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奢谈经营品质

说到大学的“系办助教”,你有什么印象?不少人会想到的是:处理报帐或影印等杂务,帮系主任和老师们打杂,常是年轻人边准备考试(留学考、公务员考⋯⋯)一边赚钱的过水工作⋯⋯。无论校级、院级、系级,各种层级,在大学,通常不把行政职务当成专业。而这件事对于大学的品质经营,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这么说,并不是认为行政人员处于“弱势”。事实上,有些公务人员资格的行政人员,在学校相当强势,有时候不把教授和行政主管放在眼里,因为他们无实质的奖惩权。有院长和我说过,他甚至叫不动一个工友。

我指的是:学校常不认为行政职务该自主开创,可以积极行动提升教学成效、用独当一面的姿态面对学生、校友、可能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学校是把行政职务,当作依法行政的公务员、说一动作一动的万年助理。

其实,学校的行政职务更应该被视为专案经理、功能负责人,他们的主动性、开创能力、积极态度,是学校经营品质的重要决定因子。在欧美的学校,学校行政职务(例如我们的“系办助教”),扮演了许多关键角色,负责许多重要工作:

有温度的人与人沟通读过欧美大学的人,收到系上发来的信,通常不会是冷冰冰、死板板的“系办公告”,他们通常会是由某个特定人署名发信,或是Alice,或是Bruce,总之是以他们的身分,他们的口吻,他们的立场写信。无论是邀请学生参加活动,提醒学生注意校园安全,他们通常是以个人身分和学生沟通。

因此,学生遇到任何困扰,有任何困难,或有建议、意见,他们知道要找哪个具体的个人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知道有某个活生生、有情感、有温度的个人,在和他们互动。主动提出和经营专案计画在多数欧美大学,行政职务不会被认为是说一动作一动的杂役,不会是死板地“依规定行政”的机器人。

他们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未来发展,并且和教授承担完全一样的责任与使命:帮助学生学习与成长。行政人员在这个目标下,是一个完全可以有自主地位、自主能力的个人。他们可以提出想法,成立新的专案,例如发起邀请某些经历特别的校友返校举办座谈,他们要主动张罗筹资源,负责邀请(吸引、说服)同学们参加,他们也要为学生的参与度、参与感想负责任。

因此,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和在企业工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没有人会认为在学校工作,是压力较小、责任较轻、不需要那么多职场技能的闲差。意见征集和改善研发如果把科系、学校当成一个事业体,教授负责提供教学的服务,这是行政人员所难以替代的。

但是这个事业体的其他功能,也是需要由行政人员承担,教授们难以全面兼顾。例如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般企业中的客服或消费者调查,在学校,可能会是教学满意度或是学生意见调查。

现在多数学校都有设置以课程为单位的教学评鉴,还有很多改善空间,这在〈不值得相信的教学评鉴,是谁出问题?〉这篇文章中已经探讨过。但是,在课程之中,还有很多层面的问题,该从学生搜集资料,作为改善教学/校园经营的基础。

例如,整体排课方式、师生关系、学生关系经营方式。荷兰的一些大学,在每学期末都会由专人对自愿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访谈。这些行政人员搜集学生的处境与建议后,分析整理,无论是建议教授们调整授课,或是自己可以改善行政经营。他们知道,学生需要优质的学习环境与体验,他们和教授们一样背负着责任和使命。

师生关系交流互动台湾的一般大学,往往认为学生/教授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只能自动发生,或必然自动发生的事。学生是否能打近和教授的距离,学生之间是否能出现优质的交流互动,行政人员不必管而且也管不着。

在欧美的许多学校,行政人员会举办许多活动,促成更多有意义的交流。举例来说,我自己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系办会举办三明治餐会、游湖活动,让学生对这个学院更有向心力,结交原本不熟的朋友。

而一位在欧洲读大学的朋友提到过,他的学校会举办“课程博览会”,一个科系的教授在大礼堂中设置摊位,和同学说明他要开授的课程,让学生在修课之前,就能和教授见面互动,当面厘清需求与期待。

这些活动,都出自行政人员的巧思和经营。校友联系工作许多欧美的大学中,无论学程、学院,都会积极和校友维持联系关系。再举自己的例子,我从美国的硕士学程毕业多年,到现在都会收到校友回学校聚餐的邀请。这样的聚会,一半是联系学校和校友的关系,一半是帮助在校生认识校友,短程取得一些学习建议,长程可以了解职场,连结工作机会。

台湾大部分的大学,把这样的工作交给校友联系的专责单位,常常做得很机械式,没有人情味,成效并不见得好。相对来说,由各系、各学程做校友联系,可以更为绵密,而且对学生也可以有更多层次的意义。

一间不重视外场,不重视空间美感,不重视音乐与厕所的餐厅,能给顾客好的用餐体验吗,顾客会乐意常来吗?如果教授之于学校,像厨师之于餐厅,那么行政职务,就是餐厅的外场、空间设计、音乐和气氛经营、环境卫生维持⋯⋯。一所不重视行政职务的学校,当然不可能经营出良好的教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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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兵搜索案忆起《雷震回忆录》

近日一起宪兵疑似“非法”搜索民众网路购买白色恐怖时期文件,引发舆论哗然,笔者呼吁外界在关注整起“搜查”行动是否“合法”的同时,应注意军方是否趁机销毁档案文件。会这样说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历史殷鉴不远。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被警备总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是为轰动国内外的政治案件。后来在蒋介石总统的亲自指挥下,遭到判刑十年。系狱十年期间,雷震依然笔耕不辍,撰写日记、书信及回忆录等,不改其批判党国体制和蒋介石的职志。

写下多达四百万字的文稿。然而,这批珍贵的手稿却在雷震刑满出狱时遭到狱方强行没收,从此下落不明。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雷震夫人宋英以监察委员身份提案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并归还雷震在狱中遭扣留的文物。

监委谢昆山受命调查,但始终得不到国防部回应,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往新店监狱调查,不料,却传出雷震回忆录已在四月三十日遭到狱方焚毁,时间点就在宋英提案调查后的两周。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狱方焚毁雷震文稿的同一天,国防部长郑为元还在立法院接受立委黄煌雄询问雷震手稿被扣的情况,郑为元还回答说:“有关雷震狱中回忆录手稿及中国民主党组党文件的下落,目前保存良好,如要取回,应依军监规定办理。

”事实上,就在监察院着手调查本案时,警备总部正好发现了积压多年的雷震手稿,这当然不是例行性的作业,而是明白地针对监察院的调查,警备总部随即以该文稿“非本部军事检察官搜索扣押”为由将之退还给国防部军法局,军法局再将移送回新店军人监狱,并建议该监依《监狱行刑法》等规定迳自处理。

新店监狱于四月二十九日召开四月份监务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批“棘手”的手稿,为留下历史纪录,笔者在此列出与会者的名单:监狱长王禄生上校主持,与会者有副典狱长胡义海、政战部主任汪将国、副主任黄长江及各部门主管科长吕云飞、李季华、顾子柏、陈志昌、李申厦等人。会中决议认定该批文稿,其内容多为“攻讦三民主义、诋毁政府、国父与先总统蒋公、为匪张目等。严重歪曲荒谬”,应依相关规定“予以没入并废弃之”。

除此原因外,监狱长王禄生在接受军事检察官调查时,另指出该等“严重不当文字”,如流传在外,“将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本于职责,经监务会议决议,予以全部销毁。完全无视于监察院的调查与舆论对这批资料的关注,并随即于隔日在监狱焚化炉前空地将之焚毁,在场见证者有监狱长王禄生、政战部主任汪将国、保防官周锡郎、政战官韦松泉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监狱长王禄生被问及监察院于四月二十二日决议针对本案予以调查,狱方在销毁该文稿前是否知悉监察院将派员调查,王禄生回答不知道,检察官再问四月二十二日当日晚报及翌日早报都有相关新闻刊载,电视、广播也都有报导,何以称说不知?王禄生回答雷震案发生时其本人尚在求学。

对该案毫不知情,且因为“平日公务繁忙,少有时间阅报及收看电视”,故不知情。极为珍贵的雷震文稿就在一连串看似“阴错阳差”又荒诞又荒谬,实则非常可能是“毁尸灭迹”的状况下遭到焚毁,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几年前几年才发生监察院秘书长涉违法销毁档案遭到监察委员弹劾,今日则还有行政院长说出“这些文件是50年前的文件,在20、30年就应该销毁”之语,再回想起雷震回忆录遭焚毁案,不禁令人朝最坏的方向思考,那就是军方正紧锣密鼓销毁档案,社会各界有必要用更强力的方式,全力阻止可能的悲剧再度重演,治本之道还是在于重新全面性地清查各机关所保存的“国家档案”(不只是政治档案),让这些保存国家历史过程的档案,不再流落民间或是深锁于不见天日的机关库房中,而能真正成为台湾历史记忆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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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传统,全新感受”

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往往与它对人民的手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一个国家对其人民最为严重的手段,则莫过于藉由刑事程序的强制处分,诸如逮捕、羁押、搜索及扣押等各式方法,都是可能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也因此愈是先进的人权国家对于实施这种处分的限制也越是严格。

回顾白色恐怖时期,当时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人走在路上莫名其妙被警察带走,或是警察莫名其妙上你家就拿你的东西顺便把你人也带走。我们原本都以为这样的年代只会出现在书中或是耆老的口耳相传,孰知就在今年的二月分,因为几份白色恐怖的文件,竟让文件持有人魏先生再次回顾了当年受难者可能历经的一切。

魏先生是一名古董经营商,在偶然的情况下在网路购得一批白色恐怖时期的公文及刑讯文件,并打算经由网拍转手卖出,这天他接到一通电话,告知他想要购买他手中的普洱茶,并约定在某处面交,不疑有他的魏先生到了约定的地点等待,岂料等来的不是上门买茶的客人,而是一辆装着宪兵的厢型车。

宪兵不由分说地把魏先生押上车之后便要前往他家中搜索,魏先生一度质疑对方未持搜索票,对方只回一句:“搜索票很容易取得,如果此时不愿配合,等到有搜索票就会很难看。”,就带着他回到家中翻箱倒柜,直到找到那些他买来的文件后,再把他押回宪兵队接受侦讯,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半才放他回家。

笔者在此试图用基本的法律观念来解析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一、宪兵可以直接发动侦查吗?​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够发动侦查的主体仅有检察官,纵然宪兵队长官、士官及宪兵分别具有有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的身份,但仅能“协助”检察官侦办案件,甚至是要在检察官指挥下才能够进行侦办,绝对不是侦查的主体。

今天宪兵队利用买茶作为藉口,约出魏先生碰面,再藉由人数上的优势以及言语上的恫吓,几乎可以说是“押”着魏先生回家,搜出文件后再押回部队续行讯问,这毫无疑问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直接侦查,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哪一位检察官或相当于检察官职权的人,指挥或授权这一次的行动?

二、约你买茶再用泄密罪来抓你合法吗?在我国司法实务上,对于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发传票请他到场说明,若要逮捕抓人,则需要符合逮捕要件。而常见的一种抓人手法即俗称“钓鱼”的“陷害教唆”办案手法,例如:毒品案件,警方向毒虫诓称自己想买药止瘾,利用吸毒者间经常相互调取毒品的习惯,约好时间地点,交易时便可人赃并获,再以较重的贩卖毒品罪起诉。虽然已被判决违法,但在实务上仍然是层出不穷(上面类似的毒品案件,就不晓得在台湾发生多少次了,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没想过毒虫也有人权)。

然而今天宪兵队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可谓宪兵队的一小步,台湾人权的大退步。宪兵队利用一个与你涉犯罪嫌毫无关联性的理由约你出来(老板,我要买茶),再当面告知你所涉犯行(老板,你犯了泄密罪),并加以抓人,如此方式显然是实务界侦查的一大突破,想当然尔,宪兵队也没有践行米兰达法则的权利告知。难道中华民国法律中卖茶也有错了吗?卖茶就能发现此人有犯罪嫌疑吗?(把卖茶想歪的人,你好糟糕请暂时不要跟我说话)。

三、没有搜索票可以进你家翻东找西吗?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有令状搜索为原则,无令状搜索为例外,就本案而言,宪兵队虽然多次提到魏先生有签署“自愿”受搜索同意书,是属于无令状例外的“同意搜索”。但魏先生倒底是在何时签署同意书?又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签署?试着想想看,如果被一群宪兵围着,宪兵甚至表态说出:“不愿配合就会很难看”的时候,宪兵队明显的利用胁迫、利诱等不当施压手法,我想魏先生应该是没有办法自我决定选择同意或拒绝,此时这样的同意还能算是同意吗?目前根据报载,魏先生的“同意”并没有任何录音、录影作为佐证,到底是否真心同意,将成为各说各话。

其实一般而言如果完全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行声请搜索票,再行搜索。但实务上经常因为“时间紧急考量”或者是“证据不太够,担心搜索票下不来”而采取一些“例外”的方式,例如本案的同意搜索,或是实务常见的附带搜索。如果我们肯认这样的“便宜行事”可以取代原本应践行的法定程序,那们“例外”将吞噬“原则”,我们的人权将在“便宜行事”中随风而逝。

倒楣的魏先生就这样历经了他手中的文件中人也同样经历过的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就此失踪,而是在当天晚上九点半被放出来。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过了约莫两周后,宪兵队人员又再次约出魏先生,告知他因为“配合搜查有功”,要颁发奖金一万五千元给他,但要魏先生不再追究两周前的惊魂记。

不甘的魏先生决意向法院提出违法搜索的告诉,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宪兵队也同时以“泄露国家机密”及“赃物”罪名函送了他们口中“配合搜查有功”的魏先生。如此“恩威并施”的执法单位实在可以说是典范。

军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其实总的来说军方真的打算湮灭甚么资料或证据,或者是想要掩盖过去吗?或许军方没有想那么多,也真的没那么坏,只是执行者脑充血,就让大家复习了一下“戒严传统”。这样不合法的搜索、扣押在刑事侦查实务中经常出现,只是我们多半不在意。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如果你没做你怕屁?

如果你做了你死好!”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国家的巨灵就会躲在我们的因循苟且中,随时准备用巨棒给你一顿粗饱。刑事诉讼法是人权的测震仪,我们将之看得越重,对我们越有保障。很多人认为转型正义并不重要,并且觉得这只是当权者用来排除异已,争权夺利的工具。

也有人认为白色恐怖的年代早已过去,或者只是民进党员的童话故事。笔者只是希望用魏先生的故事明白地告诉大家:所谓的白色恐怖并未远离,而威权的幽灵早已蛰伏在角落伺机而动,并且从没有搜索票的搜索中、撕毁228传单的教官手里,以及没有编号警察的警棍上一次又一次地择人而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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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权基金需要整体战略思维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拟成立类主权基金,投资五大产业,媒体的报导分析大多着眼于资金来源、投资标的、基金管理和法源等问题。然而,此项议题需要有更深入的整体战略思维。

计画经济VS市场经济在探讨整体战略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主权基金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不管是主权基金或是类主权基金,政府在经济体系中都扮演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政府决定将资源投入或引导至所规划的产业,无形中干预了市场的自由运作与分配。

在经济体系的分类上,主要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计画经济是指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由政府做好事先的规划。市场经济是指在上述的经济过程中,完全由自由市场的机制来做引导。

以现今全球的情况来观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采取绝对的计划经济或是绝对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兼具两者的混合经济体系。即使号称市场经济的美国,在过去面对中海油出价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仍以国家安全及战略考量当藉口,运用政治力来阻挡交易。

以计划经济起家的中国,虽然仍有五年一次的经济规划,但实际上的运作却以市场经济为主。因此,各国虽有各自的经济体系,但政府需要干涉多深,则应该因应时势而有所不同。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主权基金的设立,首先要探讨的,便是整体战略,而并非一些枝微末节。

全球经济VS台湾GDPGDP是由民间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所组成。根据主计处的资料显示,台湾去年底GDP的组成约为民间消费52%、政府支出14%、投资20%和净出口13%。在全球经济复苏疲弱、大陆供应链威胁、以及各国在贸易协议的合纵连横等情况下。

政府对于台湾GDP的组成比例,是否该因应局势的变化,做适当的结构性调整和引导?而主权基金在结构性改变后,能否与国家的大方向结合,进而发挥整体的综效?如果窒碍难行的话,是否该思考放弃主权基金的构想,朝着完善制度与法规的方向进行,让市场经济主导发展?

举例来说,假使未来经济持续不振,民间消费还能持续吗?政府在财政困窘、开办长照制度等福利支出之际,还有能力再以财政政策扩张经济吗?另外,台湾在税制、人才引进和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能够吸引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吗?在国际贸易上,未来如果台湾被排除在TPP和RCEP之外,企业有其他优势和他国竞争,以净出口带动经济成长吗?凡此种种皆是主权基金之上的结构性思维,需要整体上的战略布局,非仅靠主权基金就能解决问题。

台湾战略VS竞争对手在经济学的赛局理论中,主要是研究个体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并研究相互影响下,所采用优化的策略。在竞争的环境之下,各方除了努力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外,也要考虑对手可能的应对方案以及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以目前媒体的报导来解读,蔡英文的类主权基金将投资在生技医疗、绿能科技、物联网、智慧机械和国防产业等。假使将来基金确定设立、投资内容明确,难道我们不该考虑其他竞争对手和中国的反应吗?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当台湾提出一项策略的时候,其他对手也可能抄袭或采取相对应的行动,结果将使预定达成的效果大为减弱。所以,确认规划之后,蔡英文团队也要拟定多套剧本来因应他国的反应。

当然,国际上没有绝对的竞争对手,即使是贸易上或政治上的敌人,都有可能因为相同的利益而结合。同样的道理,台湾也可以寻求主权基金投资的合作夥伴,配合国家整体的战略,让投资发挥更好的功效。但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注意其他产业的发展,切勿将资源过度投入在五大产业之中,忽略了原本极具竞争力的产业,以免被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蔡英文“整体战略说”前一阵子,民进党立委提出废除国父遗像,蔡英文就随即要求立院党团对议题的设定要有“整体战略思维”。这样的思考模式对于台湾的未来相当重要,也就是在各项议题和政策上,不能只是探讨单一项目,也要考量对整体的影响,不能只设定静态的运作,还要思考动态的互动。对于类主权基金这项重要的议题,笔者期待蔡英文团队也能展现整体的战略思维,并且在取得共识之后,运作出更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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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照片锁住记忆的义工活动

我想说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话得从五年前的3月11日开始说起。当时日本一阵天摇地动,地震粉碎了数万人的家园。于大阪一所高中任职的川谷清一,在地震发生后加入义工行列,前往了灾区协助清理工作,他也登录担任“清洗照片义工”,捡拾相片、手表、奖状等物品,再加以清洗保存,期待有朝一日能有人前来失物招领。

当时,川谷曾在南三陆町捡到一张情侣照,里头的情侣笑得甜,他暗自祈祷着两人能平安无事。一年后的秋天,他开了一场摄影展,展出他担任义工过程所拍摄的受灾户、灾区相片,那张情侣照也一并展出,而照片中的女孩本人,竟然也来看展,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女孩是听朋友说摄影展中有自己的照片,所以前来“相认”。

川谷小心地询问“照片隔壁的男生”是否安好,女孩告诉他,“我们还在交往呢”,让川谷起了一阵感动的鸡皮疙瘩。2013年的7月,这对情侣结婚了,还邀请川谷一起参加,当时婚礼上放的slide show中,唯一一张震灾前的照片,就是川谷捡到的这一张。南三陆町的照片清洗计画中,有15万张已经数位化,目前有四万张照片已经被失主带回家。

这对昔日患难情侣(今日幸福夫妻)拿着失而复得的合照,摆出同样的姿势再照了一次相,川谷的鸡皮疙瘩,在我读到新闻时,也感同身受了这番感动。四万张照片的其中一则佳话,如同奇迹一般的故事,充满着浪漫的命定色彩,背后其实是得力于低调、朴质、稳扎稳打的整理工作。

震灾后,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志工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有旅行社开出一日志工团,报名参加者在大都市坐夜车前往灾区,早上可抵达,到当地帮忙打扫、整理,旅行社会帮你准备便当,不会用到当地资源,到晚上再回家。还有另外一种义工,就是像川谷这样的“清洗照片义工”,帮忙清洗这些被污渍、泥水弄脏的,却充满回忆的照片。

一张照片可以赋予人的情感凭藉,实在太多太多。第一时间进入灾区的自卫队员、志工们,也许也了解这一点,这些照片没有被当垃圾丢弃,却也无暇去处理,透过媒体镜头的拍摄,这些照片充满脏污却珍贵,引起观众的感叹与沉痛,但看在摄影产品大厂FUJI FILM一群社员的眼里,却衍生出另一项课题──如何不让这些照片再劣化、损坏下去?

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实验,寻找最适宜的清洁方式,在网路上po教学影片,并将照片从当地“接”回工厂,短短两天,70名志工救回了3000张照片,这件事引起更多日本人的注意,纷纷投入义工行列,清洗计画逐渐扩大,如今FUJI FILM功臣身退,主要由宫城县仙台的“おもいでかえる”和千叶县的“フォトサルベージの轮”两个团体仍在持续进行清洗计画。

“清洗照片”听起来一点都不当务之急,甚至很可能会被视为没必要。“おもいでかえる”的理事长野瀬香织也是仙台市民,她虽然幸运地幸存下来,但家乡却没了,她手上仅存下来三张和弟弟儿时的合照,相机当然也不知道被冲到哪去了。

当时她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最后参加了照片清洗计画,清洗的过程中,她想,现在在清洗的相片,肯定对谁来说是重要的存在,就算住的地方被剥夺了,回忆之物也能让人涌升出活下去的勇气。后来她也自己创立了清洗照片的非营利团体,以仙台市为中心,该团体总共收到55万张照片,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展示归还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已归还了75686张照片(最新一次展示归还活动于2016/3/11~3/21举办)。

文章开头所提的情侣合照,是一个美好的例子,但其他别的照片中,恐怕就上演着另一家人的生死分离。法国社会学者Jean A. Keim曾经如此评论着逝者、生者与相片的关系:“到死亡之前,人们希望自己的影像能永续保存,这样在过世后,活着的人们如果想要记得已故亲人们的身体特征,便可于相本或书信夹中搜寻照片作为逝者的延续。如此一来,逝者便因为这些认识自己、记得自己的人而继续存在,而且如果不认识逝者的人们也再次发现他,逝者便会在记忆中重生。”因此,即使这些相片包含着沉痛与伤感,却也因为这些相片,遥想与怀念才能有所凭藉。

再试想,如果这些照片都只是数位档案,仅安放在电脑记忆体、记忆卡、随身硬碟当中,在海啸来临之时,它们可能也被消灭殆尽了。就算在风平浪静之时,谁又没有档案失踪的经验呢?从国中到高中、从大学到出社会,相机换了不少台,电脑也改过好几版,国中毕业旅行的照片早就不知道走失到哪去了,脸书传来高中同学生日的提醒。

原本想要找张当年合照来念旧一下,却也早就不记得丢到哪个资料夹去,更别提明明档案放在那,却永远不懂它哪个筋不对为何自行“损毁”,甜甜的笑脸变成一格一格的乱码。英国纽克大学数字档案学家Jenny Mitcham说过,我们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确信200年后数字化的东西依然存在,就连Google公司副总裁Vint Cerf都曾呼吁,人们要把最珍爱的照片洗出来,免得将来的科技无法读取旧时代的档案,而失去“回忆”。

纸张看似脆弱,却在泥水当中,展现出坚强的生命力,留住了岁月,比起0与1的讯号,可靠得多了。而照片凝结了某个我们最想保留的瞬间,哪怕那一刻稍纵即逝,哪怕这一刻已沧海桑田,照片让我们看得见回忆、摸得着时光,这多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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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拿马文件》看台湾税制

近日《巴拿马文件》曝光,全球各国富商大贾、权贵名流如何透过离案帐户或海外公司隐匿资产的把戏,被摊在阳光下检视。眼尖的媒体发现,“为何名单中的美国人这么少?原来美国就是避税的天堂──根据“国际赋税正义网络”(The Tax Justice Network, TJN)二○一五年的调查报告,美国在全球“避税天堂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名,仅次于开曼群岛和新加坡,甚至超越了众所周知的洗钱中心瑞士和香港。

说起来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因为税基侵蚀与不当利润移转,也是使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叹的是,台湾亦不遑多让,因为现在的台湾不仅已成富豪的低税天堂,也是企业的低税天堂。过去马政府提供财团的租税负担率远低于其他国际主要国家,营业税、营所税率等都是全球最低。如九十八年起政府大降遗产税、九十九年把营所税从二十五%降至现行的十七%,导致国家税收锐减一千六百多亿元。

俾九十九年租税负担率降到十二%,不仅比美、日、香港、新加坡低,也比韩国的廿五%、中国的十九%低,几乎是世界最低水准。甚至还出现愈大的企业,税率反而愈低的荒谬现象!此外,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曾应小英教育基金会之邀和蔡英文举行座谈,他直言,台湾贫富差距之所以一再扩大,乃是“政府提供给富人合法避税的途径太多”。

所以这次在“巴拿马文件”的名单中,台湾方面,其中虽然看似持有台湾护照的只有九十人左右,也并未牵涉台湾政治人物,相较其他国家比例相对地少,恐不是台湾的富豪都不避税,企业也不逃税,更非台湾的政治人物比较爱国,而是台湾既然是名副其实的低税天堂,除非是厂商要到对岸投资,间接在海外设立纸公司,何必跑到巴拿马去搅和,笨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然而藉此事件,我们期望也呼吁即将上任的新政府,除了尽快检讨、修订海外追税条款(所谓“反避税条款”)外,必要时加重避税的逃避责任,也更应正视我国税赋长期独厚富人和财团的政策思维,一改过去把每年税负的重担,压在受薪阶级身上,重建租税公平正义。或许如此,这整起丑闻风波何尝不也算是一件意外的“好事”呢?

参与文件研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日前发布更多涉及中国高层领导人亲属拥有海外业务和离岸公司的文件细节。截至北京时间7日的资料显示, 被牵涉的高层领导人名单上,除此前已经提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国家总理李鹏、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薄熙来之外,又增加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张高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中国前总书记胡耀邦,总数已增至八人。此外,中国前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因其孙女婿的海外业务被提及,而被点名。

此外,通过对所泄露的文件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29% 的业务来自其设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因此,中国已然是该律所最大的市场,香港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但与国际媒体的喧嚣成为鲜明对应的是,中国所有官方媒体对此事件沉默。仅有数家网络媒体,简短翻译了巴拿马文件中涉及诸如俄罗斯、冰岛等国家政要涉嫌境外洗钱、逃税和逃避制裁的内容,对涉及华人权贵的信息只字不提。

甚至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周二辞职此类国际新闻,也仅被若干网络媒体以最小的篇幅谨慎提及。有网友评论,中国媒体已被迫呈现「死寂沉默」。唯一的政府官方表态发生于本周二。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针对巴拿马文件中提到中国领导人一事作何评价时表示,「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

大陆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和包括微博和微信在内的所有社媒平台上,包含「巴拿马」、「巴拿马文件」等词语的关键词搜索皆被「不予显示」。一旦出现,也会在数分钟之内被迅速删除。内容审查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使得所有关于「巴拿马文件」事件的中文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几乎难觅踪影。

关心此事件的中国网民必须通过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隐秘转发海外媒体报章和使用各种躲避关键词审查的图片和截图,辗转获知事件进展。端传媒编译了被参与调查的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和其他英文媒体披露的巴拿马文件中,提及中国地区权贵家族和企业海外业务信息的资料,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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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脱金权挂勾

“主权基金”意在资本集中,有钱好办事,产业政策就可迎刃而解。然而,笔者认为主权基金由货币政策决定资金的流动,再由市场决定产业方向的模式未必可行,因为亚洲国家主权基金运作常有一项诟病之处:金权挂勾!

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金融市场上受世人瞩目的议题,除信贷危机之外,莫过于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尤其 2007年9月挂牌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于同年年底藉由收购在全球证券、资产管理及信贷服务市场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摩根史坦利价值近10%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后,对美国金融界产生相当震撼。

事实上,该事件背后隐含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现象,亦即诸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已有能力透过其政府所主导的资金,冲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主权基金之所以热门,分析其原因乃出口旺盛的亚洲国家外汇存底不断攀升,主要乃受惠于高油价的中东石油输出国家,该些国家为了持续增加外汇存底收益或强化国际金融的影响力,甚至是掌握海外关键原物料,于是藉由政府成立投资机构,在全世界各地寻找适合的投资标的。

例如,卡达投资局、阿布达比投资局、新加坡投资公司等,较为着名案例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斥资1,850亿美金,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却因美国国会倾全力阻挡而功败垂成。目前成立大规模主权基金的国家,主要以亚洲国家及中东石油输出国为主,然而,欧美国家却担心这些主权基金以资金作为武器扰乱金融秩序,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台湾实际上亦有主权基金的概念,例如公务人员退抚基金、劳工退休基金与劳工保险基金等类似储蓄基金(savings funds),但不以准备投资公司为主。事实上,萧万长担任副总统期间,亦在金融海啸后亦提议以外汇存底成立“主权基金”,最终该政策想法也云淡风清。

笔者听闻金融友人转述过,中东地区的主权基金近年来在台股活跃,不过,去年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在维也纳会议未达成减产之共识,导致国际油价再度崩跌,油价大跌冲击中东国家,主权基金在财政困窘下,套现手中股票引发台股大跌。尤甚,股汇市发生动荡主要为“国际油价大跌引爆美股重挫”与“人民币走跌恐连动新台币走贬”所形成的“共伴效应”,沙乌地阿拉伯货币总局、阿布达比投资机构为首的中东主权基金,预料将进一步降低台股持股。

综观国内针对类主权基金的倡议,仍以成立国家级的主权基金推动国家产业政策为主,该模式较类似以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公司。该公司掌握新加坡营业额最高的企业,包含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等产业,透过国家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引导策略性产业发展,促新加坡经济繁荣。

然而,笔者担忧亚洲地区国家级的主权基金,多以家族式的集权领导体制,像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甚至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等,家族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的金权挂勾,此乃亚洲主权基金运作常被欧美国家诟病之主因,亦为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运作必须慎思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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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穿和服“歹看”?

知名作家兼政论家杨照日前在脸书上贴了一篇感叹文(link is external),提到他这阵子去京都的经验不太美好,原因之一就出在许多台湾人想穿着和服体验文化却缺乏美学教育,成为赏花画面中最糟的破坏,引起热议。我同意杨照老师在文中提到的一些关于日本的花见传统之美学讲究,也感慨于景点中为了防堵、提醒观光客设下的栅栏成为景色中的突兀存在,但对观光客的文化体验以如此严苛的标准看待,倒觉得有些矫枉过正。

和服,“和”之“服”,这个名词在明治时代时和西洋服饰的“洋服”做了区别,用来指称日本的服饰,日本传统服饰的统称,又称作“着物”。他的历史悠久、学问很多,不同于欧美强调身体曲线的“洋服”,和服透过一层又一层的布料,包裹住身体,是一种刻意隐藏住起伏线条的服装,它的学问与美感是含蓄而低调的,却又不失讲究雅致。

虽然和服不再是日本人的日常服饰,而它作为一种正式传统与美学表现,人生重要阶段的场合,或者要表达庄敬尊重时,通常都会穿着。近年来,观光产业力推“体验”行程,旅行者走入另一个异乡,入近随俗,追求的是融入美景、亲身感受风情,“和服”结合着美学与文化,还有较轻巧方便的夏季服饰“浴衣”,自然也成为日本体验型观光的一大热门。

无论衣着的顺序、腰带的绑法,穿着和服每个步骤都有一套标准,繁琐程度恐怕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懂得,但大家都知道,弄错一个细节,就有可能贻笑大方,因此都会小心应对。不过作为观光客、外来者的好处,就在于有一些宽容范围,可以犯一些“无心之过”,赏花该穿着怎么样低调色彩的和服,什么样的纹路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实在又是另一个境界的艺术了。

至于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合礼仪,是做人的礼貌问题,跟“穿着和服/浴衣”这个动作是两码子事,美感标准人各有所见,倒也没甚么绝对的标准,文化体验本来就是双面刃,任何观光手段都可能造成双面的优劣利弊,但女孩们的灿烂和服与浴衣实在不让我觉得有多“悲壮”。

我在日本时,也曾经去做过和服体验,所以我也算是杨照老师文的中枪者,但那次经验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当时小小的店里挤满了人,三个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却一点也不马虎,他们仔细审视着内衬、腰带以及和服的色彩搭配,头饰、发型跟手提包也再三斟酌,妆扮完成后。

他们用满意的眼神打量了我,看来挺满意自己的“搭配作品”,送我出门的阿姨特别提醒我,要慢走、别迈开脚步、小心白袜别染上尘。那天下午,我和好友一边为对方留影,一边留心衣装与仪容。十个人向我絮絮叨叨说明日本文化的细致精巧与慢调,还不如我穿着和服走上一天,这身衣装无声传达(约束)给我的文化表现。

除了自己去体验穿着和服之外,另一次的夏季浴衣体验,则是摄影学校的同学提议的。几个女孩约好暑假时一起去参加花火大会,一位年纪比我小的同学妹妹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随口回答之后,她特别跟我约了早一点的时间到其中一位女孩的家中,原来她帮我准备好了浴衣,要帮我换穿,大家一起帮我这个外国人体验道地的日本文化。

这些妹妹们都才二十岁出头,她们喧喧闹闹、叽叽喳喳地讨论腰带怎么绑、配色怎么搭,翻书、上网查资料,出门前还先请妈妈传授秘诀,好不容易打理好后再到横滨,随意地席地而坐,欣赏在空中绽开的一朵朵烟花。是心理作用吗?

那晚看的花火大会,特别有味道。我曾在浅草还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穿着浴衣,和一群日本年轻人玩在一起,大家伙嘻嘻闹闹地拍着照,谁才是观光客还真的有一瞬间搞不清楚了。试着以自己出发,如果我在台湾看到有外国人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或是有客家花布样式的衣服,老实说我会觉得很可爱、很有趣,我们不会在身上点妆自己不喜欢或觉得不好看的衣裳或饰品,那必然是一种包含着认同、喜爱之情,所以如果异国的访客。

愿意接触、尝试、认识、甚至认同我的文化,其实我会很开心。而所谓的美感培育,不就是在看越多、体验越深之后,才慢慢被淬炼出来的吗?倘若有下辈子,我希望自己当个美女,希望自己穿上任何服装都不会成为街上难看的一角,而作为异乡人,我不会忘记在日本穿着和服时走过的那片风景,以及着装准备时,每一个配件的搭配选择、每件和服的质地花色,只要任何一个细节,触动到了旅人之心,就会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情感记忆,这个过程不就是最直接的美感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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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交通安全不守规则的代价是3.1%

拜行车纪录器之赐,台湾不上进的电子媒体与网路媒体有了便利的新闻题材来源,台湾人不守交通规的窘态在网路上与媒体上广为流传。看到相关交通违规影像的网友无不咒骂声连连;然而,又有多少人在咒骂之余,要求自己与周遭的亲朋好友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过去数年来,台湾人最喜欢以“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自傲;然而,台湾“最丑陋的风景也是人”。除了台湾人制造台湾丑陋的地景之外,台湾人在道路的行为更是可怕,尤其是不礼让行人;交通可怕到美国、加拿大甚至日本等国家公布前往台湾旅行的注意事项是“交通”。

以上三个国家的官方网站,毫不留情面地载明台湾交通恶状。至于当下流行的行车记录器,则是为大家示范何谓台湾最丑陋的交通风景。台湾驾驶人考驾照时,都会回答如何遵守交通规则,不过,驾驶人拿到驾照后却是恶形恶状。

最近网路流传了几则与台湾驾驶人恶形恶状的影片,例如,两辆Mini Cooper驾驶人将国道当成赛车道,结果是两辆车追撞差点伤及无辜(link is external)。另外,还有宾士车驾驶逆向超车,险些撞上遵守交通规则的对向车;然而,对向车只是按喇叭警示,就引起违规的宾士车驾驶不满,结果持球棒攻击遵守交通规则的对向来车与驾驶人(link is external)。当然,机车骑士也不遑多让。

一名机车骑士想从两辆汽车钻过却差一点摔车,骑士迁怒其中一辆计程车,不仅逼车还拿出蓝波刀想砍人;不过,结局是网友开心的机车骑士摔车倒地受伤(link is external)。行车记录器纪录台湾驾驶人的丑行实在罄竹难书,也正是因为台湾驾驶人行径恶劣,才逼得大家使用行车记录器自保。

不过,台湾还有一个更荒谬的现象,就是台湾高居不下的未成年违规驾车事件。但是,当未成年者无照驾驶出事后,父母却是怪东怪西还怪警察追车,就是不怪自己、不怪小孩。这种状况更衍伸出“我的小孩很乖”等等怪现象。只是,“小孩很乖”怎会无照驾驶?更何况,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父母明知小孩未成年,却买车给小孩代步。发生事故后,再以“我的小孩很乖”为由来脱罪。

从“我的小孩很乖”这种怪现象,大概就可得知为何台湾交通是这副模样;因为,台湾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与礼节,就是从小身体力行做起的。交通事故造成台湾经济惨重损失根据“台湾公共卫生学会”在2012年出版的第31期第6号《台湾卫志》,由张筑祯、林蕙欣、林志铭共同发表的〈台湾18岁以下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住院发生率与医疗资源耗用之相关因素〉,台湾在2007年至2009年间,未年人交通事故伤害住院总计19781人。

平均年住院发生率为10万分之105.9,医疗费用为7.1亿元,平均每人医疗费用为35,903.5元、平均住院日5.65天。其中,15-17岁男子的住院发生率最高达到10万分之445.5,是一般值的4倍以上,医疗费用也是最高,平均达到41,029.2元。该研究也发现,台湾20年的资料统计,15-17岁青少年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在各龄层中亦是最高。

再以2014年的汽机车强制责任险为例,强制险对于受害人给付的金额十分惊人。当年强制险对于受害人的给付金额总计达到128.6亿元,其中,医疗给付53.4亿元(41.6%),死亡给付46.1亿元(35.8%),残废给付29.1亿元(22.6%)。然而,这些数字只是台湾车祸损失的冰山一角,台湾官方的研究资料告诉我们更恐怖的数据。

根据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研究统计,台湾一年的车祸伤亡所造成的损失金额非常惊人。以2013年为例,台湾因为车祸死伤的社会损失,高达新台币4748亿元,相较于2010年调查的3817亿元,增加了将近1000亿元。2010年的调查显示,台湾发生21万9651件车祸,造成2047人失去生命,29万3764人受伤;社会增加约3817亿元损失,占当年GDP的2.8%(link is external)。此外,2013年车祸伤亡的社会损失4748亿元,则是占台湾该年度GDP的3.1%。

表一与表二的数字说明了台湾近30年来交通事故的发展趋势。的确,台湾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趋势是逐年下降,从1988年的4190人,下降到2015年的1696人。然而,死亡人数的下降,也是因为交通工具的安全性相对提升的结果。受伤人数却是从2000年的66895人,爬升到2015年的410073人;肇事件数也从2000年的52952件,升至2015年的305413件。注:1998年强制责任险开始实施,2000年起肇事统计认定标准变更。

诚然,受伤人数和肇事件数与交通载具的成长数目呈现正相关;但是,倘若以每万辆车的肇事率来看,则是惊人的成长,从2000年的肇事率万分之31.76,一路攀升到2015年的万分之143.08。每万辆车肇事率的大幅提高,足见台湾驾驶人对于交通规则的轻忽态度。

其实,台湾人打从心底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本性,从驾驶人“痛恨”测速照相机与闯红灯照相机就可窥知;无怪乎,美国、加拿大与日本等先进国家要求国人前往台湾旅行时,必须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最重要地,台湾人总喜欢追求经济成长率(GDP),总是在1%的GDP上锱铢必较,却忘记,台湾光车祸所造成的每年经济损失,就达到了3.1%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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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和无力感杀死随机杀人犯

最近一篇报导汤姆熊杀童案犯罪者的文章〈血是怎么冷却的: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世界(link is external)〉,写出了强烈强力却令人无力的故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故事呢?这是写实报导或是小说呢?

其实我是希望它只是小说,到底它是真实故事或是小说会比较让人们思考呢?我试着谈论记忆的课题,尤其是如果记忆涉及法律课题,以及有法律责任的归因时,这种故事里涉及的记忆问题就需要更多角度的思考。

以下的论述是一种通论,而不是针对该报导里犯案的个人。首先,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当随机犯案者的人生故事被呈现时,也许让读者了解犯案者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大家常渴望知道犯罪者的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在生命历程里的遥远成因。虽然我们想到所谓“远因”时,就是假设父母因素的影响,或者在生命早期曾发生何种创伤事件的影响?

但是这些被找出来的早年因素,却常是带来更多的无力感,这是不少友人阅读这篇报导后的感觉。因为稍有临床经验者早就知道了,这些严重问题或某些症状,不是知道了早年的生命故事就会解决。而且让家人变成犯罪者犯案的远因,家人变成了另一种祸首,这种推论势必带来另一种反弹。这是过于简化的前因后果的推论所带来的问题。这是心理学的假设,或社会安全网改善的方向,或者是法律学上的究因,是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目前只从当事者所说的故事,或邻居朋友的说法,这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以前的口述笔录就是犯案铁证,但是笔录一定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有人从小因为种种不明原因而常觉得罪恶感深重,一切都觉得自己做错事(这是“心理真实”的结果),这是我们在看相关者的故事时需要慎思的地方。

至于大家都好奇的原因,这涉及的是通论和个论。通论上,友人曾以俄罗斯娃娃比喻很精彩明确,但也令人伤感的现象,谈的是代代间的重复,这一代重复了上一次的暴力问题,这种观察容易让我们假设目前的问题和上一代的关系,但这是什么关系呢?

在精神分析技术史里,早年曾风行的起源学式的诠释(genetic interpretation),将目前的问题和症状,跟生命早期史的事件相连结,形成一种线性前因后果式的诠释(忽略了生命过程里的保护因子),但是临床上早就发现这种起源学诠释法,对于问题的改善相当有限,甚至带来更多防卫,因此在精神分析里已相当少使用起源学式的诠释技术。

当我们归结父母是“病源”时所带来的反弹,和父母觉得被污名化(这在先前发生的随机杀人事件里也有类似争议),因为治疗师很难在“历史事实”上再找出当年的证据,毕竟,回忆不必然等于“历史事实”,就算有具体可见的硬证据,也会是多元论点的不同诠释。

理论上,小孩会受父母的影响是一种通论,也是大家共有的经验,但是这离要归结父母是病源,两者之间仍有落差,需要另一种大多数人接受的进步意识概念做为后续的判断基础。通常这些进步的意识概念,需要在社会里挣扎过一段时日才会被接受。

在个论上。论及任何个别个案时,我们常说“每人都是独特的”,这句话如果不是应付的说法,在临床上要如何思索它呢?是很困难的课题,但在找到所谓症结点之前,我们还要先注意任何归因所带来的副作用。

例如,因为是随机式且单人行动,不是结构式的帮派举动,就算是统计已有案件的相关条件,例如从小到大的生活状况,如果这些统计呈现某些共通因素,例如年轻人、无业、孤独、喜欢上网等等结果。

这些统计结果当然有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意义,让社会沟通和教育有一些参考因子,做为后续长期处理的依据。由于这些随机案例的个别性很高,很有可能让这些统计学后的结果,理论上变成为预防要件,通常是可见和可操作的因素,容易倾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过一人的策略。反而让那些统计出来的现象,可能变成另类的污名化,这仍是目前常见的社会反应。

通论上,例如三十年前的某事件,造成三十年后的某反应,这种论述不能说全错,如同混沌理论描述的,东方一只蝴蝶飞起来时翅膀的动作,影响了西方的飓风,或者两者间有相关,或有“某种”非线性动力的前因后果关系。就临床来说,我们还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难题,不少人有类似童年经验,何以不是每个人后来都会出现随机式事件?

意味着还有其它因素(有人说是保护因子)影响着这种远因近果的关系,这些因素有些是存在记忆故事里,但是早年创伤的个案经验,很难不依当年的恐惧经验和后来其它经验而扭曲记忆,并非是意识刻意的扭曲,而是人为了活下去不自觉的结果。

如果在诊疗室里面临困局而挫折觉得无计可施时,当时天马行空的想像和推论,是避免走进死巷的重要动力,这是我对于精神分析家比昂(Bion)的思考理论的看法,但是在诊疗室里我们可以保持慢速度,重复又重复地观察后再下“初步暂时的”结论,这是重要的科学过程。在诊疗室里,从想像和推论里建构出某些假设和观察,但是要运用到社会事件,尤其是随机杀人事件,的确仍需要很多想像和推论,因为我们所知有限。

如同佛洛伊德在《朵拉》案例里提及,可以重见天日出土的古董(意指早年的经验)仍是断垣残片,但是正如光明磊落的考古学家,在每个案例中当确实有根据的部分在那里结束“我的建构就从那里开始”。要如何不被当事者的故事给绑住,避免因此而无法思考其它可能性,的确就构成了我们的难题。

佛洛伊德全集的英译标准版本里,对于创伤理论有英译’deferred reaction”(延迟的反应)的术语,但这英文词却造成精神分析临床家难以运用这个概念,因为延迟的反应就表面意义来说,是当年的创伤以原貌留在某个地方,直到后来某个时候才出现反应。

但临床上发现,成人个案对于早年的受创经验,在治疗过程里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另种说法是随着对治疗者的不同移情变化),而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心情,有时是愤怒不满,有时是替当年加害者着想,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好或不够好才会发生当年的事情。

后来,对于创伤的概念,法文字”après-coup”(事后)的说法,才更接近佛洛伊德起初对于成人个案的童年创伤经验的观点。事后如何解读当年创伤事件,才是引起后续会如何经验当当年创伤的基础。这也才能解释何以后来的社会政治劳动条件等等,会成为后来发生随机杀人事件的可能助因。

因为并非所有曾经历类似创伤经验者都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再纳进后来的因子一起考虑。虽然在诊疗室里,仍会以内心世界为工作焦点,但是考虑重大事件在社会里的位置时,就需要心理之外的其它因子一起参考。

这才能说明何以不是知道童年往事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无法如一般所期待的,就把它忘掉或放掉了,因为后续状态对当年创伤的恐惧和无力感,仍不断衍生出不同诠释而影响着当事者,这是记忆会随着后来的不同诠释,不自觉地修改记忆的部分原因,让随机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虽然那些故事原本就不预期被知道,或者心中已经呐喊多年希望被听见,却一直被忽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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