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假才对不起国家民族?

廿九日风雨变小了,不但让南部的首长免于被骂成猪头,就连昨天新北市与台北市决定放半天假的这种决策都显得英明起来,但是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要先批评做出放半天假这种决策的人。

会做出这种决策的人,应该没有那种南北奔波就为了赶上班、赶上学的生活经验吧!会下达这种二十九号上午放假下午上班上学的指示,再一次让我们见识到,一群生活圈大多局限在北部的高级知识菁英,就是会做出让我们傻眼的决策。虽然昨晚新北市与台北市从善如流,总算宣布放二十九号一整天假,但针对“仅仅允放半天假”这种决定,笔者还是要批判。

会做出这种决策的人,他们想必不知道,这次杜鹃台风的强大风雨已经造成许多人必须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来清理家里,马路上也一定会有很多垃圾;他们想必不知道,为了二十九日下午要上班上学,台湾二十九日上午整个交通系统势必会超级爆满。可是大家仔细想想吧,二十九日上午可能还是风雨交加呢!

搭高铁?搭台铁?搭公车?搭飞机?自己开车?这岂不是要驾驶员和乘客一起玩命吗!更遑论杜鹃台风的风雨很有可能对我们的交通设施做出重大破坏,路可能断,桥可能塌,他们有想到这一层吗?

问题不只是思虑不周,从这种仅仅允放半天假的决策中,我看到的不是魄力,我看到的不是精准,我看到的只是一种迷信——一种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计算得很准的迷信。我必须痛苦地说,就算台湾的交通系统都很耐用,经过大风大雨的攻击以后仍然完好无缺,难道杜鹃台风的风雨就会准时乖乖地在二十九日的凌晨左右离开新北市和台北市吗?气象预测有它一定的误差,我们必须考量到这个误差,因此我们必须料台从宽,这才是万全之策。

更别说新北市和台北市经过此等大风大雨的摧残,笔者实在不敢去猜测会有多少摇摇欲坠的招牌会在何时脱离它们所附着的建筑物。每个人为了赶在二十九日下午上班上学,早上可能整个马路上都塞满了人和车子,这时候一块大招牌如果掉下来,请问又要砸到多少人啊?

所以,南部的首长决定不放假,我并不认为这是个英明的决策。我的看法还是一句老话,料台要从宽。我反对不放假的理由,就跟我反对放半天假的理由差不多。交通系统会有损害,气象预测会有误差,摇摇欲坠的招牌可能会掉下来,有些人家里需要清理或处理善后,这四个理由让我坚决主张二十九日应该要放整天假。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允放半天假”这个决策让我们对所谓的“面面俱到”又有了新的体验。有人就是想要同时满足主假派和反假派,才会抬出这个奇怪的决策。这让笔者想起网路上的一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某一天“主张二加二等于四的人”和“主张二加二等于五的人”争论不休,此时一个号称中立的人跑出来大声嚷嚷说:“大家不要吵了,我是客观中立的公道人,我现在主张二加二等于四点五,这样可以了吧。”这个笑话拿来对照这种“仅仅允放半天假”的决策可就让人笑得无奈了。

其实,退个一万步来说,风雨变小却放了一天假,那些财团的大老板们顶多嘴巴碎碎念罢了,他们的公司难道会因为少做一天生意就倒闭吗?可是,要是在大风大雨中,人民因为要上班上学而导致出了什么差错,请问谁能赔得起啊?请问不可逆的伤害能补救吗?孰轻孰重,不难判断。像今天这样没风没雨,我会说那是台湾人运气好,我并不会说南部的首长比较英明。

我知道台湾人很不理性,这多少导致了政府决定要不要放假都会被骂,但是看看廿八日的风雨吧,高估风雨多放假和低估风雨出人命,哪个会被骂得比较轻,不难判断吧!所以我在这里要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台湾人,气象预测就是有它一定的误差,假设真的高估了风雨而多放了一天假。

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台湾人平常工作已经很累很累了,趁这个多出来的假日好好休息或者是陪陪家人没什么不好,而且别忘了,真的有人需要一天的时间来清理家里或处理善后,毕竟在台风天,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全身而退的。如果政府以后又高估了风雨而多放了一天假,我建议台湾人还是不要骂了吧。最后我要告诉柯文哲,你终究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你最后决定放整天假是对的,但是你差一点就真的要对不起国家民族了。奉劝所有行政首长,不要再下达这种放半天假或不放假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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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决策并非赌注

位于亚热带的台湾,一年台风何其多,却鲜少像这回杜鹃台风引来全台挞伐。判断是否达台风假之标准,需要气象局科学的台风路径潜势预测评估;数据是死的,地方首长绷紧神经开会讨论的考虑要件除了人民财产安全的维护。还包括放假对于依照国家行事历排定的工作所造成的延宕,对企业工厂的运作停摆造成的损失。

不仅考验着决策者对未来不可知的理性判断,更考验着决策者对于受众的人性体谅;决策者的难为,就在理性与人性间拔河,“决定”更是在台风假决定、政治决定、民意决定之间的一场赌掷。杜鹃台风来袭时,适逢中秋返乡团圆潮,交通部原预估国道涌进280万辆车次,28日收假预计达高峰;然而,却遇到台风搅局使得航班大乱,造成超过36万人受到影响。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评估放假与否的时候,并没有将返乡必得拉长的时间、受到风雨影响及交通管制被迫延宕的时间,使得原本安排好回程的旅客受到突如其来的停班停课时间与原本安排妥当的时间之变动,28日收假最后一天,双铁陆续停开,而空中交通也有超过400个航班取消。拿笔者来说,放弃三点停驶而洛阳纸贵,塞成一团像逃难的高铁,费尽辛苦抢到周一晚上近九点的客运。

晚间六时后,却宣布国道客运全面停驶,复开时间不详,这时台北市是否放假尚不明朗,返南游子面对隔天要上班却不知如何归返的心情就这样紧盯着新闻跑马灯和网路讯息。此时,只考虑这三个都会通勤网络的北北基,却决议29日下午正常上班上课,从南部回台北上班上课的游客最快要两个小时,高铁如何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含纳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到公司学校,而不被记旷职旷课扣薪水的芸芸众生?

就更别说高昂的高铁费、没有高铁或台铁的城乡运输、每逢风雨就断线封路的东部交通等等所凸显的阶级不平等。然而,这个时候的高铁比灰姑娘赶十二点的南瓜马车更珍贵,复开与否仍没定数;过了两个小时,北北基峰回路转,全天停班停课,高铁宣布隔天中午复驶,大家又冲到便利商店或高铁站狂抢车票,难民现象再起。

台南跟高雄的情况也不遑多让,原本九点宣布的台南市也迟至九点半才宣布正常上班上课;高雄市也在晚上十点宣布同样的决定而引发南部民众的不满。不管是北北基还是北高,期待赚到台风假的民众虽有之,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是放假得失,而是交通大乱影响的不是只有由南返北的民众,同样也有从四方无路回家的旅人;就甭说北北基的下午恢复上班上课,短短三、四小时一再造成民众栉风沐雨、劳顿奔波之不便,而缺乏完善托育、托老的社福政策,更使得突然的变化让人民家务托付的问题更显严重。

笔者期许台湾的执政官员,数据预测固然重要,我也知道,“决定”并不容易,是理性评估,也是运气拚搏;事后诸葛来评断放假决策的成败与否,不仅是将市民的财产安全置于博弈的投机态度,对于台风假日的无风无雨,又发出“对不起国家民族”的轻佻言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整个中秋假期才三天,一个月前就开始抢票,遇到杜鹃台风,抢票的情况接二连三,全然出在于缺乏连假意外状况的预防措施!台铁西部电气化至今37年、东部太鲁阁号营运至今第9年、高铁通车8年,台湾人最重视的团圆三大节,每年皆有之、每年抢票依旧,夸张的是,直到杜鹃台风袭台才由今年一月甫上任的交通部长陈建宇在29日的公开致歉“未来若遭逢台风影响,重要交通运输应变计画将提早确认,并于陆警发布同时启动应变SOP。”得知,原来交通部在规划节庆连假的售票机制时,只在意卖了几张票、能加开多少班以容纳更多人,对于意外规划全然阙如!

杜鹃台风对交通部、北北基、台南、高雄等几个决策首长的批评,不在于“假日”本身,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三:(一)地方政府决策的朝令夕改,缺乏对收假北返乘客的周全思虑;(二)马政府沈睡不醒,迟来的道歉不是道歉;(三)中央(行政院、交通部)与地方政府缺乏协调共识。

我相信,在岗位上的地方首长在面对无可全然预估的天灾判断,都已经尽到最大努力,要让各方的损害降到最低;同时,也对在秋节期间及台风造成的交通大乱,牺牲与家人团圆在工作岗位服务大众的工作人员致上最大谢意。由衷期待,杜鹃台风凸显的交通问题,能让中央与地方在未来的行政协调上更臻谨慎周全,让台湾享受服务的旅客与服务旅客的工作人员,都能因此共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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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伊斯兰国”不是以色列

9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于海参崴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中首度公开承认俄罗斯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大量的军事培训与物资与武器。在那之后,有关俄罗斯增派地面部队前往叙利亚、修缮空军基地的卫星照片逐渐曝光:坦克、运输机、轰炸机、军营、上千名士兵……。

当西方各国政府与媒体都在猜测俄罗斯是否要出兵介入叙利亚内战之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赴联合国大会之前,先前往莫斯科与普丁碰面。叙利亚内战已经长达四年,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各派势力全部搅了进去。四年过后的现在,除了清楚的养出极端政治组织“伊斯兰国”,制造出数不尽、让西方吃不消的难民,以及阿塞德政权跟打不死的蟑螂一样苟延残喘之外,局势混淆难清,看来永无止尽。

在这种状况下,一直对于叙利亚内战不动声色,并且被视为是中东亲美势力的以色列,在会谈后与俄罗斯建立起军事合作机制,避免双方在叙利亚境内军事行动上产生误解与意外事件。这则新闻公布之后,随着俄罗斯出兵的动向与意识愈来愈明确,也愈来愈多台湾朋友在我的脸书上询问以色列与俄罗斯合作出兵攻打ISIS 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以色列攻打ISIS ”的想法看是合理而且顺理成章,但以色列总理BiBi赶在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大动作之前先跟普丁达成协议,并不是为了ISIS ,而是为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

“真主党!?”当我这样回答时,朋友总是要这样回答我一句。为什么是“真主党”?他们在叙利亚内战的角色是什么?以色列总理为什么要特别跑这一趟?谁是逊尼派?谁是什叶派?在面对复杂的中东情势时,一个可以概分的方式是先搞清楚谁是逊尼派(Sunni),谁是什叶派(Shiite),由此大概可以得知回教派系之间的合纵连横关系,虽然同派系之间也常在打仗、不同派系之间也常有议题合作。叙利亚长年来由少数的什叶派领导者阿塞德政府统治大多数的逊尼派人民,阿塞德所属的什叶派支派“阿拉维派”只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7%。在中东,比较有势力的什叶派政治势力还有伊朗与真主党。这三个政权目前跟俄罗斯的关系都算是友好。

所以很清楚的,在叙利亚的内战中,俄罗斯、伊朗与真主党一直站在一起支持阿塞德政权,而欧美与波湾阿拉伯国家的逊尼派(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则强力反对叙利亚政府军。而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外国国家,面对叙利亚的“家务事”,插手的方式还是使用“外交管道、金援、武器以及军事训练”,打仗的、逃亡的、死亡的,都是叙利亚人。

内战持续了四年,然而在阿塞德节节败退之后,2013年黎巴嫩的真主党开始入境叙利亚协助政府军打ISIS,这样一来,对于叙利亚内战没有反应的以色列,开始紧张了起来。以色列与真主党战火未曾停止过。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与统治南黎的真主党之间的战火未曾停止过,状况与加蕯的哈玛斯差不了多少。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上台之后,则与以色列处于“冷和平”,阿塞德虽然与伊朗常常设法运送军火给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却没有兴趣与以色列正面开火。而内战使得叙利亚政府军的管控力量大减,真主党进入南叙之后,内战中“不小心”落入以色列北部边界的飞弹与火箭突然变多了起来。

虽然四年来以色列情报局不见得每次都可以确定从叙利亚飞入以色列的武器是由那个集团打出来的,但以色列政府的态度却一直很清楚:“不管是谁打入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就是找叙利亚政府算帐!”俄罗斯与以色列各自想要什么?

近年来,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恶化,欧盟因为各种政治因素对于俄罗斯与以色列的经济封锁与产品杯葛,都让以色列与俄罗斯建立起更多的交流与利益关系。这两个国家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某种程度上也都在外交上避免造成对方更多的麻烦。

俄罗斯打算要大力帮助阿塞德政权一事,以色列没有任何意见,但是以色列一方面希望俄罗斯不要将武器转给真主党(并且阻止伊朗把武器转给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另一方面希望以色列与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冲突,不要波及到俄罗斯军方,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在以色列的战史上,曾经误炸过俄罗斯的军队车辆与美国的舰队,对于以色列这种在强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而言,这种错误都可以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

对于俄罗斯而言,阿塞德政权不只是亲俄,而且还提供了塔尔图斯港,这让俄罗斯可以保有地中海海军力量。目前阿塞德政权状况不好,普丁在对抗欧美与海湾国家之余,完全不想与“亲美”的以色列为敌,这个位于中东的军事小强国,如果不出兵/出声反抗阿塞德政权最好。而BiBi在跟普丁的会谈中,也清楚告诉普丁“以色列不在乎叙利亚由谁主政,阿塞德或其他势力都好,我们只在意国家安全”。

而在这场权力战争中,如果可以把以色列从美国身旁拉离一点更好,在会谈中普丁提到:“我们注意到对于以色列的炮击,也谴责这样的炮击。我们会对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负起相当的责任!”最后他还提到:“我还注意到有很多前苏联的人民移入以色列居住,这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有特殊的影响。

看不到和平的叙利亚,至于ISIS,就留给强国们去处理吧!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后,可以预见的是战事将会变得更复杂。欧美与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各有各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考量,各有各自对于中东未来的预想。我本人十分反对ISIS,但这个组织曾经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 :“中东国家的边界是虚假的!

西方殖民后在中东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在现代政府的空架构之下,促使人们行动的还是宗教派别与种族冲突。伊拉克在强人之后,留下的是分崩离析成三大块,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欧美打溃阿塞德后,叙利亚也很难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并不是说阿塞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就有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要问我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内战与难民问题是不是就可能被解决。我跟大部份的以色列人想的都一样:很难!ISIS不见得会被消灭,叙利亚很难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对于以色列而言,目前叙利亚的局势与参与的所有外国政治势力都对她不利,她能做的是继续在夹缝中努力不被战火波及。至于打败“伊斯兰国”这种事,就留给欧美与俄罗斯这类的强国去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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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不相逢

还不到九点,白日里热闹的街道静了,店家拉上了店门,街道安静空旷了起来,只剩下一两家饮食店还有三四位用餐的客人,空出来的街道,成了有氧舞蹈的露天教室,一群妈妈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轻便衣服,在街灯下跳起舞来,这种情景,我想前辈画家郭雪湖一定不曾想像过。

我从巷子里进到酒馆,和我通常从大街进来的路径不同。酒馆是老街里仍在营业的店家,连接大街的通道已关闭。约这个时间碰面,大概是中年男子才有的约法,当国事家事天下事都安顿好以后,像白日沉淀的喧嚣,这些男子们报备后出门,前往约定的酒馆,好像进行着一场革命的密谋。

推开酒馆的门,酒客两三位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墙的棒球比赛,在等人的空档,我也看着球赛,好久没有这样看棒球了,自从小学毕业以后,就很少这样看着球赛,那颗白色的棒球,带着梦想和希望地穿越上空,穿越太平洋,曾是少年时期最大的寄托。

我好像没和人这么约过。通常是从晚餐后一路下来,只约小酒馆碰面,于我是全新的经验,当然,我并不是第一天喝酒。前一阵子读一位朋友的戒酒文,读得我酒虫蠢动,简直就是劝酒令,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我挑了四个人的坐位,等着朋友们到来。有二位朋友是从没有见过,却感觉很熟悉;脸书拉近的距离,像这夜晚的空间感,有点不真实。想想,这也是第一次网聚,和过去的我有点不同,我向来缺少冒险犯难和勇于尝事新事物的精神。

朋友C来了,和脸书上的照片没有太大的出入,很快就聊起来了,从一本我编过的书聊起。我也只能谈书或许谈一点电影。我忘了我是从何处加了这位朋友?彼此加为朋友又是为了甚么?分享共同的价值和兴趣吗?

没多久,朋友Z也来了,他是唯一所有的人都认识和说过话的人。我一直知道这个秀异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街头,他骑着脚踏车,穿着白衬衫和深色长裤,文质彬彬。他点了一瓶红酒,我们先开瓶醒酒,等着朋友H的到来,如果他最后没有出现,那么,这个夜晚就会像是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充满了等待和悬念。我们继续聊天,聊着时事以及这个街区的变化,然后,朋友H出现了,就像个住在附近的街坊,家常的衣着,很自在地晃进了酒馆。对这个好像认识,但其实没见过的朋友,我想第一句话应该说甚么?没说甚么,我挥手,微笑。

曾读过一本书,《六个人的小世界》,在一起喝酒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出自同一所高中;有二个人,后来想起来,原来曾一起当过高四同学;有二个曾是同事……。很自然地聊起了淡忘很久的高中往事,打架,翘课,扁钻,黄色小说和党外杂志。突然觉得很有趣,我和一个朋友长时地走着相同的路,上同一个国文老师的课,相隔一年,却彼此不认识;而我以为完全不认识的新朋友,在多年前的罗斯福路上的补习班,竟然是同学。

就在闲谈间,忽然看到电视墙的萤幕上,出现一颗球往全垒打墙飞,在飞越之前,被防守球员的手套截获了,但强劲的球速让球又从手套飞出,碰到全垒打墙上,又从墙上弹回了手套,太不可思议的一球。这一球算是接杀吗?这不可思议的一球,把所有的谈话停住了,也把台湾队的气势停住了,改变命运的一球。这个最终判决超乎我的常识,却意外唤起小时候深夜起来看棒球时的兴奋或沮丧。

闲聊间,三个小时过去了,一场球赛打完了,酒也喝完了,酒馆也要关门了。非常安静的夜晚,没有风。从小酒馆的天井往上望,还可以看见几颗星星。四个人走出酒馆,骑脚踏车的朋友骑着车离去了,剩下的三个人,继续往路口走去,在繁华的路口,我们分手了: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而我往东,朝着双连的方向,慢慢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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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法国?反恐制变首重情报能力

11月13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攻击,震惊全世界。我们除了表达哀悼之意以外,有一个问题值得探究:何以是法国遭受攻击?恐怖份子选择目标的标准是什么?有些分析家会将问题的根源指向宗教冲突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敌意。但是,这似乎无法完全解释是法国、而非其他西方国家遭受恐怖攻击的原因。事实上,倘若真的是IS所策动,则西方国家基本上对IS来说都是一丘之貉,法国并没有表现得更加比美国、英国或加拿大强硬,以色列则更是长年宿敌,纯就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来说,更是必须予以惩罚的国家。

事实上,恐怖份子选择攻击目标时,各国的反恐能力是恐怖份子考虑的关键因素,因为恐怖攻击也是需要高度协调、准备及大量资源(对恐怖组织来说)的复杂行动,恐怖团体不会轻易浪掷他们的人命、资源及“出其不意”的机会。而反恐最重要的,莫过于情报的灵通准确。因为大规模的恐怖行动需要事先周详的计画,经常会派遣人员先期前往调查各项环境,建立安全的联络方式、足以进行参谋作业和储存武器的安全藏身所。

如果有机可乘,才会进一步形成计划,并集结该国内外有能力遂行攻击的人员──一部分人负责建立安全庇护所,提供所需物资;一部分人负责勘查地形、搜集情报和拟定行动细节,一部分直接执行行动;除非完全有去无回的自杀攻击,还需要有人在攻击发生后对执行者实施接应、湮灭证据,掩护脱逃。

因此,今天各国最重要的反恐能力,就是情报能力。若事先能掌握恐怖份子的相关情资,让他们进不来,进来了也难以藏身,即使能藏身也难以展开恐怖攻击的准备,并且设法掌握恐怖份子可能的攻击目标、攻击手段和攻击时间,则反恐成功的机率就大大提高。若缺乏情报能力,让恐怖份子能顺利入境或保持组织祕密,而后逐渐增派或在地成功招募,恐怖活动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特种部队虽然经常被各国作为反恐实力的象征向外展示,事实上各国特战部队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更不可能长期在全国所有可能遭恐怖攻击的地点严阵以待,因此特种部队的精良与否,未必是能吓阻恐怖分子的因素。恐怖分子也不像电影中描述的,是以和特种部队正面驳火为目的,能回避还是尽量回避;同时特种部队上场时,可能已经是恐怖活动对社会和人民造成伤害的时候。英国在马来亚、肯亚和北爱尔兰多年的内部安全经验证明,若能事先掌握情资,即使只是部分情资,只要对攻击目标和手段足以提供预警,即使中等程度的军队和警察都能阻止和减轻恐怖行动的发生与伤害。

情报能力弱的国家,自然比强的国家更难以侦知和阻挡恐怖份子,而恐怖组织除非有极强烈的政治需要,不然都会视在各潜在目标国家的活动难易程度决定攻击目标。

同时,即使是未积极参与反恐的国家,都有可能被恐怖份子用来作为训练和实验的地方,因为这类国家未参加反恐战争,所以在情报的搜集能力和与美国等执行反恐战争国家的情报合作上,可能都会比较低;其政府和军警可能也比较缺乏战备意识和实际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反恐是維護人類價值,促進國際合作的重要工作。有鑑於國人反恐意識尚未普遍建立,我國尚無制定反恐專法,亦無設置反恐的專責機關,一旦遇到恐怖攻擊,將涉及各相關機關的統一指揮權限、相互分工的權責以及機關間相互協調之機制,究竟是否足以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新形勢的變化?不免令國人擔憂。

本院基於職責,對於反恐作為無論在事先情資的掌握、國際間合作的加強、國際洗錢防制以及國家重要設施、民眾經常聚集場所如機場、車站、劇院、商場等地的安全維護,國際人士入出國境的安全把關等工作,均有責任要求行政部門予以重視,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爰立案調查,以釐清有關機關是否已善盡維護國人安全的責任,並將從整體制度面進行調查,期能促使行政部門予以重視,並建立我國完善的反恐機制。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國家安全局、外交部、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重大危安事件9大緊急應變組相關中央部會及五直轄市地方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並詢問行政院、國家安全局、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科技部等機關人員並分別諮詢反恐怖主義專家學者後,進行現場履勘桃園國3際機場及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憲兵指揮部憲兵特勤隊反恐裝備、訓練設施及訓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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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后谈十二强棒球赛的得与失

棒球场上有句名言:“最爽的是赢一场比赛;次爽的则是输一场比赛。”既暗示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同时也提醒我们,输或赢都有其启示与意义。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代表队很可惜无能晋级。但衡诸整个比赛过程,球员们充分展现以往所欠缺的坚强靭性,几乎每场比赛都让对手挣扎不已,这证明我们的选手在“心智”层面已有显着的提升;至于在“技术”层面,除了打击火力技惊四座外(美中不足之处是高国辉与林益全的长打威力没有发挥),几位主战投手,诸如郭俊麟、宋家豪、陈禹勋及陈鸿文等,表现可谓十分抢眼。

然而为何最后结果仍不如人意?说穿了仍不外是“技术”与“心理”层面的问题。虽说任何赛后的检讨都不免事后诸葛之讥;但棒球毕竟是有条理的运动(美国棒球名人Bill Veeck的名言),输赢总有原因,找出一场比赛的胜负关键,并非为了追究责任归属,而是为了避免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五场比赛看下来,台湾代表队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守备。现任白袜队电视转播员的前美国棒球明星Ken Harrelson曾说:“棒球是唯一在进攻时,球权由对方手掌握的运动。”(Baseball is the only sport I know that when you’re on offense, the other team controls the ball)换言之,持球的一方名为防守,却拥有主导权,也无怪乎棒球专家一再强调:“防守即是最好的进攻。”扎实的防守能间接提高球队进攻的士气。

相反的,守备失误则经常是压垮军心的元凶。这次台湾队在守备上虽偶有佳作,但整体而言并不突出,几次内野手处理失当(包括漏接、转传不够迅速及防守过于被动等)不仅令球队陷于险境、甚至间接导致最后输掉比赛。以中、波一役为例,波队的守备明显优于我们,判断明快、移位迅速且传球确实,几次美技更阻断了我队进攻气势,所以当打击相当时,守备就决定了最终的胜败。

其次,我们的速度明显不足。速度绝对是棒球场上最具守备威胁性的武器。快速与积极的跑垒会造成守备方极大的压力,进而造成失误。很不幸的,依我陋见,台湾队恐怕是此次赛事中跑垒速度与积极度壂底的球队,以致不仅无法威胁对手守备,更无助于己队的向前挺进。也或许正因如此,所以教练团才不敢在关键时刻祭出打跑或强迫取分战术吧?而与此战术息息相关的,则是触击。遗憾的是,我们的触击也是后段班水准。

即便是在大联盟,“小球战术”也都是登堂入室的绝招,就算是拥有“布朗克斯轰炸机”(Bronx Bombers)美誉的洋基队重炮部队,也经常栽在惯用小球打法的天使队手上。可以说,触击几乎已是棒球选手都必须精学的门道,特别是“突袭短打”(push bunt)。但不论是在中职比赛,或这次世界十二强场上,台湾选手的触击总是令人捏把冷汗,等于少掉一项进攻武器。

至于投手,台湾队的牛棚深度总是处在捉襟见肘的窘况,能独当一面的强投寥寥可数。如果打进八强、四强,战况更形激烈,投手该如何调度,不免令人忧心忡忡。虽然这多少是因许多好手(如王建民、陈伟殷)婉拒加入所致,但却也暴显出国内投手养成青黄不接的问题,相较于邻国日韩新生代强投辈出的优势,台湾基层棒球教练们该认真思考如何迎头赶上了。

谈到情搜,也一直是我们的弱点。今年美职世界大赛第五战,皇家队Eric Hosmer在九局上趁对手传球时突击性冲回本垒,将战局逼至延长赛、进而赢得冠军,可谓扎扎实实为“情搜”的重要性下了最佳注脚。因为球探报告显示,大都会队一垒手Lucas Duda在情急时传球易生失误,Hosmer显然牢记在心,也适时运用了这则宝贵的情报。反观台湾队,第一场与荷兰交手时就暴露了情搜的不足。

荷兰打者明显惯于推打攻击,我们派出的左投陈冠宇的球路正合其味口,加上捕手配球调整太慢,以致前二局就让台湾队落居下风。赛后笔者一位脸书朋友po文说,早已有人指出当天荷兰的先发第七棒只擅打直球,但为何我们的投手却仍不断投直球对付他。

最后,笔者建议未来的台湾队教练团,既然临场调度的对错总是事后才会知道,那么不妨偶尔换个手气试看看,特别是当球赛陷于僵局、而轮到上场的球员状况明显不甚理想的时候。例如张志豪在前二战代打时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但中波之役几个关键时刻,却未见教练团派他上去试试,未免有点可惜了。当然,球员与教练们都尽力了,虽然我们的棒球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相信球迷还是由衷感谢这群选手们努力的付出,而这也是鼓舞台湾棒球继续强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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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律师不是坏人,但政治人王如玄

即将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搭档,角逐2016台湾副总统职位的前任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律师,绝对不是个坏人。在很多方面上,她甚至是个极好的好人。现在许多人只记得她是那位毫无经济学概念与劳动市场常识、率尔制定22k政策,以至于全面拉低年轻人起薪的“罪魁祸首”,却忘记她也曾是拥有理想的女权斗士。

王如玄非常关心受暴妇女,不然她不会在1991年加入吕秀莲组成的“新女性联合会”,以律师身分投入女性社会运动与司法改革。1993年,她担任长期受家暴女子邓如雯杀夫案的主辩律师之一,这是她首次受到媒体镁光灯的青睐。邓如雯行凶时年仅22岁,以铁锤杀害了睡梦中的丈夫,而这所谓的丈夫,正是15岁开始就强暴她的“家中友人”,是母亲开槟榔摊时认识的商人。

邓如雯案就结局而言是失败的,法官并不采纳律师团提出的精神耗弱抗辩,但出于同情,令邓如雯仅服刑一年半即出狱。奇怪的是,这份判决全文也从此自司法检索系统中消失,再也无法查阅,维基条目一再被人往错误的方向窜改,暗示一些从未发生的事实:“陈水扁与邓如雯案有关”、“谢长廷与邓如雯案有关”,这些非常不符合常识的流言,取代了真正应该被重视的家庭暴力与性侵害问题,成为某些政治狂热者的焦点。

1996年王如玄再度自告奋勇帮助弱势女性,义务协助遭强暴的菲律宾女佣控告雇主,这是国内首件外籍劳工控告雇主案。之后或许她感受到作为律师翻转体制不够有效率,因此她开始主导编写《女人六法》,并且与其他有志之士一起推行“两性工作平等法”。2008年,她进入行政院,成为劳委会(现已改制为劳动部)最年轻的阁员。虽然劳资纠纷显然不像性侵害与家暴议题那样,是王如玄律师的关心与擅场,但这样有理想又坚定的法律专业人士,即便不真的那么关切劳工议题,又怎么可能对台湾社会带来什么伤害呢?

殊不知,不到一年后,满怀正义感的她,就把年轻人亲手送入了地狱。2009年,身为劳委会主委的王如玄,为了解决帐面上的失业率问题,推出治标不治本且后患无穷的“22K大专生企业实习方案”。起因当然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不景气席卷全台,众多科学园区都放起了无薪假。而这个欠缺深思的政策,要求企业以二万二千元月薪雇用大专毕业生,企业每聘一人补助一万元。这项政策就其本意。

就是字面上所说的那样,为了提高企业雇用新鲜人的意愿而诞生。但造成的效果,却是之后六年的大专毕业生起薪实质倒退。不是倒退一千、两千,而是与陈水扁任内相比,大学生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平均倒退了五千至六千元,约占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十。

坦白点说,这项由马英九总统认可、王如玄主委推出的劳工政策,导致了大学生全体被标上一个难堪的贱价:22k。但为何看起来是福利的东西,却会成为毒药?简单说,王如玄并没有考虑到任何劳动人权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也就是“定锚效应”。一个初始的模糊概念,将会铺天盖地的决定之后的定价。

22k事件并非恶意导致的结果,它纯粹是一件好事,被一个极好的人,用无知的方法,变成了灾难。没有人会认为愿意为受暴妇女赴汤蹈火的王如玄律师,真心想要整死刚出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但问题却是在于,身为劳委会主委的王如玄,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她在2010年《天下杂志》的专访中,针对高教议题,严厉地批评:“若没有22k政策,这些人连一毛都拿不到。”

这言论是何等的傲慢?又是何等的残忍?这真是1991年初出茅庐加入“新女性联合会”的那位理想主义者,那位年轻的女律师,可以预见到的自我转变吗?而同样的,她甚至在卸任前达成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史无前例的以国家对工人施压之姿,对弱势关厂工人提起诉讼,追讨他们度过残年的老本。

在她分明有其他选择,也“应该”秉持道德良知做出其他选择时,一度的人权斗士王如玄选择了站在石头的那一方,引发全国关厂工人连线不得不让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太太到台北火车站卧轨抗议,而她对此却毫无歉意。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改变了?果真是权力腐蚀了她?像是那句陈腔滥调的说法真,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还是北一女毕业、台大法律系毕业、辅大研究所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的她,从来都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个样子?她关心受暴女性是否能成功离婚,但她不关心躺在肮脏冰冷的火车轨道上,只求退休金不要被政府讨回去的那群蓝领女性。

王如玄到底是谁?她觉得自己是谁,而我们又觉得她是谁?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应该相信,身为律师的她决不是一个坏人。但我们不应该相信,“身为律师以外”的她。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办法向我们证明,碰上政治时,她还能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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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制马英九先生偷渡“一中原则”

马习会是国民党历来最娇生惯养的领导人与中共最好勇斗狠的领导人之间的对垒,马先生一开始就没有赢的可能,只有摇尾乞怜的份,只是大家没想到结果比预期更恶劣。中华民国的图腾不能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出现,所以中共的央视在马习会相关报导中将马英九的中华民国胸章用马赛克遮盖着,而马英九也不敢坐带有象征性的总统专机到新加坡。

国民党人媚共访中的时候不喊中华民国,到了第三地也不敢说一声中华民国。不少名嘴及在野党人士只顾拼命维护中华民国及痛批马英九令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销声匿迹。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中华民国存不存在,而是马英九附和中共而直接提出的“一中原则”等于是要谋杀台湾这个政治实体。

按照苹果民调,马习会前分别有五成三及三成九受访者反对及支持马习会,而马习会后的第一时间民调显示,四成八的民众不认同马习会,认同的是大概四成二。不认同的比例在马习会后降低了,这反映民众可能低估了马先生在公开谈话中主动宣示“一中原则”之严重恶果。更令人惊讶的是,马英九在11月13日的全国记者会中悄悄偷渡了“一中原则”进去本来就是虚构的“九二共识”里。

中共所谓的“一中原则”分为三个部分: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3.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马先生承认“一中原则”不只等于擅自消灭中华民国,更是将台湾的主权置于中共政府底下。令人担心的是,“一中原则”往往被误认为跟美国“一中政策”是一样的。

美国“一中政策”的精神是基于1972年上海公报的宣示:“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此一立场”。值得注意,这里所指的不是两岸的所有人及种族,其意思是美国知道分别在中共及国民党统治底下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民众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挑战此立场,但这不代表同意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更不代表支持中共政府拥有台湾这非管辖地主权之宣称。

同理,美国也不可能挑战台湾里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民众之立场,所以才会出现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的二月克林顿总统所重申“台湾前途要有台湾人民的同意”的主张,此类说法的前提当然是台澎地位未定论。

美国“一中政策”的展望当年带领中国人难民来台湾的蒋介石不放弃“反攻大陆”的说法,反而坚持宣称代表支那土地上的中国人。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这样的妄想脱离现实愈来愈远。中华民国最终被驱逐出去联合国,原来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之后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愈来愈少,主因正是蒋介石的政府不放弃对支那土地的主权宣示及其代表性。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代管台澎的时候始,从来就没有徴询台湾民众的意愿,就强加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人民头上,并以戒严方式维持独裁统治。美国“一中政策”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认识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只是中共的主张,也是国民党代表滞台中国人的主张,但这不代表美国同意。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民众在台湾其实只剩3%左右,“一中政策”有检讨的必要。

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表示,美国应重新检讨不仅伤害台湾也对其他人没好处的“一中政策”,也许检讨后的其中一个可能结果就是美国接受所谓的“两个中国”,重新跟台湾建交,当然这个可能性不高。从利害出发的效益考量做的任何检讨结果即使得到台湾滞台中国人同意,当然也要经过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非中国人同意。除了“两个中国”外,亦有“一中一台”这个选项。

如何反制马习会误导国际社会多年来,国际社会一贯的立场跟美国相若,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即使中共会对个别国家施压,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无法单方面表态的,因为台湾若非中国领土,声称代表中国的政府去要求他国承认,国际法上也没有实际效果。如果台湾是有争议的领土,中共应该去找与该领土有关的主事政府交涉,若得到承认才可能有效果,所以中共强迫无关的第三国承认是毫无意义。

马习会的恶果是中共日后将会以马英九先生认同“一中原则”为由诱使其友好国家表态,若这逐渐成为趋势,那台湾在国际间就更形孤立,未来就更难获得国际认同。这不只是台湾人民的共同面对的难题,更是未来本土起家的民进党完全执政后所要面对的挑战。

面对马先生的脱序行径,国会中的反对党表现消极,令人忧心这是否会对国际释出错误讯息,被视为对“一中原则”之默认。民进党在明年初大选前不想以大动作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考虑在选前对马先生的“一中原则”明确表态,选后采取弹劾或罢免方式因应。首先,这是对国际宣示,台湾人民否定马先生丧权辱国的行为,其次,这是要制止他任何在520卸任前可能再突击进行其他配合中共并呑台湾之举措,最后,弹劾或罢免是唯二的方式,可以避免马英九真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而让他的作为进一步得到国际肯定。挟着高民意支持在野党不可能再唯唯诺诺地放任台湾面临绝境,否则不就是对抗民意、背弃民主赋予大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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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证所税是谎言,也是阴谋

在国民党主导、民进党让问题回归零思考下,立法院长王金平敲槌废止证所税,并大叹:“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证所税实施3年来,台股成交值萎缩四分之一,证交税收每年减少260亿元,三年短收约800亿元,国库损失严重,大家都是输家。”〔1〕金管会曾铭宗主委声称,废除证所税后,预估今年日均量可达1200亿元、明年将攀升到1300亿元。

〔2〕然而,证所税废除后,这几天的成交量都比修法前少,显然事有蹊翘。废除证所税的理由主要是:申报劳师动众、成交值萎缩及股价本益比降低。就笔者了解,申报系统已建置差不多了,只要再有适当筹备期,申报作业并不困难〔3〕。再者,若证所税依照营所税一样,每月营业额达某个金额水准以上,才须申报,就可大幅减少对税收影响甚微的申报户数,而所谓劳师动众的说法,只是藉口。

要看台股交易量是否减少,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观察交易量变化,而是应比较各国的交易周转率与其变化,才称客观。最近三年来,股价在高档盘旋,国际经济落入长期低度成长,交易量减少是全球共同趋势,就算废除证所税,根本不会出现金管会曾主委声称的日均量,兹说明如下:

以交易周转率而言,台湾57%,与纽约60%、德国55%、伦敦55%等股市相当,比新加坡26%及香港44%高出甚多,逊于散户热衷电子交易的韩国、股价投机的中国,以及汇率大贬救经济的日本。至于周转率变动方面,台湾衰退30%,与伦敦30%、纽约28%衰退幅度相当,比德国41%、新加坡46%、日本48%衰退幅度来得小,逊于韩国、中国。〔4〕基于上开说明,所谓证所税造成台股成交值萎缩,根本是谎言。

股价本益比系采用当时股价及过去四季的盈余表现计算,惟台湾上市公司的盈余波动大,近期股价又从万点跌至8500点左右,所以台股的本益比波动幅度很大,因此,本益比并不适合在某时间点做比较指标。再者,上市公司去年盈余在历史高点,预期未来盈余会衰退,故本益比是落后指标,若前开盈余衰退实现,本益比又会明显大增。

若勉强比较,以2014年为例,台湾本益比为15.2倍,与伦敦15.5倍、韩国15.6倍接近,高于香港11.1倍、新加坡12.6倍、上海13.1倍;略低于汇率大贬的东京17.7倍、经济最强的纽约18.8倍。由此推论,台湾的表现并不差。

笔者可以理解,过去20年投资台股没有超额报酬,能赚到的就是现金股息,约3.5%左右。股市会大涨,是因为之前大跌,能赚取价差的投资人少之又少。若看到股价上涨,就要课征证所税,从这段期间来看,正当性确属不足。然而,笔者曾为文指出,站在租税准则及价值信仰的整体长期观点,还是有很大的问题。〔5〕再者,丙种借贷、个人资产曝光、假外资的问题,都可以透过制度修正或当作改革代价来面对处理,遇到困难就退缩,那么如何处理其他更重要的税改问题?台湾又如何进步成为先进国家。

证所税并非不能改革,但不是随便拿理由充数,而且应将相关税项一并纳入考量,非单挑某个税项或某些特定国家比较,更要考虑哪些地方应同时提高税收,以补足税源缺口。此次修正条文的说明中,虽然有依财政部建议,强调证所税与证交税有“连动关系”,但国家的政策思考如此粗糙,立法品质如此低落,笔者不客气说:国家岌岌可危!

最近财政部长张盛和提到,几个月前,有人说证所税是股市量能不振的元凶,现在证所税废除了,却又说证所税不是主因,富人税和股利可扣抵税额减半课税才是,一种新的论调与氛围正慢慢铺陈,由此可看出是希望能把富人税和股利可扣抵税额减半课税给拿掉。〔6〕,甚至想取消“房地合一税”。

照张部长的说法推论,立法部门很可能在明年新总统上任前,会进一步拿掉富人税和“股利可扣抵税额减半课税”。笔者认为,届时民进党若不强力杯葛,会让不少支持者认为,换党执政也没有太大意义。

既然证所税已经废除,而且笔者预期未来几年股市不会有甚么行情的前提下,再修证所税的急迫性不大,反而应该因势利导,全面取消两税合一,让营所税可以确保课到法定税率水准(而不是让综所税税率较低的申报户还可退税),以补充证所税留下的税源缺口,但股利所得只认列60%纳入综所税的税基(综所税最高税率已提高至45%,故认列50%仍可接受),详请参笔者以笔名为文“如何让证所税恢复公平正义”。

〔8〕上开设计是有依据的,比现行随便说说、去年修法通过的“维持两税合一,股利可扣抵税额减半”的版本更能彰显公平正义,而且更为简政。贪婪自私的时代,需要公民团结,否则就如同中研院朱敬一院士说的:“他们联手把台湾的税制一步步推向悬崖”,而国家财政的黑暗时代很快就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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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如玄购军宅一事看监察院编制

王如玄疑似购买军舍套利一事,前监委钱林慧君认为,国防部却放任不少人大钻法律漏洞套利,她因此纠正国防部,而王如玄的上述作为虽然没有违法(法律仅规定眷户五年内不得转售),但有道德瑕疵、社会观感不佳。很多人称监察院为“煎茶院”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何重要的五权之一如此失能?这就要追溯到当初这五权是如何被发明。

如果曾经在学校念过三民主义的人,应该都知道孙中山的理论系“继承中华道统,撷取欧美学说制度精华,加上独自创获”,也就是,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法体系上,分支出考试院与监察院,其中,监察院的设计就是源于所谓的“中华道统”里的“御史”制度。既是源自于古代的御史编制,“独立的监察权”从一开始就是个梦幻泡影!

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与宫泽俊义,反对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区分”说,认为政权与治权都应该属于人民。我也是这样认为,目前监察院所有的“调查权”应如同西方般回归国会,否则如何能制衡行政权?况且,这五权宪法制度,是当初在中国大陆时所制订,适合台湾政情吗?希望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更别提“监察院”已成“煎茶院”的现况!只要颜色对了、拥有正蓝旗党证,永远是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煎茶、啊,监察院可行使的三种权力叫做弹劾权、纠举权及纠正权,强度以弹劾最强、纠正最轻;又,弹劾与纠举是针对人来行使,纠正为针对事情来行使,实际作用就只有“督促行政机关注意改善”,就这样,没了。以王如玄声称帮妹妹购买军舍这件事来说,虽然钱林监委认为国防部放任这件事一再发生是不对的,但她也只能提出“纠正”,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弹劾要九人审查同意,纠举需三人审查同意!这就要回头说到,监察委员是谁任命的?

依照我国目前的宪法,“监察院由委员二十九人组织而成,监察委员之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任期六年。”,而监委的任命是“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考核,也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工作成果,任期六年一定可以做好做满!我们现在的、由马英九任命的第五届监察院长、副院长、跟监委们,是2014年8月1日上任,到我们下一任总统任期结束后才卸任!

1970年代國防部頒布《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開始改善眷村居住環境。為了更進一步落實都市更新,1996年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大規模將房舍低矮的眷村拆遷,將住戶遷入新落成的眷改宅,目的是「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由於興建新眷村需要資金,因此國防部在改建條例通過後成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簡稱改建基金),透過賣出舊眷村的土地以籌措財源,或由原居民購買新成屋的貸款利息為改建基金收入。

為了照顧時已年邁,或經濟條件不佳的眷村居民,購買新落成單位的款項部分由政府補助,「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負擔最高金額以房地總價20%為限,仍有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支付」。因此購入價格多半遠低於市價。有些眷村在都市發展之後,搖身一變成為精華地段,國防部出售的舊眷村土地,一大部分被建商買下,轉變為售價高昂的電梯大廈。

而一些改建之後的新眷村,位於都市精華地段,加上售價低廉,政府為了避免炒作眷改宅,訂下五年的「閉鎖期」條款,「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除依法繼承者外,承購人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違反者國防部將能收回房產。

不是眷村出身的王如玄聲稱轉賣過七戶軍宅獲利,並無涉及不法。但段宜康進一步指出,王如玄承認購買一間位在西藏路的軍宅,登記在母親名下,但經查證,西藏路的三處軍宅都還在五年的交易閉鎖期內。因此段宜康質疑王如玄利用家人,當作閉鎖期內簽訂買賣契約的人頭。

台灣媒體《中國時報》上周五(4日)報道,國防部因王如玄爭議而將清查目前還在閉鎖期內的軍宅。報道引述軍方人士說法,指出會在閉鎖期內賣掉軍宅,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遷入戶自備款不足,或繳不起貸款而希望將配售權轉讓換取現金,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房屋仲介會和買家談好,簽五年的轉讓同意書,先有金錢交易,等閉鎖期過後再轉到買家名下。第二種是還有其他房產,想靠賣軍宅賺錢的案例。

而要知道哪些在「閉鎖期」內的軍宅持有人想轉手賣出,得要經由「知情人士」或甚至是與軍宅業務相關的人士才能得知。王如玄在記者會上坦承買賣過12戶眷村改建住宅(又稱軍宅),在1995年至2005年間投資七戶,獲利1380萬台幣(約42萬美元),目前自己名下只有「建華新城」一戶。她在記者會上多次強調自己是律師出身,買賣過程並無涉及不法。但是她又說:「我仔細地去查了這些案子背後的政策目的,在道德上面,我想我讓一些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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