美猪许多。

因此笔者也向农委会曹主委建议,可以先针对美猪与台猪进行消费者调查,做好美猪进口对台湾猪商的冲击评估,相信可以让台湾猪商对美猪进口一事,放心许多台湾民众不只不相信美猪,对台猪也不相信有趣的是,即使新闻追打美猪议题这么久的时间,但在2016年6月3日三立新闻网的新闻报导:“有75.8%的民众不相信本土猪都不含瘦肉精。

⋯⋯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拿出“国家环境毒物研究中心”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示在美国牛肉进口之前,台湾人的尿液抽检样本中就含有比莱克多巴胺毒性更高的沙丁胺醇(沙丁胺醇的毒性是莱克多巴胺的一百倍)、西马特罗、妥洛特罗、希帕特罗等4种瘦肉精。

这份报导指出在安检不全的状况下,消费者无法分辨食品是否真正安全,恶劣厂商趁机鱼目混珠,才是造成优质猪农无法生存,国人担心进口肉品的安危真正主因。所以针对此真正议题,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  健全肉品安全检验及标示:2012年2月13日和3月5,林杰梁医师表示,孕妇与患有心血管疾病者,不宜食用含莱克多巴胺的肉类。因此根据不同食用者,可以标示不同莱克多巴胺检出量,综合的各国的检出剂量标准,可分级标示为:1级未检出(2.5ppb以下)2级0~5ppb3级5~10ppb清楚标示检验范围,让消费者可以自由因个人需求选择。

2.  开放莱克多巴胺使用: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示在美国牛肉进口之前,台湾人的尿液抽检样本中就含有比莱克多巴胺毒性更高的沙丁胺醇。表示为了竞争,商家有使用瘦肉精的需求。因此适度开放较安全的莱克多巴胺加入饲料中使用,但是对出售的肉品进行严实的安全检验和分级,避免商家为了竞争走险使用更不安全的瘦肉精。同时也可以保障消费者与有无使用瘦肉精的各级商家。

3.  本土饲料改良推广:多处媒体报导有些牧场用次级农产品做为猪只饲料,也曾有研究添加本土甘薯等作为饲料。农委会其实可以建立次级农产品或滞销品及果皮回收作为饲料用的管道,不但可降低饲料价格,同时可以保障农民生计。 

4.  引入静电浮除等净水技术,保护水资源:如果要增加在台养猪养户的优势,可从增加养猪数量以及附加价值着手。但是养猪造成的废弃物的问题会导致养猪数量的限制。曹主委在养猪废水的处理上有相当良好的经验方法。过去曹主委在担任屏东县长的时候,有两件伟大的创举:一是协助淹水受灾户的养水种电,二是养猪废水处理的静电浮除。

其中静电浮除可在第一时间将废水的液态与固态分流,消除养猪废液的气味,另外,分流后的废液以及固态可以再利用作为沼气发电及水栽养殖,不需将废弃物排入河海,增加养猪的利润空间同时保全环境。笔者谨以上四点建议政府能以积极面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台湾畜牧业者的竞争力,培养台湾自产商品有强健的体质面对全球市场,会比消极抵制走得长远。

发表在 未分类 | 政府如何协助台湾畜牧业迎战国际市场已关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