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协助台湾畜牧业迎战国际市场

美猪美牛进口在马政府与蔡英文政府新旧两朝代之间吵的沸沸扬扬,也可怜了泪流满面的断腿台湾猪。在笔者看来莱克多巴胺只是表面议题,不是真正的核心点。不管是美猪美牛或是地沟油,其实台湾要面对跟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食品安全检验的把关。

瘦肉精百百种 莱克多巴胺已经是安全打台湾大学兽医系名誉教授赖秀穗曾解释过,瘦肉精的成分超过40种,其中莱克多巴胺已经是相对安全的品项。因为残余量不高,在食用含瘦肉精牛肉的人体上,尚未发现有相关的症状。

美国在台协会「美国牛肉与莱克多巴胺的事实与数据」一文中亦说明「针对莱克多巴胺作为饲料添加物来使用,以及这种做法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包括了毒性、生殖异常、致癌性等其他因素,都一一做了广泛的科学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和政府主导的风险评估报告。」。关于瘦肉精上述一文有许多详细说明,笔者就不一一赘述。且根据国人的习惯,食用猪肉跟猪内脏较多,因此关于美猪美牛进口,其实比较值得关注的是美猪进口及对国内猪肉商的冲击影响评估。

美猪进口对台湾猪商没有办法造成冲击那么美猪进口对台猪销售有没有办法造成冲击呢?根据在美国食用猪肉的经验,美猪肉质腥膻,即使加酱油做成控肉,都还是难以入口。就客观而言,美猪对台销售有三大劣势:1.需冷冻:因为必须冷冻运送,因此肉质较不佳。

2.腥味浓厚:美猪宰杀没有放血的习惯,可是猪肉本身是白肉,因此血液都留在猪肉内时会导致口感不佳且腥味厚重。3.品种不良:美猪在美国的食用者数量少,因此针对美猪的育种自然没有像台湾花大量的心思。台湾猪只的育种已有40余年的历史,民国61年(1972)也创设“农渔牧综合经营养猪专业区”大力推广高瘦肉率遗传型猪种LYD。

之前新闻报导食用莱克多巴胺会导致猪只跛脚,跛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食用莱克多巴胺,是因为猪种LYD天生的基因缺陷。猪种LYD即使不食用莱克多巴胺也一样出现与肌肉骨骼生长有关容易跛脚的症状。只是因为该症状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研究相符,因此第一时间才被误判成食用莱克多巴胺会造成猪只跛脚的乌龙。

在市场经济学上,消费者消费的,并不是“最便宜的”商品,而是“最划算的”商品。因此虽然美猪可以强打价格低廉,但是由于口感实在与台猪差异过大,加上台猪有在地优势,因此就经济销售面来说,台猪的CP值高出美猪许多。

因此笔者也向农委会曹主委建议,可以先针对美猪与台猪进行消费者调查,做好美猪进口对台湾猪商的冲击评估,相信可以让台湾猪商对美猪进口一事,放心许多台湾民众不只不相信美猪,对台猪也不相信有趣的是,即使新闻追打美猪议题这么久的时间,但在2016年6月3日三立新闻网的新闻报导:“有75.8%的民众不相信本土猪都不含瘦肉精。

⋯⋯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拿出“国家环境毒物研究中心”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示在美国牛肉进口之前,台湾人的尿液抽检样本中就含有比莱克多巴胺毒性更高的沙丁胺醇(沙丁胺醇的毒性是莱克多巴胺的一百倍)、西马特罗、妥洛特罗、希帕特罗等4种瘦肉精。

这份报导指出在安检不全的状况下,消费者无法分辨食品是否真正安全,恶劣厂商趁机鱼目混珠,才是造成优质猪农无法生存,国人担心进口肉品的安危真正主因。所以针对此真正议题,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  健全肉品安全检验及标示:2012年2月13日和3月5,林杰梁医师表示,孕妇与患有心血管疾病者,不宜食用含莱克多巴胺的肉类。因此根据不同食用者,可以标示不同莱克多巴胺检出量,综合的各国的检出剂量标准,可分级标示为:1级未检出(2.5ppb以下)2级0~5ppb3级5~10ppb清楚标示检验范围,让消费者可以自由因个人需求选择。

2.  开放莱克多巴胺使用: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示在美国牛肉进口之前,台湾人的尿液抽检样本中就含有比莱克多巴胺毒性更高的沙丁胺醇。表示为了竞争,商家有使用瘦肉精的需求。因此适度开放较安全的莱克多巴胺加入饲料中使用,但是对出售的肉品进行严实的安全检验和分级,避免商家为了竞争走险使用更不安全的瘦肉精。同时也可以保障消费者与有无使用瘦肉精的各级商家。

3.  本土饲料改良推广:多处媒体报导有些牧场用次级农产品做为猪只饲料,也曾有研究添加本土甘薯等作为饲料。农委会其实可以建立次级农产品或滞销品及果皮回收作为饲料用的管道,不但可降低饲料价格,同时可以保障农民生计。 

4.  引入静电浮除等净水技术,保护水资源:如果要增加在台养猪养户的优势,可从增加养猪数量以及附加价值着手。但是养猪造成的废弃物的问题会导致养猪数量的限制。曹主委在养猪废水的处理上有相当良好的经验方法。过去曹主委在担任屏东县长的时候,有两件伟大的创举:一是协助淹水受灾户的养水种电,二是养猪废水处理的静电浮除。

其中静电浮除可在第一时间将废水的液态与固态分流,消除养猪废液的气味,另外,分流后的废液以及固态可以再利用作为沼气发电及水栽养殖,不需将废弃物排入河海,增加养猪的利润空间同时保全环境。笔者谨以上四点建议政府能以积极面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台湾畜牧业者的竞争力,培养台湾自产商品有强健的体质面对全球市场,会比消极抵制走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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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是问题吗?

接续上篇对机车安全问题的讨论,阿姆斯特丹大概是几个都会之中最积极提案的城市,每次地方选举,必然会有候选人以赶走机车为政见。道路安全谁优先?2013 年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发了文情并茂的提案,沈痛表示已经把所有交警的人力都用上、辛勤地拦检机车骑士,仍旧无法吓阻飙车情事。

该提案希望所有机车骑士都戴安全帽、要求他们一律骑在车道上,甚至建议彻底废除轻机车这个真伪难辨的车款类别,只生产可骑道路的机车,减少争议。此案送到国会被经过各方辩论之后被多数反对,认为此举严重危害机车族安全,法案打回阿姆斯特丹重新再来。

经过两年积极联署,市议会在2015又重提法案,这一次,交通部长一改多年来坚持不可能要求所有机车骑士戴安全帽的看法,近日甚至对阿姆斯特丹交通表示同情,表示市政团队也许真的已经用尽方法和资源,应允让阿姆斯特丹试行法案。国会目前还对此在讨论中,但自行车族对此充满希望。

这法案听起来不错,但到底保护了谁的安全?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对脚踏车族的危害是因为超速,把机车族赶到车道上,并不能解决超速的问题;遵守交通规则的机车族亦发声抗议,为何得牺牲他们的安全,用时速25公里前进于高速汽车道上,显然才是把他们置入险境。习惯骑在汽车道上的台湾机车族可能不解,骑在汽车道有什么困难?人家我们日日时时这么做,但这也许有点文化差异的因子在里面。

现在的荷兰机车族,其实都是前或现任自行车族,要是有人在阿姆斯特丹骑过脚踏车,大概会有印象,脚踏车是用路老大,荷兰人从小骑车,理直气壮的表示车体是身体的一部分,他们超载、总是分心、打手机传简讯看报有之、经常不遵守交通规则、尖峰时段更是充满狠劲,阿姆斯特丹政府才为此推出充满荷式幽默的脚踏车安全须知广宣(link is external),对象虽然是观光客,其实根本就是说给广大的自行车骑士听。这些人把被专用道保护的习惯带上速度较高的机车,突然要面临比自己体积更大、速度更快的汽车,其实抗压力和用路知识都是不足的。

我觉得讲路权这件事情大家都是很自私的,谁不希望自己使用的路最大最自由。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驾照、不骑机车、在荷兰多年亦避免骑脚踏车,始终坚持大众运输和步行的异类,当然希望人行道有多宽盖多宽,最好全面禁止所有私人交通工具。但我要用路难道别人不用吗?

面对日益扩张的脚踏车族群和复杂化的道路使用,在全国拥有400万会员的皇家荷兰旅游俱乐部(Algemene Nederlandse Wielrijdersbond or ANWB)自感身负社会责任,率先在2015年底提出未来道路规划的发想(注1),他们建议,应将所有的交通工具按照尺寸大小区分,未来城市的道路,则以该地区主要用路族群来规划,其他的群体,须以客者的身份通行,道路设计并不会以客人的需求改变。好比脚踏车为多数的区域,主体设计道路便以自行车道优先。

此提案区分的六大类交通工具包括:步行、重35公斤和宽1.5公尺(包含自行车或电脚踏车)、重350公斤和宽两公尺(包含所有机车)、重3500公斤(包含所有轿车和小货车)、公车和卡车、电车。按照这六大类,城市道路可区分为限速10公里步行为主的行人区、限速20公里的自行车区、限速30公里的机车区、限速50公里的汽车和大车区。

俱乐部指出,这个设计的特色,在于所有小型的工具,可以往上使用大型工具的区域,好比步行者可使用自行车区、脚踏车可骑驶于机车区以此类推,然而大型工具,在小型工具区则是客者,须礼让先行。这方案最大的讨论热点,当然是我们难道真的要让机车有自己的路吗?荷兰政府对此白皮书表示欢迎,呼吁所有交通专家提出他们的看法。机车困境是危机,也可能是都市发展的转机。

机车是问题吗?台湾的机车族满布,尽管看似缺乏系统性规划,倒也兀自衍生出原则上靠右行,必须和公车、计程车和路边停车分享慢车道这样的无奈默契,现在无端杀出脚踏车抢道,抢不到,和汽机车争道又危险,自行车便自然骑到人行道,行人安全受到威胁,因此约莫是这样衍生出需要自行车道的讨论。但我们也许更该问:“怎么不开专属机车道呢?机车族明明是大宗,为什么反而要特别照顾少数族群的脚踏车族?”

我始终觉得这世界上并没有任何政策,可以直接剪下贴上复制在不同国家,国外的月亮就算比较圆,也不表示那该当成为我们的向往,也许以台北市的居住密集度来说,脚踏车的确是值得推行的代步工具,但现行就是有这么多的机车,而路就这么宽,总不可能给所有人专用道。

也许我们需要更有创意的解方,好比像这样充满想像的,规划特定路线限制特定汽机脚踏车通行。或者他国的经验只是告诉我们,强化改变行为动机的做法,像是汽机车停车位置缩减且收费、脚踏车免费、大众交通工具减价,都不能有效地达到推广目的,毕竟市民再怎么样也不过就是图个快又安全的行路。

严格说来,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智库,重视这个族群的路权,理解有些交通工具,不是你假装看不见,他们就会从地表消失。路权和人权一样应当被保障。即便是环境问题,汽车排气量其实远超过机车许多,电动汽机车的推行,也许才是符合台湾当前社会环境的发展目标。如果我们当年对机车文化的推动有这样全面的尽心,也许今日便能成为面临挑战的荷兰政府前来取经的对象。台湾政策才有可能成为正在面临挑战的荷兰政府前来参考的模范。路权讨论,也许可以再机车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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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筷子吃蛋糕”的回想与展望

汉学家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女士在2012 所着的德文着作“用筷子吃蛋糕”,在2014年由马佑真女士翻译成中文。作者洪素珊于6月25日受邀在德国茵果市Ingolstadt市立图书馆朗读, 用现今从地中海大量逃难难民作为开场。一张载着满到不能再满的难民船,一个个乌黑的人头拥簇在白色船板上,两三百人拥挤在狭小的船筏中。

空照图上,只见到一团密密麻麻地乌黑及周边的一点白色边,让人隐约看到是船缘,摊摆在蓝色的大海中。一团令人无法想像的拥挤乌黑,焦急地与蓝色大海搏斗。对照1938年义大利当年开邮轮到上海的历史真实场景,不禁令人唏嘘。

1938年的德国,德国当时没有正式开战,但是许多犹太人已经被严厉羞辱、被迫害。这部文学着作是作者洪素珊根据历史史实,汇整当代人物的口述历史而写成的历史文学小说。“用筷子吃蛋糕”延续第一本“银娜的旅程”的真实故事──以银娜在德国的好友英格为犹太人家庭为背景,着述另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德国1938年虽还未发动战争,但是当年在德国的犹太人已受到德国希特勒政权的严重凌辱。书中的主角英格,是个10岁的德国犹太裔女孩,家中父亲原来是开设西点面包店。1938年11月家中的西点面包店遭受纳粹政权的侵扰破坏,所有犹太人商店在一夜之间全成为碎片瓦砾,英格父亲也被纳粹带走。纳粹“水晶之夜”的砸烂犹太人商店行动,让犹太人无法生存,无从选择地只有逃亡。

英格母亲用尽全力救回被纳粹羞辱、乱剪剃头的英格父亲,用卖掉店面的一点钱,买到三张刚好有人生病不能登船的上海船票,带着一个皮箱,一只裁缝机,一家三人就这样登上邮轮,从德国靠近柏林的布兰登堡搭火车到义大利,从义大利港口逃亡上海。当年纳粹政权完全不见容犹太人,即使是这群过去为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力打仗荣获国家勋章的犹太人,也没让纳粹的整肃手软。过去的荣民, 今日的罪人,德国纳粹让德国荣民的犹太人惨遭羞辱而必须逃亡。

英格的家人来到上海,必须过着穷困的难民生活,但是毕竟也是逃出来了。生活从零开始,暂居上海保住性命,仍然逃不过德国政府透过战争盟友的日本政府施压犹太人。日本政府把犹太人集中一处,密密麻麻困居在一起,让他们生活得更困苦。

犹太人当年的祖国应该是德国,战争爆发后,他们只能盼望等到自己的祖国战败,他们才可能回德国。这种矛盾的心情,一个10岁的孩子如何能够理解? 看足球都希望自己国家赢,更何况战争。但是当人被国家机器铲除时,他们就只能等待自己国家被战败,被破坏,而且期待得心急。

一个10岁小女孩渐渐适应了上海,而成年人要适应总是充满了怨言。英格的青少年就在上海过,成了她生命滋长的活力,而她父母亲忍受地过日子,希望战争结束行走天涯。上海当年是个被强权国家占领的国际港,分别为日本、英美与法国等国家所占据。根据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1843 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迫使上海被强权租借,也让这些强权国家有在上海的治外法权。直到1943年,长达100年的时间,上海的租借才告结束。而在二战中奥地利与德国的犹太人,也因为上海被强权租借的关系,成为国际港,无须签证而得以逃难到上海。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无力管辖,被迫租借,却无意中救了全世界无所去处的犹太人的20000条人命。而今1949年成立的中国政府逐渐强大后,残害人权却斑斑可见,维权律师与香港异议人士的被失踪,都让人担心中国的强大,对国际社会的人权威胁日渐严重。

70年后翻转过转型正义的德国,从犯了世纪大错的国家,成了拥抱百万难民的国家。过去输出难民让全世界人救援,七十多年后知错反省,敞开国家大门救援国际难民。此一时,彼一时也。德国战败后的强大,做了彻底的转型正义,没有国家担心这个强邻。

德国战后翻新的政府反而做了最大的人道救援,但也承受国内外最大的两极批评,导致右派的保守势利的崛起。战争仍在,难民仍在往各国逃亡流窜,只是德国这次扮演的角色互换,现在的德国不再是迫害人的国度,它成了国际难民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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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观光客的空气真好?

蔡英文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后,中国透过不同形式逼迫蔡英文接受虚构的九二共识,甚至动用冻结中国观光客来台的手段胁迫台湾。不过,冻结中国观光客的宣告,在台湾网路上却是赢得了一片“赞”声;甚至有不少网友直接表明,没有陆客的空气真好。

2016年5月的中国观光客人数下滑后,网友更以美编照片搭配中英日文,藉以宣传现在正是旅游台湾的好时机。马英九执政后,大幅开放中国客来台,急速增加旅游台湾的观光客人数;但是,整体数据成长主要动力却是来自于中国。

数据上,中国客来台观光增加了台湾观光收入;但实际上,多数的中国客都是团客,团进团出、一条龙的观光方式,从旅行社、游览车、住宿饭店、餐厅与土产店等等,几乎都与中资有关。

也就是说,台湾人几乎无法从团体行的中国客获取任何观光收益;而且,中国客不仅和台湾人抢占一票难求的东部铁路车票,喧哗的中国观光客也影响台湾观光景点的品质。如今,台湾人只能从零星且素质高的自由行中国客身上,获得实质的观光旅游收入。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资料(表一),中国观光客在2016年5月的来台旅客人数相较于2015年5月,减少了45291人,减幅12.25%。不过,整体外国来台观光客却是成长15.95%,增加了60646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韩国旅客保持成长趋势,日本客成长16.87%,韩国客成长17.52%。至于民进党政府为了推动新南向政策,列名台湾经贸与投资发展重点的东南亚,则是有15.02%的成长率。

接下来,民进党政府将简化东南亚观光客签证,可望持续增加东南亚来台旅客人数。数字告诉台湾人,台湾人并不需要倚赖中国。尤其,香港高度倚赖中国蝗虫式观光客的惨状历历在目,除了加剧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外,畸形的观光旅游型态摧毁了传统的香港。香港资方为了做中国客生意,广开珠宝、3C、药妆与名牌店等等,许多传统港式小店无法负担倍增的租金,于是这些香港生活与饮食的文化小店一一倒下。

虽然,台湾人可能喜爱出国旅游胜于在国内旅游,尤其连续假日时,网友们的脸书常被朋友在日本打卡图文洗版;不过,台湾还是有实力推展观光旅游。近几年来,台湾的民宿业者兴起,各以不同的特色吸引观光客,也有不少业者加入国际性的Airbnb系统,这也是行销台湾的另一种模式。

民进党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就极力推动“观光客倍增计画”,“Taiwan touch your heart”的广告开始行销台湾(link is external)已经超过10年了,但显然还有进步的空间。观光局目前锁定日本观光客,持续与航空公司、旅行社合作,并聘请导演吴宇森拍摄观光宣传片在日本播出,吸引日本观光客;目前看起来颇有成效,但是台湾应当拓展不同客源。

台湾的自然环境与饮食文化颇为吸引人,而且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来自东南亚的新移民也让台湾更具多元文化吸引力;只是,观光宣传似乎仍有努力的空间。如果我们上YouTube寻找台湾观光宣传影片,不仅少之又少,以英文关键字搜寻“visit Taiwan”、“travel Taiwan”,不仅不见台湾官方宣传影片,最热门的台湾观光影片竟然是新加坡人自制的台湾观光行纪录“What to Eat and Do in Taipei, Taiwan (NOC Travel Guide!)”(link is external),收看人数超过88万人次。

与台湾同样是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在网路与全球电视的广告行销,相较于台湾,显然就成功许多。马来西亚在2015年推出由马来西亚国际巨星Yuna配乐演唱的“Malaysia Truly Asia”全球广告,除了在全球电视播出外,在YouTube的收看人数已经超过了615万次(link is external);5分钟网路完整版“The Essence of Asia”也超过238万人收看(link is external)。

这个数据说明了马来西亚强力行销族群多元、宗教文化和谐以及美丽自然环境等等,其实是颇为成功的。过去国民党执政八年,将所有的希望都掷注在中国身上;如今,事实证明,亲中政策除了让中国对台湾予取予求外,所有的梦想都是一场空。

现在,来台湾的中国客开始减少,许多观光景点可望不再喧哗吵闹失序,观光环境变好指日可待。而且,中国观光客减少,正是台湾重新检讨陆客式耗费资源观光政策的时刻。看看马来西亚吸引外国人目光的广告,台湾除了改善国内观光环境外,也让台湾从广告先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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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特娄到东京

在巴西嘉年华的闭幕式中,里约将奥运的火炬传递给2020年的主办城市,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装扮成玛利欧现身,为现场带来高潮。玛利欧风行世界,是迄今日本最成功的电玩主角,短小精干、跑跳敏捷,遇到难关,勇往直前,使命必达,安倍以此象征再创日本第一的企图十分明显。

伴随卡通动画,充满浓浓的战后日本文化,成功唤起世人对2020东京奥运的想像与期待。届时东京将与伦敦并列,成为战后唯二举办过两次奥运的城市。日本参与奥运的历史相当悠久,始于1912,到30年代已成为亚洲唯一的运动大国,表现优异,战前已累积44面奖牌,包括15面金牌。

“脱亚入欧”不只是口号,而是全面与西方竞争,包括文化体育。1936年的柏林奥运,台湾音乐家江文也的管弦乐“福尔摩沙舞曲”(后称“台湾舞曲”) 在大会演奏,代表殖民地为日本队赢得一面特别奖的奖牌。可惜日本扩张主义也同时抬头,入侵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但为亚洲国家带来苦难,也重创自已,首都东京与各大工业城几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

吉田主义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然而却能在短短不到20年内复苏重建,1964 年第一次举办东京奥运,世界为之惊艳。战后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所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开始开花结果,史称“吉田主义”。吉田主义融合了重商主义与和平宪法的精神,全力发展经济,不武装日本,国防仰赖美国协防,外交上更是低调不出头。

东奥开幕前夕,新干线子弹列车落成通车,向世人展现日本的工业实力。日本的生产线撤下零式战机,将改以家电、汽车等民生工业征服世界。东奥后吉田主义继续主导日本主流政治,把日本经济推到80年代的颠峰。

然而后冷战时代日本经济发展开始遇到瓶颈,面对无数新的挑战,有量大价低,来自中国世界工厂的产品、南韩3C产品与汽车工业的急起直追、欧盟整合成功、南美洲与东南亚国家活泼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成为日本的竞争者,让日本进入所谓的“失落20年”。

加上中国崛起后,中日的历史纠葛与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加剧,北韩的骚扰、恐怖主义的扩散,要求日本在国防外交更独立自主的声音分贝渐大,吉田主义已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不但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待突破,战后跟在美国后面的侏儒外交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

安倍时代的来临安倍顺势而起,在2006年第一次组阁,一年后又闪电辞去首相。阁员的金钱丑闻固然是下台的直接原因,但参与阿富汗战争,挑战中国与南韩的历史记忆,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国防部战后首度成为中央一级单位。这些作为再再打破舒适的吉田主义,以高风险的安倍主义取代,恐怕才是引发对安倍第一次组阁疑虑的潜在原因。然而神奇的是,五年后安倍奇迹式的再度组阁,成为继吉田茂之后唯一能够回任的首相。

卷土重来的安倍更高调地倡议修改和平宪法,主张集体自卫权,强力捍卫钓鱼台,推动以日本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强调日美身分对等,一方面加强日美结盟,分担国际责任,成为亚洲秩序与价值的维持者等等。

每一个动作都如走钢索,然而不同于第一次组阁,第二次的安倍内阁却创造了战后最稳定的内阁。再从2014年底的胜选与今年7月的参院改选结果来看,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大获全胜,甚至跨过修宪门槛,意味着在经济复苏不如预期的低气压下,安倍主义在民间的支持度仍然更加扩大。

其实安倍主义不是安倍独创,早在2000年世纪交替前后,各元素已陆续出现。90年代资深众议员小泽一郎便提出“普通国家”,或所谓“正常国家”,要挣脱战后美国以和平宪法替日本设定的格局。在安倍第一次执政前后许多短命内阁的首相其实比安倍还激进,安倍只是集大成,出现在社会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主张的时代。尽管如此,环绕在安倍主义核心的政策仍有不少敏感争议,唯独争取举办2020奥运是个例外,很少被放到放大镜下检查,几乎是全民共识,无人反对。

安倍第二次组阁后立刻积极争取奥运,2013年还不辞千里迢迢前往阿根廷,亲自游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的IOC (国际奥委会)。当IOC宣布东京取得2020夏季奥运主办权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环绕筹画东京奥运所带动的民间投资,显然让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得分不少。

安倍内阁尚须面对2018的大选,能否执政到2020仍是未知数,然而不论何人接替,吉田主义终将被战后出生的政治人物淡忘,一个国防外交更积极的安倍主义将成为主流。而在重回亚洲的功课中,如何面对台湾地位的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

对于台湾,美国一直扮演着保护国的角色,但在冷战结构下往往将台湾当成马前卒,后冷战又无视台湾政治已在地化的现实,帮中国扮演典狱长看守台湾,防止台湾走出虚妄的一中架构。面对台湾高涨的独立意识视而不见,甚至出手干涉,视台湾为麻烦制造者,无意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案,得过且过。

重回亚洲的日本与美国维持亚太稳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显然必须比美国更积极地保证区域和平,不能用鸵鸟心态处理自家门口可能随时走火的火药库。如果日本能成功摆脱战后美国在亚太设定的格局,也许能为台湾创造出路的是日本,而能帮日本一扫战后外交侏儒形象的是台湾。

当然,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有利于台湾的现状改变必须由台湾发动。独派保持建国论述的高度是必须的,但现实的做法不必陈义过高,以台湾之名重返国际舞台不必立刻上纲到寻求台湾法理独立、入联这种高难度的政治对撞。最好的政治宣言往往出现在屏除政治的动作里。

百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治精神是有其理想性的,秉持这个精神,奥运就必须纠正“中华台北”这个高度政治压迫的标签,让台湾队在2020东京奥运就叫台湾队,再自然再合理不过,不是政治。就像当年加拿大坚持不准使用“中华民国”,就是不准蒋家政权将政治带入体育场,任由他做代表全中国的政治宣传。

我们必须立刻主动向IOC 声请正名为台湾。台湾固然在中国的压力下尚不是一个法理独立的国家,但IOC的会员不一定以国家为单位,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也不是IOC要处理的,这些政治议题都可先跳开。关键是IOC要不要坚持奥运宪章的精神,让每个运动员有尊严地参与竞赛,而自我认同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让台湾合理地称呼自己,这才是台湾争取在运动场上正名的立足点。

中国当然会全力反对,以IOC过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法,IOC也当然会先拒绝再说。台湾必须据理力争,说服世界使用“中华台北”的荒谬性,有违IOC宪章与奥运精神。其实这不是冲撞世界秩序的挑衅之举,IOC类似的决议过去已不断出现,如1960罗马奥运,又如1976蒙特娄奥运。IOC一再要求台湾与中国区分,在不必更动国旗国歌的原则下,以台湾名义参加。

蒙特娄奥运为了台湾的名称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的,最后IOC同样也在中国的抗议下做出相同的决议,得到美苏的支持,反而是台湾当局不接受而退出奥运。今昔不同的是,自认中国唯一代表且恐惧台湾意识的蒋家政权早已倒台,民主化的台湾当然不会和中国抢代表权,也不会反对使用台湾,用自己的名子代表自己,再正当不过。

然而政治无孔不入,意识形态与苟且的心态无处不在。不可否认,实际的挑战远比说道理复杂,除非地主国日本愿意支持台湾,否则终将只是一个无人注意的独角戏。然而日本愿意抵抗中国可能全面抵制东京奥运的威胁吗?日本可以不顾美国的指点、 IOC的制裁吗?我们确实没有一厢情愿的理由,但不妨看看1976年加拿大总理皮耶杜鲁多所面临的压力。皮耶杜鲁多即为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的父亲。

杜鲁多的政治主张认为加拿大必须走出冷战格局,在美苏之间有“第三种选择”,不再当美国的“童子军”,这和安倍主义要走出不正常国家困境,不再当“外交侏儒”的企图类似。杜鲁多不顾美国的围堵政策,早在1970年便与中国建交。承办奥运后多次要求IOC处理台湾代表权的问题,但IOC均无具体作为。

直到1976年蒙特娄奥运开幕在即,杜鲁多终于高分贝喊出国王没有穿衣服,台湾的政权不能代表中国,“自由中国”只是美国右翼政客的政治宣传。杜鲁多要求台湾代表队保证不以中国队自居,否则命令外交部拒绝发给台湾代表队入境签证,已进入加境者,如果持ROC标志出现在开幕式,将加以逮捕驱逐。

如此大动作震惊全世界。由于奥运本身一向就具有高曝光度,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媒体天天以头条报告此事的发展,比当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还被关注。美国正值大选年,福特总统与挑战者卡特同声谴责,美国奥委会扬言退出比赛,IOC更以取消整个奥运威胁,不准蒙特娄运动会挂奥运招牌。

苏联则强调这种事不会在四年后的莫斯科奥运发生。连加拿大自己的舆论也大肆批评,国会要求杜鲁多前往国会解释,面对唇枪舌战。除了欲置台湾于死地的中国幸灾乐祸外,全世界都反对杜鲁多,杜鲁多自反不缩,而他唯一的武器只有一个:事实─台湾不代表中国。最后他赢了。

蒙特娄之后,流亡的中国从奥运场上消失了,当年赌上数百名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机会,力挺国民政府的美国不到三年就转头与中国建交。40年后最大的不同是,当年戒严的台湾已从中国流亡的法统转型为在地的民主国家了,今天台湾的主张与当年杜鲁多的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台湾就是台湾。

但如果台湾主张这个已经迟到40年的事实,日本有决心为这事实背书吗?全世界会以如1976年对付杜鲁多的力度反对吗?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日本的国力远高于加拿大许多,至于日本能否主张它的价值?安倍主义能否带领日本,在中美两强之间走出正常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安倍主义只是另一件国王的新衣?我们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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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重症说不清

近日由于医改团体、立法委员就如何因应“医师纳入劳基法”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提出经由落实“分级双向转诊”(也就是根据病情实际的需要,让医院院所发挥分工合作的功能)及其他措施,来舒缓医师过劳的情形(注1)。

事实上,“分级医疗”近年频繁地在各种医疗制度相关的争议中被提出,除了“医师纳入劳基法”,社区医院经营困境(注2)、急诊壅塞(注3) 等议题,都将分级医疗视为解决问题的解药良方。但台湾该如何实施“分级医疗”才会成功?门诊的“双向转诊”是否是“水到渠成”之事,或许我们可以从民众有无“轻症滥用急诊”一事的争议一窥端倪。

近年来,每当“急诊壅塞”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民众滥用急诊”往往是首先被归咎的原因。但何谓“滥用”?中央与地方卫生机关多以“急诊检伤分类的结果”来划分(第一级最紧急,第五级最没有生命威胁)。

有趣的是,不同单位、不同时期的定义歧异甚大。例如某县市卫生局根据检伤分类“三至五级”是“没有立即生命危险”的缘故,提出“有八成急诊被滥用”的说法(注4);卫生福利部则分别有“将检伤四、五级视为轻症”得出“约1成五是轻症”(注5)、以及将检伤“部分第三级、全部四、五级视为轻症”(注6) 两种版本。

不但官方对“轻症”的定义莫衷一是,当健保署研议针对急诊检伤四、五级之患者调高部分负担金额时,急诊医学会以“检伤分类无法百分之百正确反应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恐恶化医病关系”为由,反对此一政策。

但急诊检伤分类是否能作为区分急诊“严重度”(即轻、重症,也就是急诊的紧急程度)之依据?急诊医学会暧昧的说法、所谓“无法百分之百正确反应”,究竟是可以反应多少,是接近90% 或接近0%? 我们若参考急诊医学会在其内部教育训练资料中的说法(注7):“检伤的目的之一:‘评估病患目前情况呈现的严重性’⋯⋯(略)”。

知台湾现行检伤分类是能区辨急诊病患严重度(危急程度)的。另一个客观证据,是台湾版检伤分类乃参考加拿大急诊检伤分类系统(Canadian Triage and Acuity Scale, CTAS)修订而来,其网站明确指出:“CTAS能让急诊医护根据病患呈现病情症状的类别和‘严重度’进行病患检伤分类”(Triage patients according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their presenting signs and symptoms),而且数篇加拿大本土的学术研究,就是以CTAS的第五级、或合并第四级和第五级作为判断“非必要急诊利用”的标准(注8)。

关于急诊壅塞的争议,非但医界、主管机关对于何谓“急诊轻症”并无共识与统一见解,且部分急诊医师也认为轻症患者不是造成急诊壅塞的主因(注9),但特定医改团体已经迫不及待主张要“处罚滥用急诊资源的民众”(注10)。如果医界、主管机关仅是急诊轻、重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未来门诊分级转诊涵盖疾病范围广泛,如何客观的建议各级医疗机构“什么情况应该转诊”?民众又如何分辨自己“被转诊”或“不被转诊”是适当的?

如果急诊医学会因担心对检伤第四、第五级患者加收部分负担会造成纠纷,而不愿具体说明急诊检伤分类与“急诊轻、重症”的关系、或另行提出判别“轻症滥用急诊”的客观标准,未来在欠缺门诊转诊的客观参考标准下,会不会也有造成医病关系紧张、衍生医疗纠纷的疑虑?

根据国外实施分级医疗转诊的经验,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有制订门诊转诊的“指引”(guideline)或“准则”(guidance),有些是由国家机构公布,有些是由被转诊的后送医疗机构提出,用以提供医疗专业人员、民众共同参考或遵循。

但即使是实行家庭医师(general practitioners, GP)与转诊制度有长久历史、各种转诊参考准则完备的英国,不同地区之间家庭医师转介特定专科别医师的转诊率,仍可出现10倍以上的差异。且英国研究机构指出,因为部分转诊个案的必要性有争议、未能即时转诊、转诊时医师之间相互提供资讯不足、或病患未能参与转诊的决策等种种问题,英国的家庭医师转诊制度应进行改善以提升照护品质(注11)。

对比国外的经验,目前国内各医疗相关团体对“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倡议,仍未提出具体的配套措施,仅止于“分级转诊、各自表述”的阶段。倘若政府、医、病各界未能共同研议具体可行的制度(注12),贸然推动下是否能克竟全功?或将重蹈30年前功亏一篑(注13)的结果?相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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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水柱击中而死的示威者

转眼间,时间过了快一年。去年11月,首尔都心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青年、劳工、农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回导向资方的劳动改革、改善青年失业率、停止强行推动国编历史教科书,同时挽救米价、保障农民生活权益。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那天爆发并蔓延开来,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继2008年,李明博前总统刚上任不久爆发的美牛示威烛光集会后,最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去年11月这场集会,出现一些过激抗议场景,包括有示威者拿梯子与石头攻击警车,造成警员与记者受伤;但当局的镇压也同样被不少人批评过度激烈─最明显之例就是以多发强力水柱试图驱散民众。

一名来自全罗南道宝城郡的69岁农民白南基,遭水柱正中头部而昏迷,不少媒体现场拍摄到白老先生被击中与倒下的过程,传遍到海外,震惊世人。白老先生被送往首尔大学医院急救后,仍无法回复意识;医院也宣判白老先生的身体已无机会回复正常机能。在昏迷316天后,白老先生因并发急性肾衰竭而去世。这是相隔10年后,再度有示威者因警方过度镇压而丧命。

遭水柱陷入昏迷后,白南基的家属向当时的南韩警察厅长姜信明在内的7位负责人,以杀人未遂嫌疑,向检方告发,要求警方道歉与国赔。今年起,南韩国会针对白南基事件展开数次听证会。姜信明在会上表示,自己也是看电视才知道有这件事。他说道:“因为有人在示威途中受伤或死亡,就无条件得道歉,这并不合适。

执政的新世界党仍不愿承认去年集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白老先生死讯传出的4小时过后,新世界党发表哀悼声明,却不忘指出:“因为示威过激而变质为非法集会,才造成如此令人遗憾的事,我们不该重蹈覆辙。

至今为止,政府单位,从上到下,无人为这位被水柱击中而死的示威者追究责任、展开积极调查,甚至连一句道歉也没有;但10年前,作为在野党的大国党(新世界党的前身),面对同样的事件,姿态却截然不同。

在进步派卢武铉总统执政的2005年底,两位上京参与反对国会批准米价协商集会的农民,在示威过程中,遭警方撞击头部与棍棒殴打而死亡,引发各界挞伐。当年,大国党由发言人李贞铉对事件表明立场道:“警察若在镇压过程中出现问题,总统就应该道歉。政府方面要正式厘清死因,过程中若有人要负责,不论地位高下,都该承担。”时任党魁的朴槿惠,还为两位死者献上吊祭花圈。

卢武铉总统随后宣告撤换警察厅长,并亲自举行记者会,在直播中向全国民众道歉,同时承诺国家将予以赔偿。当时卢武铉总统公开说道:“虽然会出现‘主导暴力示威者,也是造成事件的原因,只向警方问责并不公平’的批判,但公权力是特殊的权力,公权力越过正道被行使,或被滥用的情况下,会对国民造成严重且致命的伤害。

在任何情况下,都该冷静沉着地行使,而不能不受控制。因此,公权力的责任和一般国民的责任不同,应予以严谨管理。”如今,朴槿惠成为总统,而李贞铉成为在野党党魁,两人碰上相同的事件,都一致保持缄默。

而白老先生死讯一出,首尔大学医院周围立刻被布满层层警力,气氛一度陷入紧绷。警方向法院申请白南基的验尸令,引发反弹。“白南基对策委员会”透过脸书紧急号召民众前往医院守候,必要时阻挡警方强取遗体,警民在医院对峙了一夜之久。

家属与对策委员会认为,白老先生在被移送至医院后,包括检验、治疗与身体状况追踪纪录,都保留完全,院方也确认他是因遭水柱击中造成脑出血与头盖骨折,送往重病室后,又因院内感染与外伤施药造成并发症而导致器官衰竭,这些都能透过断层扫瞄照片与院内文件获确认。

而白老先生死亡,警方就要求要验尸,家属无法信任检验程序,认为这是公权力对死者的二度侵犯,质疑这是警方要刻意掩灭证物,与回避责任。法院隔天宣布驳回警方申请,只允许提交就诊纪录等相关资料,但警方之后又二度提出验尸要求,目前大家正等待二度判决结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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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健检

台湾属地震频繁区,安全的房屋结构绝对是屹立不倒的最主要关键。然而房屋结构安不安全,非一般民众能够看得出来,大多时候我们都轻忽了裂痕的存在,或是根本难以藉由肉眼看出房屋结构的安全性问题。

还记得,17年前的921大地震,台北市唯一倒塌的东星大楼,酿成87条人命丧生、75个家庭流离失所。协助东星大楼进行结构勘验的结构技师指出,造成东星大楼倒塌的最主要原因是偷工减料,水泥与钢筋不足。

2006年12月26日,恒春百年大地震,几千间房屋为何仅一间家具行倒塌,造成两人死亡的悲剧?2016年2月6日高雄美浓地震,也再度引发大众对于建物安全的关注。许多建物倒塌的悲剧,除了天灾外,事先没有征兆吗?其实可以早一步防患于未然,预防悲剧发生吧!

根据统计,台湾人一生中平均购买1.7次房子,因不动产的昂贵性,购屋决策对许多民众而言可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财务决定,加上台湾处于地震带,更应谨慎留心购屋的屋况。内政部统计,于2016年第二季,全台房屋税籍住宅类数量为844万4948宅,屋龄逾30年者超过384万户、占比高达45.49%。

且全台住宅平均屋龄28.91年;其中,以桃园市23.92年及新竹市24.23年最年轻,首善之都台北市的平均屋龄高达32.29年,30年以上老屋更占64.06%,是六都中屋龄最老的城市。事实上,内政部早已规定,房屋的卖方必须出示不动产现况说明书,但牵涉到结构安全的项目,必须由买方自费检测,许多人为了省钱,根本不去做结构检测。

民众购屋时多半仅关注生活环境与室内格局,可说只看表面看不到骨子里,虽然要附不动产现况说明书,但其中检测海砂屋和辐射,却要买方另外付费,最基本的钢筋检测项目,连找都找不到,许多民众甚至连可以自费做检测都不知道,足见政府宣传不足,造成民众的轻忽。

反观在美国买卖房屋时,多数州政府均要求卖方须提供这种所谓的屋况揭露表,内容容深入到,管线的配置跟材质,还有下水道系统都有记载;加拿大BC省也在2014年规定,除非管委会达2/3同意免除外,所有的公寓大楼,每两到三年须出具一份折旧报告书,针对大楼的结构强度、防漏水处理进行检测,若有不足就必须要重新补强、防漏和重新粉刷,并且预估未来30年内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是否要提存折旧金以做准备,让居住安全及买卖交易更有保障。

为美国北部有雪灾、东岸或西岸有飓风的风灾、南部有龙卷风灾;加拿大也有龙卷风灾,所以房屋健检有其必要性;同处地震带的日本也有建物的强制修缮费制度,并强制规定建物屋龄满20年应重新修缮、拉皮,保障居住安全与城市景观;反观台湾多的是地震、台风与老屋的台湾,健检与修缮的必要性也非常高。

值得深思的是,若仅规定30年以上的房屋交易须强行健检,那未有买卖交易的老屋,无疑仍暴露于风险当中,且这笔费用若由政府补助或负担,难免有失公平;若由屋主负担,相关费用有可能转嫁由买方负担。

因此,较公平合理的方向,是参考加拿大的做法,规定建物所有权人须定期进行特定项目检测、针对有问题的项目限期改善,且须提存相关的维护修缮预备金,使这笔费用直接成为房屋持有成本,成为房屋持有成本之一,由于购屋时已知这项成本负担,因此会将这笔费用纳入购屋决策中做为考量。

这笔费用也可以考虑做为未来不动产交易时,房地合一实价课税的费用折抵项目,如此一来,虽然地方税收会减少,但至少政府无须扩编财政预算、也能降低公帑被用在特定对象的疑虑、减少影响房市交易价量的冲击,也能提升民众对于房屋修缮的重视,政府亦应加快防灾行都市更新的相关规范、加强民众进行都市更新的意愿。

此外,中华民国居住安全健康协会也有提供世界首见的房屋裂缝远端诊断服务,民众见到家中的裂痕,只要用相机拍下,email至居安协会。居安协会将由认证的结构技师提供专业诊断,快速的告诉民众建物是否面临倒塌的风险值及建议的处理方法。而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也有街屋耐震评估,民众可以利用网页自我检测,点选跟自己最相近的住宅模式。

像是连栋街屋公寓式跟透天厝,再把住宅的基本资料还有梁柱、墙面的数量和面积填好,电脑就能马上知道,计算出家里的结构是否够耐震。很多人都以为,房屋越老越不安全,但若最初的设计施工没问题,加上适当维护,屋龄高的房屋并不一定就有问题。

不过,台北市结构技师公会理事长娄光铭也表示,若立法强制实施,要做到什么等级的健检?目前营建署推动老屋健检的收费6000及8000元,坦白说是偏低,因现在只是作到耐震初评,其实真正完整的建物健检,要看涉及公共安全的类别而定,可分耐震评估、机电、消防、建物维修四大类,营建署现行老屋健检是只作第一类耐震初评而已,将来还不清楚内政部要推动的是哪一个层次的健检。

娄光铭表示,如果要进一步做耐震完整的详评,就必须多处“钻心”取样,而且需做钢筋探测,依照目前公有建筑物的计费标准,小型建物要15万元起跳;大型一点建物7、80万元跑不掉。此外,外墙部分也是建筑公安重要项目,近年就常发生外墙磁砖掉落伤人事件,如果只是目视、抽测,行情约三万元,但若完整全面检测,则另需搭鹰架逐一检测,就要100万元。

这样庞大的费用,对于屋主而言无疑是一大负担,甚至对于持有不动产却没有固定收入的弱势人口而言,将带来极大的财务难题。因此,相关配套措施,如检验经费负担、检验规模、检验人员数量、认证等各种执行配套,皆须纳入考量。例如从“新成屋”便规定须出具建物结构与折旧评估报告书,自建物落成时便开始把关,并推动强制建筑保险;如此,建筑健检较能透过自由经济市场执行、降低政府财政负担,并兼顾弱势家庭的照护,也能有效提升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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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大学母校还在吗?

如果没有意外,2026年至少将有50所大学消失在台湾的大学名册上,教育部预估那年大一新生入学人数约在17.5万至18万人之间,跟今年(2016年)相比,大学新生人数少了将近8万人。此时,不禁要问:“10年后,你的大学母校还在吗?

众所皆知,过去20年高教扩张和少子化,是促成未来10年台湾的大学退场两大关键因素。若按照“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办学绩效好的大学理应没有影响,然而早期台湾的大学发展,实质上并非完全依循市场机制来经营,而是由国家统一制定教育政策,并且挹注经费办学,“学杂费”和“政府补助”是大学经费的两大来源,两者总和超过五成,私立技职科大占比甚至高于八成。

长期以来,公立学校整体而言能得到政府较多的经费补助,公立大学收取的学杂费,平均仅有私校的一半,基于学费成本考量,学生多半倾向优先选填公立学校。过去大学招生名额僧多粥少时,大学不需要为学生生员烦恼,即便私立学费较高,但是好的私校仍有充足的学生来源和学杂费收入,来支撑办学品质。

大学退场不该反淘汰少子化之后,整体学生人数下降,即使高中生愿意以较高学费,选填绩效好的私大,仍保持一定比例,但可预期的是私校的学费,相对于公校显得没有竞争力,10年后,是否会因学生总量不足,而造成“反淘汰”,届时退场的大学都是私校,而“幸存的”都是公立学校,进而造成国家教育预算的负担,以及降低大学办学的竞争力和多样性?将是未来10年,台湾高等教育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学杂费高低不是学生选择大学的唯一考量,以美国的大学为例,许多顶尖大学诸如长春藤联盟校(Ivy League)当中的哈佛、耶鲁、康乃尔,还有其他包括史丹佛、华顿商学院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但仍吸引全球顶尖学子申请。为了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这些收费高的大学,同时提供高额奖学金给社经地位较低的学子申请,其中像是史丹佛大学,提供将近八成的学生奖学金,但是其学校经费来源仅有18%来自学杂费收入,政府补助金额也不及两成,绝大多数经费来自产学合作、捐款及其他各项收入。

反观台湾,受限于法规和社会风气,私校募款和产学合作的收入来源,远远不及公立大学。像是企业指定捐款给私立大学,仅能扣抵10%~50%税额,可是捐款给公立大学却能100%抵税,对企业而言,捐款给公私立学校的条件落差极大,同样捐赠兴学,多数情况当然率先选择公立大学。

大学办学在于教育学生面对大学退场的议题,教育部已在2015年推出“高等教育创新方案”,其中提出包括“高阶人才跃升”、“退场学校辅导”、“学校典范重塑”及“大学合作合并”等四大策略,其中着眼于减少对大学经营的冲击。

可是却忽略了,高等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国家培育人才,如同今年5月台大校长杨泮池在接受高等教育评鉴中心《评鉴》双月刊专访时指出,“把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当成高教生死攸关的‘大限’,是从学校角度看问题,这是倒果为因,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学生,而不是为了办学校。”他同时也点出,这波冲击是危机,也是转机。各界可以静下心来思考,面对全球化产业转型的浪潮,大学该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学生必须在大学学会哪些事?才能面对未来世界竞争的挑战。

想像10年后的台湾从1994年教育改革启动以来,台湾总共增加29所大学院校,同时超过70所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20年前为了呼应社会各界对于大学入学机会的需求,因而广设大学,而今少子化驱使之下,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化教育,发展成普及化教育,其中更要思考的是“适性发展”,必须让不同特质取向的学生,选择适合的大学就读;此时,大学也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特色和角色定位,究竟要往研究型或教学型方向发展,以强化“市场化竞争力”。

国家则要思考每年新台币860亿左右的高等教育经费,该如何分配,到底该齐头式平等,让各公私立大学雨露均霑,得到同样的经费?还是要追求国际竞争力,以培养世界级的顶尖大学,而将经费挹注给重点学校?这波大学转型趋势,将左右台湾未来10年、20年后的面貌。

前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正式公布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名单,共有46所高校入选,其中包括新设本科学校(21所)、更名大学(1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6所)和同层次更名(3所)。有业内人士分析说,随着新建和更名高校的不断涌现,如何为大学起个“信雅达”的名称和简称,也考验着高校的文化品位。

  此次更名的16所高校,大多为“学院”升格为“大学”,如郑州轻工业学院更名为郑州轻工业大学、成都学院更名为成都大学、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上海电力大学。其实,我国高校热衷由“学院”更名为“大学”的风潮由来已久。《2008至2013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显示,这五年里全国共有257所高校更名,占全国具有高考招生资格高校总数的10.35%。这些学校的更名往往规律明显。

一是更名大学较多的省份,大多为高考大省。二是大部分教育学院已改制为师范学院,并逐步转型为本科教育;中医学院更名为中医药大学,医学院变成医科大学,财经学院改为财经大学,科技学院更名为科技大学。三是以地市命名的高校上升为以省级或区域命名。另据2011年至2016年间的统计,全国至少有70多所学院“升格”,这其中就包括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更名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更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高校往往十分看重有无大学的“名分”,更名会有着许多现实的“红利”,一所高校从学院更名大学,办学质量还没怎么变,但当年的招生录取分数就可能提高几十分。然而,恰是一窝蜂的更名,也时不时地在高校间引发龃龉。

例如,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四川大学随即致函教育部表示反对,因为川大下属的华西医学中心俗称“川医”,与泸州医学院改名后的简称相同。更搞笑的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更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时,曾引来远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的质疑:“谁允许你在我们学校的名字前面直接加一个地址?”

此外,一个朗朗上口的大学校名简称,会成为高校的活名片,但争议也往往由此而生。例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大连大学简称连大,而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则分别简称复旦、清华。有些大学的简称是约定俗成的,如:华南理工大学简称华南理工、华东理工大学简称华理。

而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究竟谁可以拥有“海大”的简称,似乎目前尚未有定论。至于此次新设立的中原科技学院,网友戏称其为“中科院”,则基本上属于恶搞了。还有,新更名的上海电力大学,其简称也会颇受关注,因为“电大”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另外,中美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似乎不太喜欢被简称为“上纽大”,因为国外大学的英译中名称一般不作简称,有谁听说过牛津大学简称“牛大”、剑桥大学简称“剑大”?再比如,多伦多大学不简称“多大”,悉尼大学不叫“悉大”。

熊丙奇认为,高校办学不应该在名字上大做文章,而应该注重内涵发展,但这需要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价模式,消除对高等学校的等级化、身份化管理,对高校办学进行专业评价,形成各类型、各层次高校都能办出一流水平的办学环境,另外,社会在评价高校时也不能只看其名,而要分析其办学质量和特色,这样学校才能安于定位,不乱改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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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诚实地令人伤心

其实刘政鸿真的是位关心县政,认真做事的县长。只是,他关心的县政,是县府的高举债问题。中央财政部关切,要苗栗降低举债,刘在6月27日议会质询中倒是说的很对:“讲句不好听的,他一直要求我们改善,他自己中央搞成什么样子?

好。举债高是事实,要解决也是事实,怎么解决?县长和议员一来一往的对答里,全是在讲“卖地偿还”。债务400亿,明年6-8月卖一笔可得150亿,这样还剩250亿。住宅区跟商业区先不卖,等翻涨再卖。像大埔就是。刘在议会质询说:“我手上竹南大埔这块,我们地政处给我算出来,大概有20几亿给可以进来。但是我要等着,等那些案子让他上来以后,我才要卖。不然我现在稍微苦一点,撑一下,还是可以的。

作为一位财务规划师,刘或许算称职。但是县长:父母官,是说要照顾你们的人民。不是说,把人家家当你家耶。人家一辈子工作储蓄的财产,不是说,来,爸爸缺钱,土地给我拿去卖还债耶。这段质询明白说明一件事:什么都市发展计画,都市是假的,土地是真的。发展是假的,卖地赚钱是真的。

根本来说,应该全面检讨举债都拿来干什么了。那些公共利益、交通安全什么有的没的拿来诈取人民资源的原则,先拿来检视政府的支出。办那些烧钱的大型活动,哪一个没有妨碍交通,哪一次符合公共利益?

县府举债过高已是挽不回的大错,现在想弥补很好。但,绝不是铸下更加罪恶之过。无论如何,假公共利益之名,抢夺私有财产,是错。以公权力维护此不法之举,是恶。土地是家,于人民而言,每次房产交易是一场对回忆的告别,每次乔迁是生活的重启更新。为有权者说话的法律,能判死,但读不懂生与活。地政处能估算卖地收入,可是失去,就是失去了,无法计算也永远无法真正赔偿。官员,你看的到抗争人民的愤怒,你听的到怒吼底下受伤的心在哭泣吗?

地方政府的无知与作歹,中央政府的姑息与对人民力量的轻蔑,官场现形,诚实地令人伤心。明年年底就要选举了,一个民主政府连民意都不理会的时候,说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承认吧,我们确实是被统治的一群人,我们的命运,可以随时完全由别人来决定。而那个「别人」,正是选举时,哈腰向我们拜托,展现他争取机会为我们「服务」的诚意;当官时,坐在办公室,派警察出来「处理」我们,展现他的权力的,不甘地说,正是我们亲手一再再选出来的官官官官。

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7个月的约翰·博尔顿在6月23日出版了《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一书,揭露了特朗普诸多对外政策的秘辛,成为近期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晚清有一本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叙述了当时官僚胥吏的习性与官场黑暗腐败的特色;上述《白宫回忆录》可谓当代一本《白宫之“假大空”现形记》,彰显“笔比剑更锋利”的名言!

所谓“假大空”,是“假话、大话、空话”的缩略语。博尔顿根据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大爆“狂人总统”特朗普吹嘘、浮夸及无用的言行,被喻为在美国政坛引爆了一颗震撼弹,对特朗普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寻求连任的选情造成一定的冲击。

据知,美国司法部曾以书中内容涉及国安机密为由,告上联邦法庭,企图阻止该书出版;不过,美国联邦法官在6月20日裁定博尔顿的新书可以发行。本邦的社交媒体近日都已流传该书的电子文档,我也收到几位朋友和一些群组的转发,文长579页,一时实难消化。

特朗普执政3年半,言语上经常讨好中国主席习近平,曾请求习氏助其连任,但另一边厢迫使中国签下对美国有利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中国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历届美国总统从未像特朗普那样对台湾给予强力的支持,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新疆集中营作出强烈的反应等。

书中提到,习近平曾“板着脸”回应,若中国在与美贸易谈判中再受屈辱,国内爱国情绪将高涨,暗示中国人民会反美。特朗普欠缺世界的基本常识,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例如他不知道英国拥有核武器;误会芬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分不清阿富汗现任及前任总统;不知疲倦地攻击盟国领导人,甚至有意退出北约;还曾表示入侵委内瑞拉会是“挺酷的”。

特朗普把朝鲜劳动党政治宣传办公室官员所写的信件当作美朝深刻友谊的证据,自信金正恩会喜爱他;博尔顿认为金正恩“会笑掉大牙”。向特朗普做情报简报是浪费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他讲话,而不是他听简报人讲话;更糟的是,他讲的多是与手上的事务完全不相关的课题。

特朗普一向热衷于向外国求援助其大选。例如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曾请求俄罗斯帮助搜寻他竞争对手的邮件;去年,他又要求乌克兰总统“帮个小忙”,调查未来可能成为他竞争对手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特朗普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人希望宪法规定的两届总统任期限制为他而废除,让他可以执政超过两届。

气得特朗普直跳脚有人指博尔顿通过出书报复他在去年9月被特朗普解职之仇,乃“复仇者”所为,因此,书中内容不可尽信;不过,基于特朗普讲话口无遮拦和反复无常的性格、作者曾在白宫担任极高级别的官员、并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决策,以及比其他人更接近特朗普的原因,该书的可信度蛮高。该书的出版商已宣称:“这是唐纳德·特朗普不想让你们读的一本书。

当然,特朗普对此反应激烈,不在话下。他在6月8日便连发推文炮轰博尔顿,痛斥后者是“生病的小狗”、“疯子”、“整天就知道打仗”……,并表示自己“很高兴炒了他鱿鱼”。另一方面,博尔顿也不乏争议性,属于白宫里激进的鹰派人物,参与引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如《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他因与特朗普在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政策立场发生分歧而被后者开除,但他表示自己辞职以挽回颜面。

无论如何,博尔顿出书吐槽特朗普为无知、任性、我行我素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对错,就由广大的美国民众判断与决定。其实,我国也有一位至今还活跃于政坛的前领导人,其“假、大、空”的言行与特朗普堪称不分伯仲,同样罄竹难书,容后再谈。试问:政治领导人的千秋功过,最终谁人评说?答案应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最具资格的政治评论员,很严苛,却也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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