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3白T送仲丘”到“818拆政府”

上周日在凯道上的“818拆政府”游行有约莫两万人参与,而“803白T送仲丘”游行却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想想,再想想的问题。首先,为何一个服兵役年轻人的军中死亡案件,比起一整个社群被强制拆除、夷平的事件更令人义愤、更有号召力?

大埔事件里有年迈的朱阿嬷在走投无路后服毒自尽,以及许多、许多的无辜村民被迫无家可归,这是一个国家机器暴力罢凌小民的大事件,但在台湾社会所激起的义愤却相差了十余倍。这除了和媒体的强势运作有关以外,也和台湾社会的一些深层结构问题相关。

参与“803白T送仲丘”游行的群众里,一部分是对兵役制度、军纪与军法不信任的青年学子、一部分是疼惜自己兄弟、儿子的父母姊妹们,也有一部分是都会中产阶级、青壮年男性携家带眷抗议,表面上是“为仲丘”抱不平,实际上可能是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血泪当兵经验哀悼。

在上周日凯道“818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行动的参与人群里,超过半数是学生和年轻世代,他们因为对这个社会仍有期待、对这个国家仍有梦想,所以走上街头。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在电脑萤幕前关切和按赞的人群数量远超过实际上街头的人数。

由“台湾农村阵线”和其他反都更团体一起发起的这次活动,主要诉求是“支持土地正义、反迫迁”。可想像的,这不会是一个都会、中产阶级热烈关切的议题。(在这个赚钱辛苦、工时长的时代,周末是要用来返乡探亲、郊外踏青、和在冷气房上网休闲的,要人们在大热天里上街头,谈何容易?!)长年被国家机器冷落、剥削、边缘化的农村和农民们,一向没有为自己权益发声(articulate)的工具(文字、媒体机制、国家机器),他们夹带着真实艰苦血泪的怨念,早已随着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暴雨,化入了泥泞大地。总统府前的凯道,对他们而言太遥远,在情感上如此,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在生命存在的状态上亦是如此。

而专注于如何在资本主义机制中晋升的都会中产阶级,忙着存钱买房买车,对于土地正义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农地保留、农民权益,就更不必谈了。纳粹时期德国境内各个群体(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工会、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被纳粹党人一步步逼杀的历史教训,在台湾很显然还不是历史教育和公民意识里的一环。今日是农村受害,明日,在台北、在都会,当你受害的时候,你期望别人为你站出来吗?

不可讳言地,任何活动或行动都有检讨和学习的必要,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这一点,我相信长期参与实际行动者会比我更同意。为了让公民行动的经验有所累积,我想就“818拆政府”游行抗议活动,提出两点反思。

第一,凯道对于近年来的社会抗争运动的确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818的抗议行动,在那么大的场子上,号召这样的一个引起想当多人关注的活动,必须要对出席人数有某种程度的自信。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参与人数与规模而言,这次活动的确不太具象征性和表述性。

比照两个礼拜前才举办的“白衬衫送仲丘”游行,参与人数的落差着实不小。毫不意外地,这样的事实会顺理成章地被喜好任意诠释民主意涵的政客们拿来说嘴。他们总爱说:“我们有选票,有民意基础。上街头的只是高受挫的少数人…,是聚众闹事的意识型态之争…”,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形式上的“多数”当后盾,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民粹式民主最大的问题,很不幸地这些年来在台湾屡见不鲜。

在此,公共议题的辩争已不再基于普世的“情、理”,而是奠基于可被轻易操作的数据和暂时性蒙骗的民意。当然,“法”永远是站在掌握权力者那边的,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援引民主思维的创立者(西方启蒙学家)或后现代理论来说明,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所以,就这条思路继续往下推,内政部长李鸿源的“90%没问题的法令没有修改的必要”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群众运动最大的危险是议题被模糊化,和诉求被临场发言者偏导。818行动中,插花的抗议群体相当多,活动进行过程中,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活动的诉求到底是反核、反资本经济、反国民党、还是总体概约地,“一切反政府”思维。必须中肯地说,社会运动的进行原本就是困苦艰难的长期消耗战,各个弱势团体在策略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援也是必要的。

但是诉求的模糊、失焦、和转向,往往是许多社运抗争行动失败的主要理由。请问主办单位如何将“我是单纯地来支持土地正义和抗议大埔农民被强行争地事件,却不反xx”的群众留在凯道上?如何让他们不只全程参与抗议活动,而且在离开凯道时,脑子里还有着更清晰坚定的支持意志?这个抗议活动做了哪些具体的宣示和行动策略反省,而不只是流于呼口号、以及意志力和体力上的消耗?

是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一个运作失能的政府,和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司法、立法、行政体系。是的,我们的人民在受苦,弱势者如是,非弱势者亦然。但确切地要怎么非暴力拆政府?要怎么说服广大群众愿意“跟随甘地步行250英哩到海边取盐”?我们不仅要从长计议,还必须从经验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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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民”运动的物质基础

迩近,周遭许多朋友都不断抱怨“过劳”之问题,若还要利用业余关注跟参与公共事务,就如同许多职业女性一般,是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两头烧,根本已无无心力负荷。朋友的抱怨,刚好说明“公民”运动,必须一定物质基础跟条件。

因此,倡议或鼓吹公民运动之人,若真相信公民运动是台湾的未来,那首先必须具备“他者关怀”,理解为何在台湾要来参与一场“公运”那么难,毕竟这是一个“工运”都没有的国度,工人都干到过劳累趴,遑论工余下班后仍能有健全的心智与体力投入“公运”之中哩。

就让我们从一出很白痴的日剧谈起吧!Priceless~有这样的东西才怪?中年的木村,自从被2010年在一出与林志玲合演的《月の恋人〜Moon Lovers〜》带赛之后(手长脚长的上海村姑林志玲,在剧中跑起来像是像猩猩路跑,整个画面超冏),其主演戏剧虽然卡司强,但过往的收视颠峰期,好像再也回不来了。

日剧《Priceless~有这样的东西才怪》,是日本偶像木村拓哉主演的2012秋季日剧。本剧以木村拓哉跟藤木直人两位帅哥分饰同父异母之兄弟,以公司经营权的争夺拉开对于企业经营与存在的不同理念。这虽是一出风格轻松、表现诙谐的戏剧,但当中还是可以引出一些鬼岛剧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意涵讨论。

事实上,“无价”的片名,早已开宗明义地挑明对“价格”(利润)—此一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统摄逻辑指令—的对抗。放在日本的脉络之下,早年终生雇用制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劳动市场的缺乏弹性,于是日本人便搞出“派遣”这项新的劳动用工模式。尽管派遣大行其道,但但日本企业体的核心编制员工,依旧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

然而,欠缺终生雇用制的台湾,劳工早如保利龙一般用完即丢,再配合着台湾企业结构乃是以平均寿命不到15年的中小企业为主、资方惯性违法、官方刻意不执法,不仅让劳基法落实度堪忧,更让台湾劳动保障低廉到不堪闻问。在此光景下,台湾一群仰赖资本家鼻息的学者,竟还引进日本的派遣制度,加深台湾受雇者的过劳苦情。当然,台湾唯有一终生雇用制的工种,只有跟政府建立“恩给养猪关系”的军公教族群。

同样的,日本核心企业与卫星工厂的外包合作体系,随着先前日本经济的衰颓而逐渐裂解。因此,剧中的“无价(价值)”与“价格”便是以核心企业与外包工厂之间,究是要以利润为导向的现代关系为主导,抑或是捍卫传统那种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羁绊为考量呢?剧中的木村拓哉与藤木直人的针锋对立,就如同对经济发展与企业成长的两种不同道德旋律与调性的对垒。

如同戏中女主角的一段话:“在商界,也许的确结果是一切,但是金田一(木村饰)并不因此而满足;对他而言,过程也很重要。相关人士和他们的想法等等,他都放在心上。所以很多人都想追随金田一,作为经营者,你的(指藤木直人)作法或许是对的,但是我还是喜欢金田一的作法。”此段简洁话语,明白地否决掉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经营者该持的唯一信念,更重要的是,经商过程中人和人的羁绊、照顾、信任、支持与成长,完全展现出浓厚的日本“会社”版的“社会一体”(solidarity /social inclusion)。

鬼岛的道德经济观:“日头赤焰焰,随人顾性命”?!因此,这套经营背后的道德观,与凡事以利润考量来裁减员工(台湾更惨,还发明诺贝尔奖级的“无薪假”—亦即实际裁减,却不用支付相关裁员成本)、裂解中心跟卫星外包工厂间的关系连带….这都是不符合日本原本“会社”商界原本的“道德经济”。

E. P. Thompson研究18世纪英国农民所谓“粮食‘暴动’”(food ‘riot’)时,发现粮食暴动中的农民行为和动机,并不能简化成“经济理性人”或肚子饿的“生物能动性”驱使。反倒,粮食暴动背后则有一套复杂的“正当性”的概念基础,一种反映出某种社会规范与义务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观:社群中的人对他者负有责任与义务,追求私利时不能以他人之基本经济生活为质押抵换,尤其在物资缺乏之刻,容或物资短缺但仍不该让粮食价格超出承平时刻之水准。

在2012年12月安倍经济(Abenomics )射出三支箭之前,日本经济早已疲软多年,日剧不断以“就业冰河期”称呼之,但纵使在此种不堪的世道中,日本编剧依旧会诉诸那套属于日本会社的“道德经济”观哩。那台湾呢?鬼岛剧呢?马邦伯政府呢?台湾的经营者或资本家呢?唉,有更便宜劳工,引进;最好中国的,廉价语言又通,吃猪肉也行,不像伊斯兰的印劳还要给吃牛肉。本劳最好破22K,慈济的模式最好,因为不仅可以用0K免钱志工,劳动之后,还会感恩来、感恩去,不像一般年轻人整天哭夭22K?!

于是,欠缺“道德经济”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便造就了鬼岛人“日头赤焰焰,随人顾性命”之自求多福啰。挺“工”运,壮大“公”运如果25万白T“公民运动”,让大家觉得“公运”是台湾未来的出路的话,那建请诸位“公运”倡导者,真的必须替那些在“过劳”环境下,想当“公民”却苦无体力跟心力的鬼岛人,打造“公民运动”参与的物质条件呢。

9月29日,时值国民党19届全代会,马邦伯进行党主席就任之刻,天赐良机,“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即将发动“929包围马英九”行动。若“台湾公运”想要引领书写一页波澜壮阔台湾运动史,那还请踊跃动员相挺此场以及未来的“工运”,这将有助于更多“工人”从过劳中或得释放与喘息,并成为未来“公民”运动的成员呢?!总之,“929,来去包围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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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书K马邦伯少年颜铭纬

纬纬临时起“义”书K马邦伯之前5分钟,打一通电话给我。由于人坐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50周年纪念演讲会”大厅中的首排席位,而台上的郑智仁医师则正在进行纪念会的开场演唱,不便答话,便把来电取消,回传简讯。20分之后,脸书群组传来消息说纬纬在台北因书K马邦伯被扣留,草草留下请台北友人迅速营救的讯息后,便上台讲演。

纬纬,是我对他的称呼。他私下则偶以“师傅”相称。因为纬纬高二那年,参加高雄第一个公民论坛《南之洛驮思》而相识;尔后,纬纬便成为效法欧陆师徒制学习关系的“新一政经塾零期班”的学生。此一私塾的开办,是为筹画中的“超克人文政经塾”作试点准备。

不喜课堂上的填鸭考试教育,喜爱阅读文史哲课外书籍的纬纬,着实令人惊艳。此外,活泼开朗与天真率直的本性,再加上点好奇爱玩的个性,让他相当自然地会想把上课与阅读的知识,以身体力行的实践为检验,尝试挑战既有不合理的秩序与社会逻辑。就这样,纬纬开始在街头现身。

纬纬高二那年的马邦伯恶治周年庆,纬纬便已在宣传车上演说,指陈马邦伯执政下年轻人对未来的失望情绪。在服贸通过后不到一个月,纬纬再度在高雄市的街头,拿起麦克风全程用台语宣讲,而那时全台湾出来反服贸的年轻人,寥寥可数。于是,纬纬便常说同学在准备学测之时,他却在准备街头上的台语演说;然后,便是一阵开朗的傻笑。于是,纬纬书K马邦伯前夕的成长之旅,就在公民论坛、街头、各种营队、各种组织活动…等同侪高中生鲜少出现驻足的地方处所中,一点一滴地养成…

他年纪轻轻,满18岁没多久,可他比起同龄者甚至许多年纪更长者,不论在思想深度或阅读广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带着无比的好奇心,跟天真善良的热情,去探索这个社会与世界。当年,他在咖啡店阅读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大师李维史陀的《忧郁的热带》时,意外跟喜爱阅读的咖啡店员认识引介下才,开始接触《南之洛驮思》论坛。从此,纬纬原本那股“文青”气息,就在高雄政治浓烈度最高的公民论坛—《南之洛驮思》中,逐渐涤清冲淡。

因此,方才上大学不到一个月的纬纬,将《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丢向马邦伯后,网路上充斥着许多酸言酸语,以及名嘴与记者包藏着恶意的问题攻讦,这其实是反应出当前保守成性、失学成风的社会,对一位18岁少年家,竟可无惧马邦伯总统之权威感、无惧国安压制的肉体受伤、无惧以法律为手段的政治惩罚,感到不敢置信与无法理解。不仅如此,这位18岁少年家,竟可书K马邦伯达阵后,还可用平静却坚定的语气侃侃而谈,阐述以《被出卖的台湾》K马邦伯的背后意涵。

是故,当纬纬在记者询问是否恐惧害怕时说出,被国安压制的肉体痛苦一点都不痛,反倒精神上的凌虐鞭笞才更为痛苦之时,早已令台湾岛特产的“惊死、爱钱、爱面子”的鬼岛人惊诧再三。毕竟,纬纬在一路以实践检验他自身信仰的价值真理过程时,早已逐步地感知到价值信念并非如空气般的虚无飘渺,而是一种可感知的状态。纬纬脱口而出的这些话,着实令台湾社会与社会上所谓的大人们汗颜,毕竟,这可是一个连“总统都不总统”的社会啊?!

如同,324国民党流血镇压太阳花之后,很多大人们以心痛学生来温暖地责备不该闹到流血云云;浑然不知,正因为成年人们的放任失职、“河蟹”乡愿、避免流血、不敢流血,也因此年轻这一代才必须要流血。再者,此些看似暖呼呼实则封建保守的说词背后,其实也反应出这些沈浸于物质酱缸世界惯习的大人们,根本不晓得他们眼中的小屁孩,早已体会感知到“精神的流血”比“肉体的流血”更为痛苦呢。这是为何,纬纬会镇定地说出,对于可能得付出的代价,已有相当的觉悟。这是为何,纬纬竟为了一份无给志工职的“基进侧翼竞选办公室主任”的任务,曾想暂时休学。

纬纬的双亲,曾担忧未成年的纬纬在外头会被带坏,但见到脸庞依旧稚气,可思想与言语却已日趋成熟的纬纬,他们选择以信任取代莫名的担忧。纬纬虽常自嘲自己是妈宝,但旁人却深知他早已理解并尝试践行“一身独立,一国独立”的精神核心。纬纬的双亲,也从跟纬纬这样的孩子互动中,脱卸掉台湾父母亲那种惯有的“宝妈与宝爸”的教养方式,逐渐发觉尊重小孩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重要性。书K马邦伯事件之后,纬纬家族对纬纬不甚谅解,但纬纬爸妈却以他已成年,本该为自身行为负责,也懂得为自己负责向家族解释,容或纬纬有任何法律责难,他们一家都会共同承担,并不以此为耻。

这样的18岁少年,会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竞选办公室主任”,一点都不意外。因为“青年入政”的一个重大意涵,即是希冀台湾社会的分配与运作逻辑,不再全然以年纪为度,而是改以能力为量,纬纬的能力与抗压性,只有一路看着他成长的人,方能理解。那晚,演讲完后即刻回拨电话,纬纬淡定地说一切都好,但希望这个丢书举动不会对“基进侧翼”造成暴力的负面影响。我说不会,因为丢“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若是暴力,那着手一点一滴出卖台湾的人,会是甚么呢?!如果书K这样的马邦伯是暴力,那暴民的帽子,就由我们来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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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打革命在争什么

酝酿了超过一年半、由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发起、社会学者陈建明和传教士朱耀明等人主导的“占中”行动,在香港民众对中共操控的“假普选”的愤怒累积、加上镇暴警方施放催泪弹的火上加油下,于9月28日完全爆发。

翌日,有超过十万人分别占领了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及旺角等地,占中正式演变为占领香港的民众自主行动。这场被国外媒体称为“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因为参与者以雨伞阻挡警方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港人称“遮打革命”的抗争行动,看似针对“普选”争议而来,但事实上却是自’97以来对中共统治的总清算。

令向来以“功利优先”着称的香港民众抓狂的,只是普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而已吗?让我们从前几日文化部长龙应台的回应谈起。事实上,从读到文化部新闻稿中“香港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开始,笔者便不知该对其全文摇头或点头。在看似向中共做民主呼吁的义正词严中,龙部长内里真正的喊话对象却是港、台的自由派人士。

该回应的五点声明,其实整个地就是围绕在一个逻辑:这是中国整体(她指的是包括港、台的大中国)的“内部问题”,是中共中央“能否得到民心”的问题;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共同目标是统一的前提下,北京当局应藉此占中事件来表现中共是有资格领导“大中华”并给予台、港期待的民主的。

在置入式的大中国主义下,我们要问的是,为何台湾、香港的民主必须是被中共给予的?特别是当“民主”原本早已是香港生活文化的一部份,却自九七移交之后一点一滴为中共治港当局蚕食至此的当下?

另外我们还要追问,要让所有华语圈(假设包括台、港)“渴望生活在开放社会的人”都得到满足,为何代价必须是要把香港、北京(中国)、台北(台湾)的独立主权全面拆除并将民主问题并在一块谈,而台湾、香港必须牺牲原有成果来滋养、等待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难道中国大陆的政府与人民没有能力自行完成民主化吗?

从香港自由派长远的目标出发,笔者必须回问龙部长,香港人此刻所争的民主,是为了等中共展示其“文明的力量”吗?说到底,香港此刻的民主化僵局,其实与中共或中国大陆本身要不要民主化没有太大关系;要解决目前的难题,关键根本不在于以习派为主导的中共中央“怎么管”,而是在于他们能否觉悟到香港人民希望他们“不要管”。这才是这场“遮打革命”所争的历史目标。

此外,利用香港的占中行动将台、港置于一块谈也是相当谬误的,因为台湾明显是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将目前被迫在政治上划归中国管辖的香港与台湾混为一谈,恐有意图模糊主权意识之嫌。

民主关乎文化主体性虽然台湾与香港不能混为一谈,但从今年初的太阳花运动到现在香港的扩大占中行动,乃至近年全球各地反跨国垄断的抗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股新型态的革命浪潮正在形成,而所争的却是各自的在地主体性。

透过网路的串联,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学习街头运动的模式与策略,甚至早在占中计画启动前数个月,脸书上便出现了抗争行动教学资讯,而这些也是自2005年WTO香港会议之抗争以来的经验传承。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占领”已然成为反制国家机器的新公民运动,而这样的新革命型态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相互学习,是因为民主已然不只是政治制度,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文化。

对香港人而言,真正激发他们站起来投入抗争的并不只是逐渐失去民主这件事,更重要的是伴随此事也跟着逐渐失去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原本熟悉的、属于香港人生活自主的美学。无怪乎港人林辉感慨:“看着过去几年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人权、廉洁、文化,哪一样不是正被无情蚕食?…如果我们还爱香港,对这个地方有希望,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就连甚少发表政治意见的香港旅行作家吴蚊蚊都参与抗争且说道:“旅行与生活,原来,也从来都是离不开自主。…这一次,是我的家香港。我兴幸我在,目睹参与…只因我们,爱着这地方。”此外,香港演艺评论家洪思行也赞叹:“一场抗争运动,让我看到香港人的美。”在遮打革命争取真普选的表面诉求底下,蕴藏的其实是香港人自’97回归以来,长期丧失生活自主性与文化品质的沉痛控诉!

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相信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近来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包围,涉及的不过是制度或资源分配的改变,即便哪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令人难过的也不过是主权意识的重新转换罢了。

然而,我们无法感受的切肤之痛,是生活文化的主体感被强行剥夺、自尊遭受侵犯的价值丧失。这,才是香港人民长期承受,而此刻正企图拨乱反正的心灵迫害。这一切无关对中国友善与否,也无关经济合作的利弊,而是关乎我们为何要放弃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看着香港正在进行的战斗,我们应该感到警醒的,是我们是否正在目睹着即将失去所拥有的、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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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垮医学研究?

在教授研究费案风波中,柯文哲被检察官追杀到掉泪,他说检察官全面追杀教授尤其还挑对象的作法是“这个国家疯了”。几件研究费案一再被法院判无罪,检察官们锲而不舍地上诉,直到最高法院刑事法庭不得不透过会议统一见解才罢休。

但对研究费案罢休并不表示对柯文哲罢休。在国民党强大压力下,现在检察官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对柯文哲MG149案进行传讯侦办,国民党人士更逼教育部、监察院全面清查20年来都没有人有兴趣查的402专案。历练过了的柯文哲虽然老神在在,但是台大医院上上下下惴惴不安,特别是国际知名的外科加护病房同样心惊胆战。这次柯文哲说,“不应为了一时的选举,把台湾医学研究搞垮。

其实,检察官搞政治岂止搞到不怕台湾医学研究被搞垮而已。以教授研究来说,柯文哲虽然没被搞垮,但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已经被搞垮了很严重的一块。国际遥测研究权威、前中央大学教授陈锟山弃职投共,到中国北京“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任职。由于他长期接受国防部中科院、电展室,以及国安局的研究计画,如国安局“浩智专案”机密计画,就是用来有效掌握中国各项电子通讯情报的专案。他弃职投中,对国安的伤害不只是军情机密将外泄,国家研发的重要技术也将由中国取得,更不用说稀有人才丧失而且反而为敌服务了。

这件事,社会哗然,马政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粉饰太平,竟然只以陈锟山未经许可就到中国为由,由内政部移民署开出象征性的八万元罚单。这样结案社会更加愤慨,大家在批政府的同时也大骂陈锟山。然而造成这件令人痛心的事的关键人物,其实被社会忽略了。关键人物不是什么人,就是追杀柯文哲研究费的同一批检察官。 社会骂陈锟山,立委骂行政院,但是放过了罪魁祸首,真是是非不明。

在集体追杀教授案中,陈锟山因常拿到政府委托重大计画,也名列被检举对象。检调一直查不出有何不法之处,但是仍然锲而不舍,虽然陈锟山自认无涉贪渎,但因当时已有一堆教授被检调押人取供,他认为即使自己清白,却怕死了会坐冤狱,于是想先请长假避走美国,但校方未准假,他更是怕了,这就给了中共天赐良机。

先“有人”安排他们到美国定居,等到他到美国后,很快地就有人找上门,要介绍安排跟中方人员见面,而中方则给予加入中国“千人计画”机会,并开出陈锟山与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办永久居留证,人民币一百万元补助,视同国家奖金,免税、享医疗照顾及社会保险,可不受户籍所在地限制,选择中国任一城市落户(link is external)。于是,怕被追杀的台湾杰出学者就把他的下半生贡献于中国情报科技工作了。

这够令人捶胸顿足吧!但是这就是我们在黄世铭总长领导下的检察体系干的事。这种替中共搞垮我们的情报计画的事他们都不在乎了,柯文哲?搞垮台湾的医学研究他们会在乎吗?据消息指出,案子爆发后,我方国安人员痛心疾首,私下说整个过程“无缝接轨”,太巧合了,令人怀疑可能是中国刻意搞的鬼。那里是什么中国刻意搞鬼,搞鬼的根本是马总统爱将黄世铭总长领导下的检察体系!他们六亲不认只认颜色,做起事来真是完全置国家存亡于度外!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日前也发表声明表示 ,支持国家安全立法草案高票通过。声明称,过去一年,香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鉴于目前香港的政治局势,就国家安全而立法是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深信相关法律有助于阻止分裂国家、恐怖主义活动及外国势力干预等行为,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国家安全有保障,香港“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长治久安。

根据草案内容,特区政府须开展国家安全教育。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指出,近年不少学生参与街头暴力事件,情况令人担忧。通过相关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对国家认同及民族意识,保障国家安全。立法后,教育局须尽快给予学校相关教材,并为教师提供培训,除了教导国安法针对的四类行为外,亦要让学生明白香港作为特区,在保护国家安全上的意义。

香港前裁判官、大律师黄汝荣说 :“从整体看,国安法会对香港有极大的帮助。回顾去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暴力程度的升级,唯一的原因就是有外力帮助,我极力支持港区国安法能够尽快在香港实施。在司法部处理案件方面,特别是涉及去年6月开始的暴动案件,司法部采取的手法,包括排期审讯、裁决以及部分案件有一些被告人认罪而结果所获得的轻判,令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感到不满。希望国安法实施后,这些现象不要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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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老师的七堂英文课

英文程度好,代表拥有国际观,甚或是高人一等,是台湾最被广为流传和相信的谬误之一。太多例子证明,英文好或许有助于求职、阅读,但大概也就是如此而已。可能基于这个谬误,马英九被认为是最具国际观的台湾总统,因为他的英文据说极为优秀。

一个总统究竟为什么总要以自己的好英文而自豪,却不会因为他的烂台语而自卑,我并不清楚;英文其实没有那么好的“马老师”,究竟为何会被吹捧为优等生,而且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担任总统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这我也不清楚。马英九的英文程度,说到底不关我们的事,但如果他并不是那么好又爱到处放送,相信我,这是国安层级的问题。

2009年3月,一名退休教师检视马英九1980年在哈佛法学院发表的博士论文后,在其中赫然发现1000项以上的拼字、文法、注释错误(link is external)。不过作人不要太挑剔,当初的马博士英文或许还在进步中。无论如何,自从台湾政坛出现马英九以来,我们都因此而三不五时获得了充实英文知识的机会。回顾这些年,马老师至少为我们上了这七堂宝贵的课程:

第一课:关键字─You don’t understand把眼光放向2006年2月,当时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英的马老师,已经被看好是下一届总统的热门候选人。最喜欢接受外媒访问展现英文实力的马老师,挑上Stephen Sackur主持的BBC“Hard Talk”。Sackur在专访中针对马的反分裂法立场和中国一致步步进逼,最后问质疑马的立场是终极统一。

马老师的回答是:“No no no no no.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se terms mean because you are not very much… familiar with Chinese affairs and Taiwanese affairs.”无法说服别人,就以“你不了解两岸事务”来搪塞,事实上并不是太好的沟通方式。看过完整访谈的人同时也应该会发现,马老师的专长是念事前准备好的稿或是套招,临场英文辩论、对答就捉襟见肘了,马上破功;相同的案例,往后还会不断的发生。

第二课:关键字─Taiwan2009年6月,马英九与第一夫人周美青在萨尔瓦多新任总统的国宴上“巧遇”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蕊。新闻报导指称,马掌握机会与希拉蕊谈话24秒,并以“The President of Taiwan”自我介绍。事后马老师被问及他的用词,为何未选择“中华民国总统(ROC President)”;他的解释是,台湾是国际惯用通称,所以他选择Taiwan。

自称台湾当然不是件大事,但是这样的选择,以及往后无数场合中马的用语,充分反映出马老师如何在“中华民国”和“台湾”之间取巧,总是选择当时对自己最有利的说法。“必也正名乎”的思维,在马先生心中似乎是不存在的。

第三课:关键字─They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举世瞩目,马老师此时接受CNN访问。记者问马,事前准备工作是否应该更完善。马在回答中一连祭出六个they,称灾民确实没准备好,而且未从以往经验中学习,全文如下:

“No, this are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any years. That is why, they are, there were not fully prepared. If they were, they should have been evacuated much earlier. Just because they stay in where they live and, but you see, they didn’t learn, they didn’t realize how serious this disaster was.”“They”的用法显然是马情急之下选择使用的词汇,也最能反映他当时急欲摆脱救灾责任的心态。马老师显然忘了,在英文中,领导者应该使用的名词是“我们(we)”,而不是“他们”。

第四课:关键字─decade(s)2009年12月,马老师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被问及未来两岸统一的问题,马说统一要看未来十年情势。此语一出震惊四方,以为马老师对统一设下时间表。总统府连忙要求更正,说马老师的用字是“in the next decades”而非“in the next decade”。接下来大家吵成一团,有人说前者文法不对,没人这样用,连前民进党立委蔡同荣都跳出来开英文课记者会。另外一方面,则有英文系教授跳出来护驾,声称绝对正确云云。

其实马的用词文法上没有错,重点是它违反一般人的习惯,因为多数人不会这么用。我们要说往后数十年,会用in the next few decades、in the coming decades或in the next couple of decades等等。In the next decades的诡异,就像我们以“in the first days”来形容最初几天一样。这种硬拗法,令人气结。

第五课:关键字─Never 2010年4月,马老师再度欢喜接受CNN名主持人Christiane Amanpour专访,而且再度语出惊人的说,台湾绝对不会要求美国人为台湾而战。他的用语是“We will never 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吓死一堆人。马的宣誓性说法与一般台湾人对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认知大相迳庭,与现实也有所不符,但由于一字一句都在电视上播放,也不能要求更正了,只好装死。

马老师这一次犯下的错误,是未能保留弹性。在新闻报导中,要用到“绝不、从未(never)”或“最…(the most)”──例如最佳、最差、最大、最多──这种最高级的形容词时,都要小心再三,更何况是讲求模糊、弹性至上的官式外交辞令。

第六课:关键字─is ready to2010年10月,这一次连全球最大通讯社美联社(AP)也中招了。美联社专访马老师之后报导,马英九将在2012年连任后和对岸进行政治谈判。报导一出,又是一团鸟乱,总统府也再度要求更正错误。

针对两岸政治谈判这档事,马状元这次的用语是如果他连任,台湾“准备(is ready to)”在第二个四年任期进行谈判;但总统府坚称马是使用“不排除(is open to)”谈判。美联社最后被迫将该段访谈内容删除,但记者仍坚持报导内容正确。

第七课:关键字─Chinese community、Zhonghua Minzu 2014年9月,马老师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强调台湾是“华人社会”最能实践民主的地方。多年下来惹出这么多麻烦,马终于愿意乖乖用中文进行访谈,没想到又出包了。半岛电视台在服务观众所秀出的英文字幕中,将马的谈话翻成“Taiwan is the only place in China where we are able to practice democracy”,也就是“台湾是‘中国’唯一能实践民主的地方”。这次终于爽到马老师,因为确实是半岛电视台的错,该公司也道歉更正。

But…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个but,马老师从来未曾好好搞清楚,所谓的“华人社会”、“中华文化”、“中华民族(Zhonghua Minzu)”这些名词,无论是中文或英文,对于不是很了解东亚历史、文化与结构的人代表什么意思。其实,英文对于这些名词的翻译始终莫衷一是,十分困扰。华人不能写成Chinese,因为对西方人而言,Chinese指称的是中国和中国人,那么华人能翻成Han(汉)吗?而“中华”又是个什么东西?要如何定义和解释?

结论是,这些名词不是不应该使用,就是该减少使用,特别是对台湾总统而言。爱用这种没人搞得懂的名词,结果被翻译错误,自己也该担点责任。因为马老师,也让我认识了bumbler这个字,但既然不是他自己说的,也就算了。老师的合约还有两年,不知道会不会有第八课、第九课的到来,让我再增加一点国际观。为了台湾好,还是不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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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礼貌,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

基进侧翼联合竞选总部主任颜铭纬向马英九丢书,引起各方热烈讨论。龙应台表示,总统是社会民器,是全民选出来的,侮辱总统就是侮辱所有人“投票选举的价值机制”。这个说法明显是“酱缸言论”。多年前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为什么不深入台湾民间,好好瞭解一下“台湾人,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扔鞋、扔书都是公民的言论自由龙应台一贯喜欢使用宏大叙事,用礼貌、素质、价值等“大词”来吓人。她却不知道,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众不会把某个作家或某个部长的话当作圣旨顶礼膜拜。人们从各种信息渠道上可以看到,许多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常常遭到来自民众的包括扔鞋、扔鸡蛋在内的“侮辱性”的抗议。难道此类做法只能表明这些国家的国民素质低下、对所谓的“投票选举的价值机制”一无所知吗?

龙应台迫不及待地挺身捍卫马英九的权威,而那些被扔鞋、扔鸡蛋的西方民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于这类抗议方式往往是坦然受之、一笑了之。有一次,美国总统小布什被民众扔鞋之后,立即幽默地回应说:“我不知道您扔的鞋子的尺码是不是跟我的脚相配,如果大小不一样,我还要跟您换一双呢。

”如果虚心向小布什学习,马英九和龙应台应该这样回应说:“《被出卖的台湾》是一本好书,我们一定好好拜读,并写篇读后感跟您讨论!”很遗憾,马英九和龙应台没有这样的胸襟、气度和幽默。他们长期浸淫在儒家专制文化的酱缸中,心目中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森严的等级秩序,谁敢逆龙鳞,还不拉出金銮殿,乱棒打死!

西方民众选择这类似乎“激进”的抗议方式,不是他们不尊重选举的结果,而是他们深知,选举不是万能的,即便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人物,也需要舆论和民众的监督。当年,希特勒也是选举上台的,难道人民就不能反对他吗?抗议是让政治人物倾听民意的渠道之一,更是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权的一部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伦指出:“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地交到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

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这段话,自诩为“民主先生”的马英九和自诩为“民主女士”的龙应台真该好好读一读。礼貌和公义孰轻孰重?龙应台又说,“我们一方面教孩子人与人之间要客气,就算有不同的意见,挥拳时不能碰到对方的鼻子,又怎么会在民主机制里鼓励或赞成丢任何东西?”“我不赞成丢任何东西。”
用礼貌来遮盖公义,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宣传策略。

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时候,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说学生没有礼貌;香港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建制派的官员和媒体说学生没有礼貌;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国民党的名嘴们也说学生没有礼貌。学生确实没有礼貌,没有“跪求”,没有“乖乖听话”,所以罪该万死。

中国的皇权专制文化将礼仪放在善恶、是非、对错之前。当年,干隆皇帝拒绝接见英国使节,就是因为对方不愿向他三跪九叩。如今,龙应台罔顾她为之服务的马政权的诸多不公不义的政策,反倒居高临下地谴责学生不够礼貌,可见她已经被镶嵌到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的共犯结构之中。

圣经中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也就是说,一个人应当以公义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而一个国家应当以公义为最高的管理原则。当国家或个人是以公义为价值观时,这个国家或是个人是会被高举、会被高升的。反之,若是存着不公义的心或是不公义的原则处世待人时,是会使你或是整个国家蒙受羞辱的。这就是台湾的现状,然而,龙应台不仅不敢再度点起一把野火,反倒自甘堕落为一团野草。

中国与台湾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上,立委许智杰认为,学生对总统丢书是出于无奈,就像龙应台的着作《请用文明说服我》中,王健壮的序文“烂泥巴里有人跪着造反”一样,因为人民无法改变统治者的心意,说什么他都不听。对此,龙应台反驳说,她的文章指的是极权国家里人民的无奈,台湾是民主国家,和中国不同,如果是在极权国家,她绝对支持用任何方式去反抗政权。

龙应台终于承认中国与台湾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形态大大不同这一铁的事实了。龙应台用“极权国家”这个词语来定义中国,这大概是她当上文化部长之后说的唯一一句真话。换言之,中国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性质的国家,是一个如圣经中所说的“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的国家。胡锦涛当然不会用“文明”来说服龙应台,习近平同样不会,因为不文明、不民主、不自由、不公义就是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前提条件。

那?,龙应台该如何评价那些从作为民主国家的台湾跑到作为极权国家的中国去“与狼共舞”的蓝营人士呢?连战、连胜文、宋楚瑜、郝柏村、许历农、郁慕明、李敖、陈映真、王炳忠、星云和尚……这张名单似乎没有尽头。龙应台敢跟他们说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八个字来吗?

那?,龙应台该如何评价马英九政府对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呢?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能够顺利达成“终极统一”,吗?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能够轻易签署“服贸协议”吗?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能够合作无间地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吗?这类做法,跟当年仰赖纳粹德国鼻息的法国维希政府有什?差别呢?龙应台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却仍然沉醉在“中国是台湾的救星”的海市蜃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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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鞋,丢书,还是丢大便?

基进侧翼联合竞选总部主任颜铭纬,向马总统丢出了一本“被出卖的台湾”,控诉马总统出卖台湾主权的行为,日前收到了传票,可能负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责任。对此,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台湾是民主国家,总统是社会名器,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人,对他的尊重就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的尊重。”;“极权制度下采取暴力或过激行为乃属合理,但台湾是个民主法治国家,就应该透过既有机制去表达诉求。

当然,龙应台可能对民主两字没有什么概念,或许是被曲解的儒家思想影响了,让龙部长有“对人的尊重=对国家的尊重”之错觉,把视君如父,视臣如子这套思想不小心显露了出来。在一个罢免无法正常执行的国家,在一个代议政治已经失灵的国家,根本无法称之为正常化之民主国家。依照龙部长的逻辑,正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失灵的国家,则更应该发生激进的抗议行为。

可惜龙部长的误解还不仅止于此。一个正常化的民主国家,仍然容许抗议行为的存在。在着名的小布希丢鞋事件当中,小布希表示“现在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使用鞋子不过是一个引起关注的动作”,从未听闻美国政府发表像龙部长这种“民主国家就应该透过既有机制表达诉求”这种说法—要知道,这些抗议行为的本身就是因为既有机制无法表达诉求,甚至既有机制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之下,刻意地以可能违法的行为引起关注。

言论自由(抗议行为)是必须受到保障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任何的自由都不能够侵犯他人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在丢鞋、丢书的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或者隐私的侵害(如希拉蕊近期被丢鞋的事件),当然法院就必须去衡量在个案当中到底是言论自由重要,还是他人的自由重要。

有些个案因为丢鞋或丢书根本没有妨碍他人的权利,因此被判决无罪;也有些个案乃确实侵犯他人权利,但因为言论自由在个案中更形重要,因此被判决无罪(陈为廷的案例即应基于此无罪,但法院却漏未审查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以上都是一些法律的ABC,不过无论是小布希还是龙部长,对于“抗议”文化一事都过于傲慢了。小布希就算了,身为“文化人”的龙部长,发言却毫无文化根基,就让人感到不安了。

在这边以监狱抗议活动作为一个例子。由于监狱多有不人道的处遇,相关抗议自然不会少。而所谓的“既有合法抗议机制”当然也都只是空壳罢了。然而由于狱方对于受刑人使用物品有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受刑人能够“丢”的东西不多。所以很自然地,人体的排泄物,如精液、粪便,就变成一种抗议的工具(Gassing)。这在监狱学上称其为“剩余权力”(surplus of power),而剩余权力正是抗议的“最后手段”。

久而久之,针对丢掷大便的管制(或刑责)和抗议文化逐渐产生。丢大便变成一种监狱抗议的极致象征。因此,考虑处于监狱中的心理压力,以及手段选择的困难,法院即不得不考虑丢大便的无奈,以及丢粪便文化所需要传达的高度意涵。这个意涵或许不是政治性的高度言论,却带有历史冲突的文化意涵。这个高度如果不从历史与文化观察,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一个单纯私人仇恨、带着肮脏的动作。

同样的,小布希被丢鞋时,不仅仅是鞋子本身的政治意涵而已。丢鞋在阿拉伯文化中带有高度的侮辱与挑衅,他丢出去的不仅仅是政治,更是一个文化直接撞击的动作。在审查这个案子时,重点根本不会是鞋子有多危险,而是鞋子代表的高度侮辱性,是否能够以言论自由正当化。

所以当苗栗地方法院去审查陈为廷的鞋子就卫生观点上有多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事件从政治与文化“去脉络化”了。在丢鞋渐渐“全球化”变成抗议手段时,台湾并没有与阿拉伯相同的文化,因此仅剩象征性的文化意涵与高度的政治意涵。法院没有考虑政治性言论(自由)是法律人的疏失,但高估丢鞋的侮辱意涵,使用科学(是否卫生)而非文化去讨论丢鞋的意义,是作为一个判断者的疏失。

所以,当颜铭纬丢出“被出卖的台湾”一书时,所选择的不是监狱中粪便的侮辱,也不是阿拉伯鞋子的挑衅,而是针对国民党建立的霸权一事提出控诉。正如监狱与受刑人的关系一般,台湾政府与人民之间有着异常的文化打压。颜铭纬丢出的不是“书籍”,而是对一个外来政权的控诉,是郑南榕先生争取而来的自由子弹,是剩余权力。

最后,颜铭纬其实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刑事责任,最多仅为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然而,就算是罚锾,仍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难道要有钱,才能多丢几本?)。如果我们持续像龙部长,或者副总统吴敦义日前的发言,把抗议活动去脉络化,那么这才是对言论自由最大的伤害。

当我们在想政治性言论有如何优越时,更应该把被打压的事实,抗议文化的象征性,以及手段的匮乏性等纳入考虑,并思考法律介入言论自由的界线。要知道,既得利益者的言论自由,绝对不等同被打压者的言论自由;而被打压者的言论自由,绝对不可以用既得利益者的价值观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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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是香港的最后一战?!

香港“占领中环”争取民主普选的运动,沸沸扬扬;台湾公民运动团体也不吝给予声援,表达相挺之意。事实上,香港此次“占中”运动的导火线,乃在于香港特首直选的游戏规则如何制订。虽然,台湾“白”副总统的香江好友、疑似地下港共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趁着10月1日中国国庆酒会致词时重申:“从2017年开始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行政长官。

不同人有不同的政改理想方案…有普选一定比无普选好,500万合资格选民投票选行政长官一定比1200人选行政长官好。去票站投票一定比在家中看电视,看1,200位选举委员会委员投票好…”,并以此表达对北京政改版本的支持。

换言之,2017年的特首选举,香港人确定已有“一人一票”选出特首的权利,那为何香港人依旧要继续“占中”呢?这“占中”运动追求的又是甚么呢?“占中”又为何可能是“香港”的最后一战呢?保卫香港的最后一战?

北京政改方案与香港“占中”运动的主要差别,在于北京的“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权是经由“提名委员会”产生,但香港人要求的则是“公民提名”。事实上,此次“占中”运动的主要争拗核心,不是香港人是否可以一人一票的投票选举权,而是谁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的“被选举权”的差别;换言之,北京在2017年给港人“半套”的特首选举权,但港人要求的则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缺一不可的“全套”配备。

此种半套或全套的差别,在于香港人深知,由北京在背后操控的“提名委员会”,其实才是真正的主人而非所有香港选民,以此筛选出北京“属意”的候选人,并否决淘汰掉“不听话”的候选人。如此,香港合格选民不论如何选择或投票,都将选出符合北京需求的特首。“半套”或“全套”的普选权,成了此次的“占中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此次的“半套vs.全套”的差别,其实攸关的不只是2017年的特首候选人如何产生,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号称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的保鲜期限2047年之后,“香港”作为一种特殊的认同与身份,究竟还在不在呢?如果,2017年香港特首的直选,可按照香港人的愿望,采取一人一票,选出香港人自行推派的特首候选人,那香港人至2047年大限之前,将还有六次特首大选的机会,并藉由特首大选所赐予的机会,进行香港人的“集体政治认同”的打造模塑。

亦即,透由“特首选举”的竞争游戏中,香港利益至少在口头上会被置放在中间,同时参选者为了表现出“香港优先”以便讨好香港选民,特首参选人便会如同台湾的马邦伯一样在竞选期间,嘴巴上立刻会变成“台湾人”一般。直言之,在“2047大限”之前的一人一票选特首所带来的政治竞争,将有助于“香港”从当前此种素朴的香港文化身份与本土认同,进一步结晶化为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认同,并在政治上完成“港人走港路”的六次操练实践。果若如此,一旦2047年大限来临之刻,香港人将会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与政治能量,为2047年大限后的“香港”,进行定义与定夺之可能。

否则,若按目前北京的政改版本,在2017年香港人只有“半套”的选举投票权,只能从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员会所“属意”的候选人之间选出傀儡,那2047年后的香港,将如同梁振英在2007年撰文解释“50年不变”的问题时所言:“随着港人投资大陆、与内地人通婚和移居内地,中港将更不可分…实际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香港变或不变的问题”一般。

换言之,“香港”将在2047年彻底融合进南中国,让“香港人”作为一种身份或认同,将不再特殊,顶多只能如同中国那种地域跟经济发展高低差异为背景,所产生的地区性认同一般。若是如此,香港占中学生这群约莫20岁的香港年轻人,将在其50岁左右的壮年期,面临将其前半生成长经验所逐渐模塑出的特殊“香港”身份与认同,给彻底抛弃的荒谬断裂,成为前半生活在香港空间中,却吊诡地在后半生成为自己所成长的土地上之“异乡人”。

本土与普世的汇流?尽管,香港为抵抗“蝗虫”般的中国因素的全面入侵与席卷,保卫香港的运动界也逐渐产生普世派与本土派的两造对立;但必须指出,争取全套配备的2017特首普选,却是香港普世派与本土派两造得以汇流的道路。

诚如,香港城邦自治理论导师陈云所言,“民主必然在地”,香港民主普世派争取直接民主选特首,并透由“直接选举”的实践,民主这个普世程序性工具,将在特首选举过程中对中国因素入侵所造成香港的问题,进行在地的探讨、表态,以及解决方案等等政治支票。因此,“民主”作为一种解决在地与本土相关的实质性议题的程序性工具时,香港的普世派跟本土派的路线差异,将在争取全套式的2017普选方案上,因为有着相同的目标与敌人,而得以重新缝合。

再者,每一次香港特首大选的竞争,都是一次次将本土议程给凝结成候选人不同政纲的竞争表现。因此,每一次特首大选的竞争,都将让香港人源于共同生活经验累积的本土认同与连带感,进行一次次上升到具有政治性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之操演,并藉此点滴重塑与强化港人集体性的政治认同。

可见,2017年之后六次的特首大选,将是香港本土运动政治化的操练场,而这六次以全香港为范围的政治认同的操演机会,也将是2047年大限之后,“香港”作为一种特殊的认同身份是否可以续存,亦或只再次“被回归”,并彻底吸纳融进中国南方如同广州、深圳一样的城市之仅存政治机会。职是之故,此次“占中运动”可说是香港最后一战,绝对不能退缩。

若无法争取到2017年的全套式特首普选,那“香港”在2047年“一国两制”保鲜期限的到期日来临前,除非中国政权垮掉,否则“香港”作为一种香港人特殊的认同象征,将彻底消失,并被“中国人”身份给整个封膜掩盖。而这当中最为痛苦的一群,将是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周永康这群1990年代后的“后生仔”;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在他们人生步入中壮年之际,必须进行一次痛苦的身份与认同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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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五学生致689的公开信

你好,不知阁下近日与属下“专业”的团队进行会议中,能否商讨任何方法应付政总门外的学生?其实,“九二八”事件是绝对可以避免的;现时占领运动成功“遍地开花”的局面,只能怪阁下一直有跟京官一样的心态:“爱面子!

相信你们清楚明白,你们口中那幅“政总东翼前地”(即公民广场) ,一直是本港社运的“圣地”,自12年反国教示威集会开始,本港大部份的集会,均会以“政总东翼前地”作其主场,好比台湾的“自由广场”一样,在市民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是因着阁下“爱面子”又“唔输得”的性格,竟在今年7月于不作任何谘询下,私自决定围封“东翼前地”兴建三米高的围墙,更限制公众集会只能于星期日凌晨十二前时进行,否则视作非法集会。难道你认为阁下推行的“治港良策”(如:新界东北计划) ,每每经一晚左胶唱K式的集会反对,市民便定会立即离去,阁下又会因强大的民意压力,顺利收回你具争议的“治港良策”?难道阁下认为在“东翼前地”兴建三米高围墙,便可阻隔民意,使在立会推行的法案可以强行通过?你认为任何集会因增加了围墙,使市民不能进入“东翼前地”增援,便能保护你们(和主子)的面子?只能告诉阁下一句“特首,你太天真了…”。

以往自由进出的集会场地突无理被封,市民的重夺运动定会出现;同样,假设阁下的僭建物突被屋宇署封闭,你也定必跳出来反对吧!可是你们警队的处理手法却极之“聪敏”:先无理禁锢学生达十三小时,配合近年中南海的“枪打出头鸟”政策,以为将社运领袖拘捕48小时,市民便会因社运龙无首群自行离去。期后失败,反吸引更多市民前往声援学生,阁下更决定出动防暴队及催泪弹暴力清场,使更多“沉默的大多数”被迫站出来反对警察暴力,间接成功令占领运动“遍地开花”。难道阁下认为以为一直以中南海式“硬对硬”的铁腕方式应付市民,便定会“战无不胜”?其实,不知阁下“聪敏”的脑袋于那时到底在想什么的。

学生占领“东翼前地”,只是出于不满阁下无理封闭公广,令市民示威自由被禁的不满及阁下多日仍不肯回应学生要求。假若你“高智”的班子中有较高民意的一员,愿意仿效台湾立院院长王金平一样,主动走入人群,说一句:“你们的要求我们都听到了,下星期和我对话吧”然后再转向镜头微笑,整场运动的主导权便立即回到你手。

市民(港猪) 会因为你有善的态度,支持政府(改),一改阁下民意低迷局面;反对派的学生便会因缺乏民意支持及失去“道德高地”,欠缺足够筹码而离去,使运动不战而胜,暂时解决政治危机。中南海的京官更会因此十分欣赏阁下,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吗?只可惜因着阁下“爱面子”的性格,决定出动防暴队及催泪弹清场,政府日后推行的任何施政,便自然受到泛民反对变得困难重重,结果是好是坏,留待阁下细想。

可惜阁下之今仍完全欠缺解决民众要求之手腕及适当的政治智慧,选择以“适当暴力”(林郑司长说的) 应付学生,以执行阁下于2003年的行会中提到:“终有一次要用防暴队及催泪弹对付示威者”的承诺,结果令社会大部份民意支持学生,甚至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的“正面形象”。阁下的英明处理手法,实在功德无量;为推动本港公民社会的觉醒,阁下实在应记一功 。曾在金钟“有幸迎接”催泪弹的中五学生 上2014年10月8日Ps. 放学后看见即时新闻,竟被澳媒揭发阁下曾于特首选举期间,疑跟“外国势力”有利益输送关系,未知阁下有何“良策”应付?

九一八国耻之日,响彻全国各地凄厉尖锐的警报声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那段屈辱与不甘。细看那段历史总有些疑问困扰着我,为何六十万装备精良、战力强悍的东北军面对不足两万敌寇就将自己的家乡,那片丰饶的白山黑土拱手相让?到底是谁下了不抵抗的命令?为什么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内部比我们还要紧张并且还派出了高层前去阻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九一八之前东北军与日寇关东军的实力对比:东北军方面虽然陆续抽调二十万精锐入关帮中正维持局面但是留在东北的武装力量还有四十万之众,并且拥有飞机三百多架其中战斗机近二百架。要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空军才有战机一百多架。并且在张作霖的苦心经营下,东北军的陆军武器装备从子弹步枪到一五零口径重炮及炮弹都能实现自给自足。

日寇关东军方面。在九一八之前只有仙台第二师团全部,并且还不是战时编制,整个师团此时只有一万零五百人。就是加上六个独立守备队和其它当时能动员的武装人员,全部能参战的力量也不过两万人左右。空中力量为零,重火力方面跟东北军留守沉阳的精锐也是比不了。

在石原与板垣密谋准备搞事的时候,日本高层其实也是知道些情况的。其实当时的他们也是相当紧张的,因为单看那实力对比,你要告诉他们仅仅依靠一万多的正规军就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拿下整个东北,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并且他们还害怕一旦惹恼了东北军,如果关东军被击败或者被消灭那就大事不妙了!

因为一旦此战失败,那么我们从甲午战争到当时所积累的耻辱与愤怒都将一并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普遍的对日寇强硬的态度。跟当时国民政府的打算一样,本来他们也不想过早的发动战争而是想再准备几年,待时机成熟再发动。这是当时从日寇首相到陆军部高层都比较一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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