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老弱最温暖的依靠

台湾处处都有爱心和温暖,在台东关山有一座40张病床的小院“圣十字架疗养院”,守护台东纵谷已超过半世纪之久。这座疗养院很特别,是为了服务最需要帮助的人,至今已获8座医疗奉献奖,是得奖密度最高的医疗机构……台湾人口快速老化,长照已成为台湾社会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距今60多年前,有一群修女来自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她们来到台湾后山台东,在这里设立诊所,而后成立医院,照顾需要帮助的居民。随着台湾社会经济快速进步,马偕医院也在台东设立分院。修女们在1983年决定将医院改成疗养院,她们要专门照顾最需要照顾,却少有人要照顾的病人。

这就是关山“圣十字架疗养院”的源起。疗养院从过去只有20张病床,到现在已可收容40位住民。收治的都是最贫穷的病患,修女们秉持着当时来到台湾的初衷:“以永不疲倦的爱,为最需要的人服务。”依照巴氏量表评估患者日常功能,疗养院有公费养护和自费养护,自费养护每个月需要多少费用呢?

在今日的台湾社会,长照的费用是很惊人的,豪华的养生村、护理长照机构,每个月的花费依照入住房型、管路照护(鼻胃管、气切管、尿管、氧气等)、医疗耗材(抽痰管、喷雾治疗、伤口换药、验血糖等)、日用品(如纸尿布、看护垫、湿纸巾、卫生纸、手套、沐浴用品等)、营养品(如管灌牛奶)、洗衣费……,一个月下来,林林总总的费用,真的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负担的起。

疗养院不仅免费照护穷困病患,就算是自费养护,费用也是非常亲民,点开疗养院的网站,清楚地罗列收费标准,从轻度倚赖到极重度倚赖,每日的费用都不到一千元。以一般标准看来,这样收的费用已经非常低了,过去的经验却还是会遇到有些病人家属缴不出费用、或是把亲人丢着,后续没有缴纳费用。

“但愿上帝怜悯这个病人的家属”,对于这样的状况,修女们没有一句怨言。她们只希望家属都可以来探望住民,不要忘了自己的亲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有过长期照顾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很大的耐心,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都会感到辛苦,修女们不会吗?几十年过去了,修女们始终秉持着最初在瑞士修院的精神,她们不只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大大小小的事从不外包、假手他人。包括洗涤病人的床单被服、厨房的烹煮工、医院的墙壁油漆、病床轮椅器材修缮等,修女们几乎都是亲手去做,从来没改变过。

从国外到台湾、从青春到年老,修女的一辈子都献给了台湾,她们有些人的年纪已经70多岁,白发苍苍了,还是每天这样做,照顾重度瘫痪、弱势贫穷的病患,实在令人心疼!位在台东纵谷100多公里里,这座40张病床的偏乡小院,至今已获8座医疗奉献奖,是得奖密度最高的医疗机构,括马惠仁修女、葛玉霞修女、邱山美修女、饶培德修女、斐彩云修女、宋玉洁修女、林秀丽护士获得个人奖,另获团体医疗奉献奖。

偏乡小院是后山老弱最温暖的依靠,虽然没有豪华的器材与设备,建筑也已经有数十年历史,修女们把病患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充满的是包容、温馨与关怀。在修女们亲力亲为之下,一点都没有外界对于疗养院的刻板印象,院内没有一丝难闻的气味,让住民获得更多人性的尊严。

祖父母节就快要到来,疗养院的修女平均年纪70多岁,甚至有人已经高龄80多岁了,她们始终秉持着“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在台湾偏乡奉献了自己的宝贵青春与精华岁月;如今她们都已白发苍苍,还是在第一线照顾贫苦弱势,最需要照顾的病患,“以永不疲倦的爱,为最需要的人服务!”平凡的凡,甘甜的甘,是徐凡甘面对陌生人时的自我介绍,也是学生眼中的阿甘老师。徐凡甘看似乐观的背后却藏着数十年的低潮与落寞,如果不说,大家会以为他只是个邻家男孩,依循着正常男孩的生长模式一路生长到现在。

徐凡甘过去鲜少对别人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刻意隐瞒自己洗肾的事实,直至2013年得到总统教育奖之后,他的人生与求学经验才被公诸于世。2018年6月时报出版社更将他的故事汇集成书出版,书名为《我的选择,是把生命活得更好》(link is external),希望藉由此书的故事激励有相同经验的人或病友走出来服务社会,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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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华府联台制中的战略布局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强调美方与台湾间的军事合作,在美中贸易摩擦的激烈时刻,当中运用“适当的国安授权”执行方案的法律性质,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严格来说,《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与其称为“法律”,其实比较接近“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案”,意指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以每个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提交国会审核国防部的预算与用途。

自从1961年以来,美国连续57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都获参众两院通过,《国防授权法》因此被视为一定会通过的法案,提案者亦不时会利用此法案的“特殊性”,加入部分“与国防未必直接相关”之条文或内容进入法案中。例如《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就有关于防治“仇恨犯罪”的条文。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针对中国在美投资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同时强化美国技术出口的限制。尽管受到美方投资管制影响,中国大陆企业近来已减缓对外投资,中国企业却仍然在多项美国经济领域,掌控大量资本。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提到,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基于一种“聚合”(convergence)的信念,因为政治、经济方面的融合不仅能让中国大陆致富,还可让其变得更开放、多元化、民主化。

不过,此种美国建制派的天真,自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直指美、中关系间的聚合已死去,美国现在将北京视为一个战略对手、一个恶毒的破坏规矩者。尤甚,《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关于“环太平洋海军演习”(RIMPAC)的字眼,明显亦是冲着中国大陆军事威胁,剑指北京的意味浓厚。对此,《经济学人》对美、中关系下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川普政府一切以美国国家安全为重,像是增加国防预算、援外经费,业已无法忍受北京海外撒钱行为。

近来对岸军机来多次环绕台湾周边空域,不断对我方加强军事压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柯顿(Tom Cotton)与贾德纳(Cory Gardner)共同提出《台湾安全法》(Taiwan Security Act)草案,在敏感的时刻格外令人瞩目,该法宗旨确保美台互惠互利的安全关系外,也加强彼此外交与经济的连结,该法案甚至进一步明确美台之间高层国防与外交官员的交流;确保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

早在2000年,美国众议院以341票对70票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但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却认为该法案无法强化台湾的国防安全,甚至造成亚太地区动荡不安,柯林顿威胁会否决该法案。然而,2018年的美中台战略三角关系,已与2000年的柯林顿总统否决《台湾安全加强法》搁置在参议院时大相同,随中国崛起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客观环境不断地变化,诸如《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台湾安全法》草案相继的提出,显现华府加重增加联台制中的砝码。

笔者认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法律性质及政治影响,该法揭示着美国从最高行政机构(白宫)到最高立法机构(参、众两院),都支持由美国主动协助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象征美中台战略三角的均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舆论分析川普政府之所以加重新版国防授权法的砝码,主要与拉抬2018年共和党期中选举声势有关,但以外交方针与国防战略的层面,主要还是希望台湾未来可以在中美两大国的冲突时,扮演一个积极、防卫、前线的制衡角色。

职此,笔者建议台湾国安单位对新版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文应有多方的政策评估,即使台美实质关系进展之利,也应审慎评估《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对两岸关系及东亚区域安全的冲击。一个国家经济的好坏与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成功与否,一直是许多人关心的议题,也是选举期间最容易被在野党拿来批评执政党的议题。本专栏过去也曾撰文指出“从生活经验看人民为何对经济成长无感”,由于经济成长与分配所牵涉的层面相当广泛,因此,不管任何政党执政,面对经济问题,很容易受到对手的批评,即使对手没有做太多功课。

就如同选民批评政府往往都是根据自身感受一样,照着自己的感觉走,这样的情况是国内外皆然,政治人物永远可以找到自己的同温层。地方经济变好或变差与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否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以基隆港为例,在过去基隆港口贸易兴盛的年代,由于基隆的就业情况很好,因此,所有与商业活动以及生活相关的服务业也都有不小的商机,故吸引更多的人到基隆谋生赚钱,这些服务业又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与消费,因此,整个地方就呈现生意盎然的景象,这就是经济的良性循环,基隆邻近的九份也是相同的情况。

然而,基隆港的贸易兴盛与否也须倚赖外国与本国在生产与消费间的合作。不管商品的进口或出口均须倚赖海港与空港的贸易。若产业移走了或生产消费的模式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商品贸易与物流服务业的发展。就产业外移而言,在台湾、韩国、香港与新加坡等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后,这些国家透过贸易累积了不少财富,台湾的高雄港与基隆港也有非常兴盛的经济活动。

但是,这些国家经济活动兴盛所带动的就业需求增加也进一步带动劳动与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柏林围墙倒塌后,释放出了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使得许多厂商慢慢移往这些国家生产,大批台商移往中国生产即是明显的例子。当台湾的制造业者慢慢往外移动时,对于港口贸易的需求也会降低,港口所在地的商业活动也会减少。当外国生产条件的优势使得台商外移时,台湾制造业的荣景也逐渐走下坡,制造业的生产减少了,原物料与机器设备的需求也会随之减少,商品出口的需求也会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港口贸易的需求自然降低。

因此,基隆港或高雄港在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对当地的经济活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是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与厂商选择所显示的结果,绝非港口所在城市的单一个体可以改变的。但是,高雄与基隆不同的是,除了港口的贸易外,还有许多制造业与新增投资,因此,高雄仍有不错的动能维持经济成长。过去台北艋舺、彰化鹿港与台南盐水都是过去因港口经济而兴盛,随后经济活动转移而慢慢萧条的例子。台北市从西门町到东区的经济发展,再到目前信义区的商业活动都显示经济活动的改变对于商圈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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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贫穷产业体系

当我们谈及非洲,脑内浮出的印象是什么?也许是瘦弱、饥饿的非裔儿童、干涸缺水的大地、急缺资源的贫困人民。又或许是某个名人与一群瘦小的非洲儿童开心咧嘴笑的合照。《贫穷股份有限公司》为2018劳工影展的放映片,于该纪录片中,他尝试去拒绝西方眼光的建构,并尖锐地指出西方“家长式领导(paternalism)”的外援政策,对当地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我会先谈起西方对非洲人民的观看,以及他们如何去复制刻板印象,并将此概念传播给下一代。再来,针对“慈善事业”在非洲的深根,又是如何破坏当地经济发展,形成永不得跳脱贫困的产业。《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最先是出自于1984年爱尔兰歌手Bob Geldof为衣索比亚饥荒的善意募款活动。在歌词的叙述中,将“文明 / 贫穷”与“西方 / 非洲”作为对比,凸显了非洲在经济上的贫困。

而西方救援角色的出现,犹如拯救者般为非裔人民递上寒冬中的温暖。此后,这一模板不断被翻模,反覆的重唱。Band Aid分别在1989年、2004年到2014年将该歌曲重新制作,并邀请当时的流行歌手进行演唱,该举动强化和巩固了人们对非洲贫困的印象。值得思考的是,从1984年直到2014年,人们对非洲的想像仍停留在最初一开始衣索比亚闹饥荒时的危机处境。

30年过去了,流行歌手们依旧积极且固执的传递着自以为是的爱心,这种手法展露了来自西方的傲慢。他们无视于非洲人民是否接受这种“被救援者”的形象,而是以一种强制的意识型态向大众传扬着他们的理念。如此一来,当这些名人们大声疾呼要去救助这些位处边缘的非洲人民,贫困者真获得救赎了吗?

在2015年TED的演讲里,讲者Mia Birdsong在题为〈贫穷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The Story We Tell About Poverty Isn’t True)中表示,我们对贫穷的想像很多时候是很错误的,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是好吃懒作的一群、也可能会将他们认定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讲者并非是全面否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而是期盼观众能以较开放性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本身。)但是这些错误的想像往往会阻碍对现实状况的理解,进而阻碍了脱贫的道路。Mia Birdsong也呼吁,当我们要协助贫困者时,应当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事情,而非是一味的将自己的意念加入其中。

在检讨了这种“看待弱者”的目光后,接着要来讨论所谓的慈善事业是如何重伤当地的经济并完整了贫穷产业的建构。首先要举的例子是在卢安达大屠杀后,美国教会的积极介入和协助。为确保居民能够得到一定的营养,教会里的人运送了大量的鸡蛋到该地发放。该举实为教会的一番美意,但也严重的打击了当地的鸡蛋生产者,使其面临倒闭的命运。直到教会退出后,该地居民反而陷入无蛋可食的处境。

还有像是在海地大地震三年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却仍免费的发放白米。当这种看顾的目光持续监视着当地人民时,那么海地人又该如何自立?在这里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所谓的“人道救援”,究竟是能够带予其实质上的帮助,抑或是完成行善后内心的自我满足感?那么,回归到问题本身,非洲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在影片中指出,非洲问题的核心在于,该地一直都是被排除(exclusion)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

他们大都被视为“需要他者援助的对象”,而失去了公平交易的机会。当地人也提到,非洲拥有了许多丰厚的资源,像是矿产、石油、钻石及天然的观光资源等,因此非洲不应是划归在“贫穷”之下的。非洲人所欠缺的,是加入全球贸易的机会,他们不需他者关怀式的目光,而是一个能够与众人平起平坐的机会。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对北京来说是极具威胁力的法案,象征华府的“联台制中”的战略方向已定,牵动美-中-台战略三角的平衡。美国在军事、外交上将中国大陆视为“威胁”(中国威胁论)也已是政府与国会多数的共识,相对于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的当下,台美实质关系得到空前的进展,让北京内部的对台政策失效的压力渐增。

其实,川普2016年上任后,和其所属占国会多数的共和党,纷纷对台湾频频释放善意,诸如着名的“川普-蔡英文通话”,到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美副助理国务卿访台、美国在台协会(AIT)搬迁与规格升级、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时得公开发表演讲等,皆都显示台美关系越加密切,此点应当让国人该对政府的国安、外交团队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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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否表面

政府是否表面否认、但实际上修法打算对移民门户大开,仍然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但日本绝对不是2018年的现在才第一次要准备开放单纯劳动者来日。早在90年代,日本政府就试图由居住在南美洲的日裔人来填补当时的劳动力短缺,目前也有技能实习制度带来25万以上的外国人劳动者到日本。只是前者有“血统”作为正当理由,后者则是限定期间内的“客工”,新的在留资格却让不具日本血统、也不是所谓的“高度人才”的外国人可以长期定居日本,威胁日本人的工作机会甚至享有同样的社会福利,这就让保守派的日本人坐立不安了。

也难怪保守派支持者占了大多数的自民党需要不停重复“这不是移民政策”来安抚民心了。而“日本没有移民政策”的回应也隐含着:政府没有要积极处理目前或是未来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具有外国文化背景的日本人在各个层面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论对象是高度人才还是单纯劳动者。结果,看似要引导日本走向开放的政策,其实只是再次突显日本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

先来看看这次的修正草案中,新增的“特定技能”资格。特定技能资格预计分成一号与二号。一号延续现行的“技能实习”资格的多数规定,像是不能携带家属以及无法延长签证,未来也无法申请永住或是归化,适用的产业领域则是从介护、农业到大楼清扫或是食品加工等14种业种。

二号则是针对在特定五项职业领域内通过考试、具有“熟练技能”的外国人劳动者,放宽携带家属以及工作年数等条件,跟目前针对具有专业技能的“高度人才”给予的就职资格相似,满足特定条件后也有机会申请永住权。但从一号资格转移到二号资格后,申请永住不一定会如外界猜测的那么顺利。而政府目前打算将技能实习和特定技能一号资格的工作期间排除在取得永住权必要的工作与在留年数的计算之外,可见实际运行后仍然有许多制度上的限制可能拖延劳动者成为长期居民的时间。

这样看起来,真正扩大外国人劳动者来日的管道,应该是特定技能一号资格。新法也预计让工作满三年的技能实习生在通过考试后,有机会转换成特定技能一号,最长可以在日本工作达十年。但是这些劳动者只身在日本工作了十年之后,必须要再度“移住”回母国,而他们在日本的位置将会被一批新的劳动者取代。而目前也还不知道新的资格是否会让劳动者能够自由转换工作,或是仍像技能实习生一样被限制在固定的工作场所,并且终生只能申请一次。

这代表技能实习制度中经常被批判的、只将外籍移工当作“劳动力”而非“人”的状况将会扩大并深化。相似的情况在台湾也可以看见,而且在台移工的工作年限超过十年,但多数人仍然被迫处于“无法定居”的状态。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在保护国家/国民权益的理由下被正当化,并且戒慎恐惧劳动力的“逃脱”而加强管制,不管在台湾跟日本都在相似的逻辑下运行着。

在日本的劳动政策向外“开放”的同时,日本政府取缔、收容非正规滞在者(签证到期或是本来就没有签证的外国人,其中也包括难民申请者)的脚步也没有停止,甚至对于被收容者“仮放免”(收容者可以在收容所外生活,但是无法工作)的发放变得严格,使得入管局的收容所开始有收容长期化的现象。宁可被长期收容也不愿返国的部分案例,其实跟技能实习制度的缺陷也脱离不了关系。技能实习生基于工作环境恶劣等理由逃离工作场所后被取缔,但是在母国欠下巨额的仲介费导致无法回国的状况屡见不鲜。

在政府打算扩大外国人劳动者来日的消息传出后,这些累积超过20年、一直以来不被正视的技能实习制度的问题,突然被端上台面作为批判新制度的工具。但这些批评还没来得及带来实际的检讨,技能实习制度的受害者却先在媒体上被犯罪化。技能实习生的逃跑被当作社会问题讨论,再次正当化政府“加强管制移民”的论述。

日本富士电视台就在上个月推出了“タイキョの瞬间”企划,直击逃离职场的技能实习生被取缔的瞬间,甚至还在结尾呼吁:“不法居留、不可原谅!”这种邀请全民一起来防治“潜在罪犯”的外国人的风气,正在一个号称要努力创造跟外国人共生的社会从上到下蔓延开来。 

从11月2日草案公布到13日进入审议,国会议员争论的重点仍然“开放”的程度,而政府没有任何计划。即使是强调“共生”的在野党开始调查技能实习生的实态,要求政府先改善现况再来谈修法,但这些政党也没有针对开放外国人劳动者一事做出明确表态。

安倍首相在公布草案时说:“为了接纳外国人才作为社会的一员,政府会努力打造互相尊重的共生社会所需的环境。”但政府环境整备的第一步,是跟“特定技能”资格一起被提出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听”的设置。这个修正案试图扩大入国管理局的规模,统一管理外国人的工作与生活,方便政府加强“不法行为”的取缔,很明显就是把外国人劳动者作为“潜在犯罪”的前提下发展出的对策。

在这次入管法修正案的争论中,日本政府对外国人的控管愈发严格的姿态并不受注目或批判,甚至是反过来成为安倍内阁推动开放外国人劳动力政策的手段之一。对急欲通过修法引进劳动力的安倍内阁而言,让日本国民安心比创造一个让外国人劳动者安心的环境要更重要。出入国管理法的修正草案以及随后引发的论战,在在显示日本不但还没有准备好,可能也不愿意迈向“共生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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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管法修正案开放外国人劳动力

“伴侣登记法案”上路也快十年了,政府完全没料到,此专法引起许多奉行不婚主义的异性伴侣注目,他们兴冲冲前往各地市政府洽询,欲报名伴侣登记,但皆被打回票,理由是:“伴侣登记法案是只给同性伴侣的专法,非同性伴侣者不能申请登记”。有人以“此法案不平等并歧视异性恋”为由,告到最高法院。法院驳回并说明:伴侣登记法案并不涉及歧视异性恋,当初就是基于不平等对待同性伴侣、不让同性伴侣拥有民法婚姻的权利,才会促使伴侣登记法案的产生。

法院的判决也等于是抛了颗球给政府,而政府开始考虑两个选项:一,开放伴侣登记法案给异性伴侣。二,开放民法婚姻给同性伴侣。前些年传出的风向为:宁可选择婚姻平权,让同性伴侣也可以结婚,也不想开放伴侣登记法案给异性伴侣。因为担心一旦开放伴侣登记法案,大量异性伴侣有会选择做伴侣,不愿意成为夫妻,因此直接放弃教会所期许的婚姻制度。最后国会装死不处理,这个议题就不了了之的被冷冻起来了。

但是,许多推动婚姻同权的人士依然不屈不挠。三年前,两名女同性伴侣不愿意只做伴侣,而是想拥有真正的婚姻关系,也深切盼望让共同抚养的孩子成为婚生子,但所在地的市政府,以“婚姻关系只限定于一夫一妻”拒绝她们。这对同性伴侣不放弃,宣称民法婚姻局限于异性恋者涉及违反奥地利宪法中的“人人平等原则”和“反歧视原则”,一路上诉到奥地利宪法法院(Verfassungsgericht),而宪法法院法院也真的做出了判决,于2017年12月4日释宪,判决“禁止同性伴侣注册民法婚姻是违宪的行为”,而且更进一步裁定:2018年底为政府禁止同性婚姻的最后期限,要求国会必须在期限前修宪,换句话说,奥地利同性伴侣自2019年起即可合法注册民法婚姻。

宪法法院在对大众公开的释宪文(link is external)起头简洁有力:“在奥地利的同性伴侣未来也能够结婚”,释宪文明确指出,为同性伴侣所立的专法意味着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非平等,违反奥地利宪法中的“反歧视原则”。法院更进一步判决,除了删除民法婚姻法规中“异性”一词外,也删除必须是同性伴侣才能登记伴侣登记法案的条件。让政府不断头痛的二选一(“开放伴侣登记法案给异性伴侣”或“开放民法婚姻给同性伴侣”),透过释宪竟有了选项三:“不论你是异性伴侣或是同性伴侣,都可以自由选择伴侣登记法案或是民法婚姻。”

欧盟为台湾同志平权运动者祁家威拍摄短片这项判决让宪法法院受到奥地利天主教会领袖和保守派的激烈批评,然而一般大众则表示肯定和赞赏,这也显现奥地利社会整体对于非异性恋者的包容性也较以往更宽广,并将非异性恋者视为是共同支撑社会的一分子。

奥地利法院的释宪也完全符合欧盟的人权精神,今年适逢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欧盟推出了“人权斗士故事影片计画”,由欧盟各驻外办事处推举当地的人权斗士,用影片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与精神。驻台长达十五年的“欧洲经贸办事处”(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link is external)与台湾本土“同志谘询热线”合作,为长年争取同志权益、台湾同婚释宪案的声请人祁家威先生制作了一支短片(link is external)。此片在今年夏天于台湾完成后制后移交给欧盟总部,并于十月初由欧盟对外事务部(EEAS)正式发布。

促成奥地利同婚释宪案的这两位女同性伴侣,在今年十月也在没有惊动媒体的情况下,在家人的祝福下极为低调的登记结婚了,尔后才由她们的律师通知媒体此项好消息,她们不仅成为奥地利第一对结婚的同性伴侣,她们的孩子也如愿以偿的正式成为婚生子了。奥地利正式成为欧洲第十六个、全球第二十六个开放同婚的国家,同时也是欧洲第一个、全球第四个透过法院释宪通过同婚的国家。

安倍内阁在日前(11月2日)通过出入国管理法的修正草案,预计成立新的在留资格,将外国人的就劳资格的发放对象从“高度人才”扩大到“单纯劳动者”,期待透过外国人劳动者的“即战力”来缓解目前劳动市场的人手不足。虽然政府始终避开“移民”这个词汇,但在野党人士则质疑,这个政策改变了日本过去坚持不开放单纯劳动力的原则,在配套措施还未制定、新法的内容也不明确的状况下,目标明年四月施行,实在过于仓促。连向来支持安倍政权的产经新闻也批评,未来部分劳动者将有机会获得永住权,包含其家族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工作都会影响日本社会,需要更慎重讨论。而安倍首相的回应,则是维持一贯“政府没有要采用移民政策”的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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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与抵抗的妈妈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妈妈”成为了巩固或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却也是人们在当代寻找出路的自我实践。然而,除了这两个面向,“妈妈”在这次选举中却也承载了公共性的想像,那就是这次投入21名县市议员候选人的“欧巴桑联盟:政治生活小民进击”(link is external)。“欧巴桑”这个亲切的、生活的称呼,在此成为个人把自己连接到社会的基础。

欧巴桑标举的六大政见包括儿童人权、亲子友善、环境正义、性别平权、小民参政、劳工权益。稍微一看,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在养育小孩过程中必然得面对的题目。我自己遇过的一些妈妈就提到,生小孩之前随便乱吃、买外食都没有关系。有了小孩之后,才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吃得安心”的问题。随着小孩一瞑大一寸的成长,照顾者无可避免的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会对小孩产生影响。

在这个看起来越来越自由的社会中,“个人选择”似乎成为不可质疑的前提。甚至连反同团体都开始荒谬地主张,“请尊重我反同的选择”。然而,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先验的个人”。一个完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只会导向“所有人之间的战争”(a war of all against all)。个人选择始终必须要和“选择对他人产生的后果”一起考量,这才是“伦理”真正的意涵: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也意识到彼此的选择都会互相产生影响。我认为,欧巴桑的实践,就是从照顾中生产出伦理关怀,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小孩的影响,也延伸到对不特定他人的关怀。

这个“对不特定他人”的关怀,则代表欧巴桑们发现,自己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不论是空污、食安、托育系统、亲子友善的公共空间、另一半的劳动条件或是抛弃性塑胶的污染……都是集体的问题,而需要集体解决。欧巴桑从家里走出来,在彼此的相遇中生产出公共想像。欧巴桑们一方面发现自己是受到权力宰制的客体,另一方面又在与其他欧巴桑的不断互动中,维持自己是能动的主体的想像。“妈妈”在此成为了创造彼此更好生活的出发点。

“妈妈”的形象在选举中,就像我们对“妈妈”的印象一样,虽然不正面出现,却又无所不在。而这些错综复杂的、各有面貌的“妈妈”,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亲属关系的想像如何成为“非正式的政治”,对真正的“政治”产生影响。

多年来,位于中欧约九百万人口的奥地利,民意调查均认同“非异性伴侣也有结婚的权利”,不过奥地利虽然是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但教会的势力依旧雄厚,每每有婚姻平权方案登上台面,总受到保守教会人士的强烈反弹。后来国会在2010年勉强立了一个专法,称之“伴侣登记法案”(Eingetragene Partnerschaft Gesetz);笔者也曾为此发表一篇文章发表于想想论坛(奥地利的婚姻平权史一路走来)。

笔者曾担任挚友办理伴侣登记的证人,朋友是台湾人,而他的另一半是奥地利人,仪式是于市政府举行。我对于“伴侣登记”的程序也感到十分好奇,结果讶异的发现,“伴侣登记”跟“公证结婚”的流程完全没有两样!举行的地点也相同(都是在市政府),公证处人员非常忙碌,一对新人的仪式约二十分钟,承办人员必须分秒必争的解决一对又一对的新人,似乎也没在管新人是男女配、女女配或是男男配。

在仪式开始前,我与另一位证人跟着两位新人进办公室,政府官员询问我们一些基本问题,并检查文件是否正确、齐全等。接下来,官员很严肃的看着两位男士新人,并拿出一份文件,我们些许紧张的面面相觑,官员好整以暇地继续道:“等一下进场和退场时候,你们想要什么音乐?我们选择虽然不多,但是好听的歌不少,你们挑一下,这里可以勾选!”

“伴侣登记”的仪式,真的就像公证结婚一样,播放了音乐让新人进场退场,官员也会一一念法规,仪式上新人不仅要宣誓,也要大声清楚地说出“我愿意”和交换戒指,尔后两位在场的证人也必须签名。最后官员宣布两位新人是由奥地利宪法认可的伴侣,整个仪式十分温馨,双方家人也都出席为新人祝福,在场的宾客也被气氛感动到频频拭泪。

仪式结束后,新人邀请双方家人及来宾到一家十分传统的奥地利餐厅庆祝,我本来心里还有点担心,不知是否这样传统又保守的餐厅是否能接受新人是男男配,而来宾又一堆外国人和非异性恋者。事实证明我多虑了,餐厅不仅是能够接受,甚至还非常贴心的将装饰改成两个男生(两只公鸡、两个男生小矮人等)!餐厅老板和员工也过来热情的恭贺两位“新婚快乐!”虽然“伴侣登记”在法律上并不相等于民法婚姻,但是一般人都将举行过公证仪式、交换过戒指的同性伴侣视为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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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攻防、个人存有与公共想像

新法同时要求,针对柏林的事故频发的危险路口,启动系统性的改造计画,第一年至少改善十个危险路口,并在往后逐年增加改造数量。在未来,在每起交通死亡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须立即检讨,力求改善该死亡路口的规划。

走在柏林街头,变化正一点一滴的发生。月初,施工人员在舍嫩贝格(Schöneberg) 的Kolonnen路与Haupt路口单车道漆上了红漆,并在单车道与一般车道之间装上了交通标柱。这对一路倡议单车法的“单车公投”与ADFC 意义重大:十个月前,就在同一个路口,一名52岁的妇女被右转卡车撞上,当场命丧轮下。

本月初(11月8日),位于柏林中央区Holzmarkt街、柏林首条“防护型单车道”正式启用。这条3.5公尺宽、450公尺长的绿色标底的示范车道,全程以红白交通标柱与一般车道分隔,可以有效阻挡行驶汽车与停车车辆。环保与交通部长Günther安置上其中一根交通标柱,再度宣告这是机动车法带来的“历史性的胜利”。目前柏林有八个正在施建或是正在规划的示范单车道项目。

“我们对政府还是有很多很不满意的地方。”von Schneidemesser回顾这段两年多的历程,政府效率低落,进度不断推迟,改变仍赶不上事故的发生。仅管公投已经落幕,但“单车公投”仍须持续监督、不断地与政府沟通,确保所有项目如所规划进行。

此外,仍有不少问题迫在眉睫。von Schneidemesser指出,尽管依法将扩编单车警察与单车交通规划人员,但政府有限的预算难以招揽专业人才加入团队。无论如何,这场在德国首都的战役仍可称之为“胜利”,且如星火燎原,延烧至德国其他城市。包括汉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卡萨尔与毕德费尔德等多个德国城市市民也发起公投声浪,希望可以像柏林一样,立法规范,彻底改善当地的单车交通环境。

当人们回头检视这些成果与改变,柏林,这个长年以来在单车议题上恶名昭彰的城市,至少开始走上正确的方向。在选举攻防时,“妈妈”常常扮演在侧面进攻与反击的角色。当候选人遭到尖锐的攻击却不愿亲自回应时,“妈妈”常会跳出来用“不舍”、“难过”的情绪化解攻击。近日台北市长的选战中,柯文哲市长的妈妈频频出招。不但在新竹和市议员候选人合照,也到台北扫街拜票。有趣的是,“爸爸”比较不常成为助选员。如果候选人的爸爸有特殊的政治身分,反而会被对手指为政二代。

此时,女性作为嫁进来的外人,反而更能够避免候选人遭到“靠爸”的指责,同时也透过履行妈妈照顾的义务,对选民展示一种“圆满的家”的想像。除了扮演助选员,在汉人社会中因为其“运作一个家”的重要角色,“妈妈”的形象也成为竞选广告中大量运用的元素。作为嫁进来的外人,女性必须透过照顾、养育与来往,在男性主导的“家族”底下,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家庭”。

历次选举中“返乡投票”的广告,都不意外的运用了“同吃一桌饭的家人”的经典意象。而本次高雄市长选举中被大量操作的“北漂”议题,也反映了台湾传统上对“圆满的家”的想像:所有的男人都有儿子、所有的女性都顺利出嫁、家长在子孙环抱下安老。事实上,我自己的双亲在准备退休时所购买的养老宅,也(看起来很不理性的)准备了家中几位小孩的房间。虽然我们手足都知道,彼此大概不会再有机会长住在家里了。

而那些自己身为妈妈的候选人,更是不遗余力的强调自己的身份。我们甚至能在不少的竞选看板上,看到候选人与自己的(或是临时找来的)小孩合照,强调自己身为照顾者的身份,能够给与选民安心与安全的感觉,反而遮掩了对政见实质的讨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顺利成为妈妈。本次选战合并了五个与婚姻平权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公投。在本次婚姻平权的意见发表会(link is external)中,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女同志妈妈吴少乔在电视上,颤颤地、却也平淡而坚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女儿,在出生之后随即因为先天因素送入新生儿加护病房,她的伴侣却因为不具备家长身分,而无法立即安排手术。等到吴拖着刚生产的身子,从桃园赶到台北签下同意书,女儿却因为手术延误,肺破了两个大洞,必须面对更险峻的风险。

九死一生捡回一命的女儿,有次看到自己背上的刀疤,天真的问,“这两个疤痕,是不是代表妈妈不能保护我?”她只能充满亏欠地回答:“不是妈妈不想保护你,而是这个法律不够好,我们不能保护你。”有些人透过展示或操作妈妈的身份来赢得选举;有些人却必须透过选举来争取自己妈妈的身份。对于同性婚姻,反同团体不断说,那会让“爸爸、妈妈不见了”,一定需要“一夫一妻”才能创造幸福的家庭。却忽略了,在这个不稳定的年代中,让人流离失所的,并不是同志教育,而是土地征收。造成家破人亡的,并不是同性婚姻,而是低薪过劳。

不论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其他,“当个妈妈”早就已经不是一帆风顺的终点;而是透过家人间的互相扶持、互相依赖,在这个不确定年代底下设法“走下去”的起点;更是在照顾与互动之间,让人得以回答“我是谁”的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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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法公投如何改变柏林

漆成全白的脚踏车有个名字,叫做幽灵单车(Ghost wheel)。去年6月底,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的Danziger路与Greifswalder路口,出现了一台幽灵单车。上头贴着一张女孩的照片,车前的人行道上摆着鲜花与闪着微微火光的蜡烛。

据事后读到的报导,女孩当时骑车直行,准备通过路口,却被抢快右转的卡车撞上,送医后不治,生命停留在31岁的夏日。在那之后的日子,又有六个生命接连因为同样的事故原因消逝。新增的六台幽灵单车静静停靠在柏林街头。

在这有370万人口的首都城市,每天约有50万台脚踏车在路上行驶。但根据德国单车协会(ADFC) 的调查,有超过60%的自行车骑士在路上感到不安全。2017年,柏林发生单车事故7111件,其中665人重伤,10人死亡。今年至今,已有11人失去生命,年龄从8岁到88岁。

表面来看,柏林55%的主要道路设有单车道,表现不俗,但多数单车道十分狭窄,仅50-80公分宽;其中部分单车道非独立车道 (例如与人行道等高、并高于一般车道;或与一般车道间有建材或物体与以以间隔,使汽车无法驶入单车道),与一般车道之间仅有地上一条白色粗线区隔,骑士与汽车、卡车的距离彷佛咫尺,速度较快的单车在窄小的单车道中也毫无空间超车。

此外,汽车临停、停车等占用单车道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单车道与路边停车位太近,过去几年不断发生粗心的驾驶未注意来车即开车门、导致单车撞上的死亡事故。在“不友善”的环境中,柏林的单车骑士陆续发展出了各自的生存之道。

因为一些单车道设计不良,每天骑车通勤的建筑师Suse觉得骑在单车道上反而危险,有时干脆舍弃单车道,骑在一般车道上,但不时收获一些驾驶喇叭声;有些银发骑士或害怕与汽车离得太近、或担心自己速度太慢阻塞车流,最后选择骑上了禁止骑行的人行道。受到一段Youtube影片启发,Markus想买一根德国孩子学游泳时用的泡棉浮力棒(Pool noodle)——不是为了游泳,而是放在脚踏车后座。一根浮力棒约160公分,正好是汽车对于单车1.5-2公尺的安全距离规定。若汽车靠的太近,就会擦到浮力棒。

Tobias则是参加了上周三晚间的集会,抗议汽车驾驶无视单车权益,随意的停在新开幕的East Side Mall外的单车道上,不只单车骑士无路可走,只能与车争道,连248号公车都因此被迫改道。当晚,还是不少违规停车,Tobias拿着“如何举报停在单车道上的汽车”的宣传单,当场拿出手机报警。着眼于“节能减排”与“提升生活品质”,欧洲很多城市都在推动单车基础建设,并以“友善的单车环境”闻名全球,如丹麦的哥本哈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而柏林从来不在榜单之列。

甚至在德国境内,首都的表现都是敬陪末座。德国单车协会(ADFC) 去年针对539个城市做的调查,在“德国单车友善城市”中,柏林排名倒数第四。在柏林政府投入4.8亿欧元扩建A100高速公路的同时,其每年规划于单车建设的预算为每个市民3.8欧元,远远低于哥本哈根的25欧元与挪威奥斯陆的35欧元,甚至逊于其他欧洲主要城市。在巴黎、伦敦与马德里,该数字也超过12欧元。

2016年春天,一场单车革命在柏林摇旗发起。“德国是一个重视法治、依法行事的国家。我们认为,唯有白纸黑字的立法规范,才有办法有效推动政府,带给单车使用者一个安全的环境。”“单车公投”(Volksentscheid Fahrrad, VEF) 的主要成员Dirk von Schneidemesser说。带着打造安全出行环境的使命,2016年5月,由单车权利倡议人士、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等组成的团队“单车公投”,带着单车法草案,宣布发起全世界第一个由公民提起的单车法公投。

草案共有十项诉求:1) 2025年前新增350公里、5公尺宽的单车道、2) 每条主要道路均设置单车道、3) 重新规划柏林50个危险路口、4) 改善现有单车道、5) 新增20万个停车设施 、6) 优化单车交通号志 、7) 新增100公里快速单车道 、8) 增加执法人员、9) 增加单车交通规划人员、10) 系统推广单车出行。根据柏林公投法,公投案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需在六个月内搜集2万个有效选民签名支持提案,将草案送进柏林内政部门。有效性审核后,柏林市议会将决定是否接受草案;若议会表决不接受,公民团体须在四个月内募集有效选民数的7%、即17万柏林选民连署,始可交付全民投票。最终,须得到四分之一选民、约61.3万选民投票支持,且赞成票多于反对票,公投案始通过。

柏林上一次的全民公投,是在2015年,决定是否禁止废弃机场Tempelhof的商业开发。提案团体顺利取得了3万人连署,但提案未获议会采纳,一路走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该提案最后获得29.7%、73.9万柏林选民的支持,对商业用途说NO,保留机场空地作为市民休憩。而2016年的单车法公投,迅速获得了市民广大回响。在第一阶段的连署提案,仅花了短短三周半就得到10万5425个签名——是所需数量的五倍。因而成功让柏林议会决定接受草案,承诺立法。单车法公投在第一阶段就传出捷报。

靠着全民的努力,这部全球首个关于单车法的公投运动,尽管最终并未举行公民投票,但以更快的速度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且因为草案源于公民提案,使得“单车公投”、ADFC等倡议团体得以坐上协商桌,与各界专家共同制定法令条款,发挥影响力。今年6月28日,柏林市政府终于颁布了德国第一部“机动车法”(Mobilitätsgesetz, Mobility Act),提出了“Vision Zero”的愿景,藉由提升单车基础建设与整合大众运输交通等手段,减少汽车交通与废气污染,打造更安全、更舒适与更环保的出行环境,终极目标是将交通意外事故的死亡人数减少至零。

“机动车法是柏林交通的里程碑,柏林将变得更安全、更安静与更环保。”柏林环境、交通与气候保护部部长Regine Günther在颁布机动车法时说道,“从伦敦到莫斯科,世界主要城市都在努力减少市区内的车辆。柏林不能再保持现状,毫无作为与毫无改变。”这部以单车法为原型的新法,改善单车交通基础建设为一大重点。法令明定柏林市所有主要干道皆需设置低震与足够宽度的单车道,2025年前新增10万个脚踏车停车空间,并规划至少100公里、连接重要地点的单车快速道。同时,政府将扩编单车警察分队,从原本的中央区扩大至全柏林,并要求柏林市政府与地区政府增聘单车交通专业规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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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出带风向的机器人

随着国安局坦承中国及境外敌对势力,主动介入及引导网路舆论发展方向,干扰国家机制有效运作,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指证,台湾是受假新闻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都是导致本月底公投与地方大选的结果,动静观瞻备受国际瞩目。尽管台湾公民社会努力查核假新闻(link is external),并检举PTT帐号在网路上不停转卖(link is external),但如果影响台湾选情的是“机器人”,台湾在不能遏止的情形下,如何从他国的经验中学习,揪出查找这些带有恶意的机器人,就是本文的核心。

机器人军团介入早前在瑞典、巴西与美国期中选举屡见不鲜,频繁遭到假新闻潜入的社群软体Twitter与WhatsApp为保障其信誉,纷纷加强监控机器人动向与纠错,Twitter甚至大砍数千个帐号,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悦,并指控Twitter正在影响共和党的选举。

一旦遭到质疑就愤怒指陈媒体制造假新闻(Fake News)的川普身影,同样在巴西、瑞典与台湾的选举中发生,但各国因应假新闻流窜的方式却大相迳庭。由于美国媒体与社群软体的资本雄厚,不但能主动在业内自我要求,还能在监督假新闻转传之余,开设媒体识读的工作坊提升公民素养;瑞典则是由政府提拨基金补助大专院校,由教授直接在选举前开课,让将近100名学生共同设立事实查核网站,在选前及时澄清,尽可能抵销假新闻的冲击。

台湾除了提醒民众再转发新闻前,必须先查证之外,事实查核中心远远赶不及假新闻制造的速度,尽管一再有消息指证中国网军动员攻击台湾,并制图(link is external)解说中国影响力入岛入脑入心,但假新闻的趋势不但未见消退,连带引发公民对选举与公投产生反感。在巴西早前落幕的总统大选中,同样出现候选人彼此批判新闻造假的风波,但随着巴西出台了查找机器人的软体Pegabot(link is external)(葡萄牙文的意思为假帐号纠察机器人),有心者使用机器人在twitter大量按赞、回文与转发假新闻的情况,很快就被许多巴西公民发现。

简单来说,PegaBot这个线上平台,可供公民免费查询在Twitter流动的帐号是否为机器人假帐号。这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软体,在页面输入任何Twitter帐号,Pegabot就会跳出分析结果,并显示出假帐号指数的百分比(%数越高就越可能是机器人),更可细分为情绪指数、发文频率、好友指数等判断假帐号的标准。未来除有机会分析脸书帐号,更已开放程式码供各国公民免费使用,并将软体进行各国官方语言的翻译。

反观台湾,Twitter似乎在台湾的普及率不高,但透过下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器人早已频繁出入特定市长候选人的帐号,无论是表达支持的回文、转传特定候选人的正面新闻,或是使用#hashtag标记特定候选人,透过查找机器人的软体,都可以让带风向的人工智能暴露,台湾公民不但可以亲手试试查找软体,任何企图败坏台湾选风的恶意也将无所遁形。

身处网路与科技时代,公民仍必须谨慎检验不能过度依赖工具理性,所以为了查验Pegabot(link is external)软体的信度,首先输入三个“良善”机器人的帐号查验(参见下图上列),这些提醒人类每日健康膳食摄取与提供正能量金句的机器人,都被软体验证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证明Pegabot的设计非常精确。同时,再尝试验证了刚在瑞典大选大有斩获的激进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党魁Jimmie Akesson的Twitter帐号,Pegabot也能清楚辨识该帐号为真人所有之后,检视Jimmie Akesson分别在瑞典大选结束的庆贺发文、现任社会民主党籍的瑞典首相遭罢免发文中,无论是转发文章或是留言祝贺增加人气的支持者,都有带风向的机器人匿踪(参见下图下列)。

此外,在接连输入台湾、巴西与美国总统的Twitter帐号之后,可以确定真人注册使用的帐号,Pegabot都能精准的查验,并指证总统是机器人的机率偏低(参见下图上列真人帐号大都低于30%,只要超过40%是机器人的比率很高)。所以当公民查找#Hashtag标注台湾特定候选人、与其Twitter帐号的回文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见下图下列):第一,机器人帐号正在带风方向;第二,机器人帐号会假扮外国人,以外语与简体字表达支持与按赞;第三,机器人帐号会乔装成媒体假装中立(台湾新闻联报、南洋商报都是机器人);第四,机器人帐号发文通常没人按赞与回文;第五,机器人帐号转贴文章非常频繁;第六,机器人帐号会支持特定政党的北中南所有候选人;第七,机器人帐号成军时间很久,随时可以在介入下次台湾选举;第八,机器人帐号仍在增加,很多是今年十月才注册使用。

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Putnam曾说,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建立了社会资本、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从而转化出政治气氛,使社会结合为一体,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在假新闻乱象干扰台湾未见终点的此刻,或许我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玩玩Pegabot这个软体,轻松分辨出操纵“机器人”的恶是如何影响台湾,并思考如何珍惜台湾仅存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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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平成”,迎向“令和”

2019年4月1日接近中午时分,全日本都在屏息等待一个解答——究竟新的年号会是什么?最后由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答案为“令和”(reiwa),既没有“事前猜题”的最大热门“安”字,也让许多日本人愣了一下念法为何,不过总体而言仍是一片欢乐喜气的气氛,日本将于5月1日向“平成”说再见,正式使用新年号,迈向新的时代。

笔者作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公布当下也不禁被感染了一份紧张中带着期待的奇妙情绪,同时也发掘到4个有趣的观察。改年号是国家大事,与日常习习相关,是每个生活在日本的人都必须知道的事,而媒体自然要负起传递的责任。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自然会透过网路、电视转播等管道迅速发讯,就连政府本身也积极直播,不过回归到最传统的方式,各家报纸亦奋力比快发“号外”,火速出刊后于重要车站发放。

民众更是抢翻天,就希望可以有一份白纸黑字的难得纪念,明明是免费发送,拍卖网站上仍出现许多“高价转售”的案例,虽然转卖者的心态可议,但也可看出“纸本”的珍贵性与收藏性,即使时代变迁仍独具意义。改年号不只媒体们严阵以待、比快狠准,商家们也大打“年号商战”,纷纷拿即将告别的“平成”与甫刚公布的“令和”做文章,比如说有食品公司推出“谢谢平成馒头礼盒”,设计超简单,直接在盒子和甜点上印着“平成”字样,也有洋芋片大厂推出赏味期限到平成时代最后一天的“2019年4月30日”为止的洋芋片,让大家用味觉与旧时代告别。

换另一个角度想,也有人选择“抢快”,看看能不能作出最快的“令和”商品。日本视觉性空气乐团金爆(ゴールデンボンバー)就在公布之前先预告,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以新年号为名的新歌,先将所有能事前完成的录影、录音都预备好,最后于公布后2小时,顺利推出新歌〈令和〉与新MV,并宣布于4月10日开始贩售CD。

其他商机也出现在婚礼相关事业与文具业,有准新人们想要和时代一样开创新的开始,纷纷申请5月1日要举办“改元婚”(改元:改年号),当然,也有人想为最后世代作见证,选择在4月赶紧完成人生大事,创造平成最后的回忆,4、5月之际的好日子全都超人气。而2019年刚好正值平成与令和的交接期,许多办公文件、手帐、行事历等早已印上了“平成”字样,因此刻上删除线与新年号的印章与贴纸,也出现热卖热潮。

明仁天皇于2016年8月时发表电视谈话,他向全国国民表示,自己的年纪已经超过80岁,虽然尚称健康,但身体逐渐衰弱,忧心难以像过去一样全心全意执行公务,萌生了退位的念头。经过漫长的讨论与修法,遂才让这位日本国民的精神象征、日本皇室之首的心愿得以成真,也才有了改年号一事,而这也让人重新意识到,明仁天皇已是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

迈入高龄化社会的日本,工作年数增加已是趋势,但如何好好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哩路,也成为重要课题,2012年时入围年度新语・流行语大赏的“终活”,便是在提倡要人们去重视、规划与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这样的话题,在台湾社会中彷佛禁忌,但事实上,日本宫内厅早在2013年11月便发表了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的各种“身后事”安排。仍有着好气色、喜爱旅行的天皇夫妇于今年卸下公务,“退休生活”才正要开始好好放轻松呢。日本新年号“令和”源自于日本有千年历史的诗歌总集《万叶集》里的梅花之歌,取其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个日本第248个年号同时也是第一次采用日本古籍。

新年号公布前,报章杂志、电视节目都热情投入“猜谜”游戏中,纷纷举出自己打听到的、或是心目中最佳的新年号,其中,最有人气的莫过于“安”字了,不仅意涵着人人都期待的平“安”,同时也是首相安倍晋三姓名中的一字。当然,越多人猜的就越不可能中,而且决定年号还得集结各方贤德意见,可没有首相“自肥”空间。而安倍在记者会中,针对新年号“令和”引用了日本偶像团体SMAP的经典名曲《世界上唯一的花》歌词,期盼要在下一个时代肩负重担的年轻人们,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日本的年号宛如时代的象征词,“令和”会是怎样的时代呢?洋溢着花香味意涵的令和,盼望每个人真的能像《世界上唯一的花》所唱的一样:“大的花朵、小的花朵,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成为No.1也无妨,原本就是那最特别的Only one。”创造一个让每个人各自在、更活出自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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