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处方”强化社区防疫

2019年年底,中国武汉传出不明肺炎,疫情扩展到全中国,乃至于世界各国,这个不明肺炎致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所造成,疫情的严峻,远远超过SARS。疫病开始阶段,台湾防疫及医疗工作加紧超前布署,一方面做好隔离阻绝、严谨把关,也同时进行减灾的布署,保全医疗的量能,成为全世界防疫的亮点。

面对重大灾难或新兴传染性疾病,人们在初期的时候,难免会有惊恐不安,当逐渐走过灾难后的重建,是一番艰辛的历程,由于武汉肺炎病毒具有多数轻微症状及高传染性的特色,因此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是必要的措施,根据研究,距离在2公尺以内、时间超过20分钟的亲密接触者,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对象,因此德国总理梅克尔才会说,当下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关心。因此,各种活动聚会一定要注意到保持人与人的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是指各社会存在体之间在空间、时间、心理上的距离,可以通过评价体系来量化,一定要注意到保持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这是避免疫病传染的安全距离。此外,加强人口聚集场域管理,包含:减少大型集会活动、社区预防与管理、大众运输工具、企业职场、社福机构、军队及矫正机关等人口密集机构,更要特别注意。

然而,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虽然是减少疫病蔓延的重要方法,往往也会造心理上的隔阂和压力,让恐慌和不安更加严重。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正向的作为,导入积极的创新社会模式,舒缓当下的压力,更储存未来正向乐观的希望?

当我们看到义大利封城,市民自发性的在晚上时刻,走上自家阳台,弹奏乐曲,邻居不约而同也打开自己家门,在阳台上合音起舞,甚至于雷射打光、DJ音响,可说是乐团现场表演,全体居民就是最好自娱娱人的演员。警车开到社区,不是要逮捕趴趴走民众,而是警官带动民众一起高歌。医院附近的住家,民众会发起连续鼓掌3分钟,感谢第一线医护团队的付出,连医院穿着白袍的医师护理师和相关医事同仁,也不约而同闻声出来一起鼓掌,相互打气加油。

以义大利的模式而言,这正是“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的实践,也是社会集体疗愈的最好方式。由于疫情,无法或必须减少进行社会活动,乃至于避免身体的拥抱和碰触,但我们可以学习义大利自娱娱人的方式,都是有益心灵的舒压。所谓社会处方,是指结社区的正向社会资源,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或媒合有益社会健康的介入。社会处方服务大多由非营利组织、社区与宗教部门提供,以建立在“以人群为基础的途径”,透过集体责任,建立整合的健康系统。

社会处方可以应用多元、创意、有趣的模式,提供给有服务需求的民众不同的参与方式,包括:有一个美国阿嬷向医师诉说她的烦恼,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要如何让她年幼的孙子知道,阿嬷不抱他、不亲他了,不是代表不爱他?医师告诉这位阿嬷,可以跟小孩形容阿嬷现在在一个泡泡里,所以暂时没办法太靠近。不过医师也建议,表达爱有很多种方式,可以透过画画、写字、玩游戏、说故事的方式增加互动。

大家都知道音乐是抚慰心灵的最好方法,像义大利封城时刻,民众还在阳台上演奏乐器,或是一起合唱,都是可以让情绪纾缓、强化认知能力和增强社会情感禅绕画老师阙美丽在社区指导认知能力退化的老人家学习禅绕画,老人家们一开始害羞的说“不会”、“不要”,在老师指导下一笔一笔的描绘,慢慢的静下心,又一笔一笔的上了彩绘,最后作品完成,长辈们满脸欢欣。特别是社区同仁帮长辈的作品逐一保存,半年后举办一次成果发表,老人家的后辈家属前来参观欣赏,年幼的小孙女惊喜喊着“阿嬷是画家”,老人家和家属们的成就和喜悦,温暖了照顾的压力,也成为全家最美好的生活记忆。

一样的,很多博物馆也在这个时间点,做好社交距离的管控,鼓励民众入馆参观,欣赏艺术品。有民众在疫情期间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意外发现观众人数稀少,可以在这样的优雅、宁静的环境中欣赏故宫的国宝,真是最好的心灵的享受。大家都知道要活就要动,不管在室内,或者是大楼公寓阳台、屋顶,或是健身房,都是理想的运动地方,更可以找个空旷的地方,像公园、河滨绿地、山林、海边等,晒晒太阳,吹吹风,加上运动,应该是最好的社会处方。媒体报导,西班牙封城,但是市民可以出门遛狗,主人一天多次遛狗,让狗累瘫在地,遛狗兼顾宠物疗愈和运动处方,是一项很好的纾压方式。

应用现代的资讯工具,例如手机、FB、LINE、IG等,提供文字、图片、直播的连结,在这次疫情中,很多公司安排员工分批在家里工作(work from home),除了可以减少感染之外,最重要的是达到分流、分工替代的准备。视讯会议也是大家常用的方式,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从2月上旬开始,部分与会者出席实体的会议,大多数则应用视讯会议方式,能够汇集40多位全台湾各地医师干部共同讨论,大家认为简便可行。另外,因为work from home,民众更有弹性时间,相互问候关怀,传递居家生活样态,彼此鼓励。

现在年轻人流行集体视讯聊天(virtual happy hours),把实体的喝酒、喝咖啡聊天的快乐时光,转换成线上聊天,无远弗至,友谊常在。连结人和大自然环境的绿色活动,森林疗愈透过导览的解说,以身体的五感去体验森林和大自然,感受森林的生命力,得到心灵休闲的效果,日本的研究,即使森林步道一日游,也可以得到调整自律神经、平衡内分泌、促进免疫力、减轻疼痛、增进心血管健康、提升肺及肠胃功能、增加腿力预防跌倒等效果,而且森林浴的正能量可以延续维持30天。当然,住家或书桌的小角落,能够多一颗植栽或一盆小小的绿色植物的园艺疗法,一样可以达到舒缓情绪的功能。

台湾政府提供给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居家防疫关怀包”,里面有14片口罩、漂白水、肥皂、疗愈植栽、干粮、卫教传单、市长关怀信,最受大众瞩目的,包含CATCHPLAY+、myVideo、LINETV随机一种影音平台的14天免费观赏序号,最重要的还会有图书馆线上推荐书单及实体的励志或宗教书籍,这是心灵最好的抚慰方式。学习可以获得生活及健康资讯,强化解决问题能力,提升自尊与自我效能、促进睡眠、增加体力等,对生理及心理健康具有正面的影响。

志愿服务能提高心理健康、降低忧郁与负面的心理症状,鼓励人们担任志愿工作有助于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可以和时间银行、食物银行结合,提供健康关怀和社会福祉照护。甚至于福岛核能事件时,很多该电厂退休的员工,自发性的前来,组成义勇队,进入核灾后的电厂抢救。这次疫情中,最严重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也有很多退休的医师、护理师,返回医疗防疫岗位,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稳定的就业是年轻人安定的基础,即使是退休的老人家,如果体力许可时,部分工时、有偿的就业机会,像在日本常常会看到交流道出口的收费站、计程车,大多都是高龄的就业者,对于老人家的身心灵也是有正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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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上周,历经挣扎、恐惧、勇气的心理纠结后,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决定向中共的滥权和魔手说“不”。他拒绝将中国的订户资料交出,以防习近平当局藉此打击异己,持续巩固习的个人崇拜工程。

铜锣湾书店店长和店员“被失踪案,起因于该书店原本计画出版一本有关习近平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英国《卫报》指称,该神秘书籍名为《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描述习近平婚前和女电视主播之间的关系,及种种“浪漫情史”。为了斩草除根,北京高层下令压制根除这几名香港出版商,除了阻止他们出版该禁书,更要拿走该批令习近平尴尬的材料。

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崇高,宛如当代皇帝。其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地位最牢不可破。毛泽东大肆煽动的个人崇拜,把其英雄化、神格化,进行极权统治,不仅掀起全中国虚耗了二、三十年的政治狂热,更让中国一度陷入黑暗时代中,令后世高度警惕。

毛泽东积极打造的个人崇拜,最早于1940年代的延安开始星火燎原,自此确立毛泽东主义作为中共的思想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受大跃进失败之责,让毛泽东一度退居幕后。但他绝不甘心自此“走下神坛”。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再度掀起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重新站稳“神”的地位。当时,所有的文章、科学论文,多要引述来自《毛主席语录》的引言;所有来自毛泽东的话,在书中都要以黑体字突出(当时,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政权,也不惶多让)。

历经“神的蹂躏”十多年后,中共猛然惊觉,毛泽东治国的代价竟如此高昂。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82年9月,中共召开十二大期间,邓小平等高层决定修正中共党章,为避免重演毛崇拜引发的暴力狂热,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对“生在共和国,长在红旗下”、受毛泽东影响甚深的习近平一代人,文革上山下乡的“知青”历练,未必全是负债;在骨子里,习近平或许认为,这段经历可被记载为一枚耀眼的人生勋章。

2013年初,习近平提出了受人瞩目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他以四两拨千斤之姿,似乎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甩到了一旁。习近平甩开的,不只是《决议》。十二大修正后的党章“禁止个人崇拜”,恐怕早已在他的雷达之外。

2014年初起,习近平开始掀起一股个人崇拜的运动热潮。他先从关系最深的军队做起,要求中共解放军各支部要悬挂领袖题词、题字(也就是习个人的);2014年2月至4月,解放军更开启一系列的有关习近平讲话的精神培训班,所有参与的高层将领得在《解放军报》发表参与心得,以向习近平宣示表忠。

之后,他又开启一系列的巩固个人崇拜的霹雳手段,如勒令党政要员“不得妄议中央(中央指的正是‘习’本人)”;随后再祭出“四大意识”: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其中,“看齐意识”还源自于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凖看齐,向大会基凖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习近平集权的作法更“青出于蓝”。今年起,中国至少有10个省市委书记被要求“表忠”,提出“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的论述。外界必须要瞭解,在中共政坛上,“核心”说法可不是随便乱用。在中共语境中,这意味着个人最高权力的确认。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都没此等封号。

过去四年来,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先后出现“学习粉丝团”、《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重要讲话APP等;更有人套用“东方红”旧曲填上新词,改名为“东方又红”,将“他(毛)是人民大救星”改成“他(习)是人民大福星”;更不用说,今年轰动一时的“媒体姓党”的媒体自我阉割,还引以为傲的诧异画面。显见,接掌政权这四年多来,习近平遥望毛泽东,积极形塑个人崇拜的氛围不言可喻。

然而,一旦一个威权体制领导人违背了党章的“禁止个人崇拜”、更以许多方式缅怀被高度神格化的毛泽东,带来的后果,就不只是个人崇拜的塑造问题,更是“假开明、真集权”的后续不良效应。铜锣湾事件的员工被失踪案,正是此类不良效应的具体表现!

历经自由体制百余年的香港人民,最无法忍受的,正是威权的粗暴之手在香港自由土地上横冲直撞的恶劣行径。套句习近平崇拜的毛泽东曾说的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在在展现了香港对中共治理的态度,不禁令人感到讽刺及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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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党有关系 做生意就没关系

最近浩鼎与中研院长翁启惠的议题,又有许多人联想为新版宇昌抹黑案。不少网友为国民党攻击浩鼎的动机感到质疑,例如“浩鼎是核爆?根本宇昌案翻版!(link is external)”、“浩鼎谣言大解盲(link is external)”等等,甚至新闻评论也质疑“4个共同点 浩鼎像宇昌第二(link is external)”。

追查浩鼎不遗余力的则是曾在2013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担任金管会主委的立委曾铭宗。不过,曾铭宗却被质疑有政治动机,不究办基亚生技,却猛攻浩鼎。2014年,曾经由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担任董事长的基亚生技,解盲失败连续跌,借券一路飙升,被称为“生技诈欺股”。后来曾铭宗以“基亚条款”保护基亚,也未查内线交易(link is external)。

当然,不少国民党人与名嘴也硬是要将蔡英文家人与浩鼎扯上关系。不过,士林地检署襄阅主任检察官陈锡柱已证实,浩鼎解盲前售出股票的钱50大股户名单,并未包含蔡英文胞兄蔡瀛阳(link is external),暂时还给蔡英文清白。然而,国民党会就此罢手吗?

与国民党有关系 凡事都没关系国民党长期灌输台湾人,只有国民党会拚经济的观念。此外,二二八事件教训以来,让台湾资产阶级充分认知到一个概念:“与国民党有关系,那事情就没关系;与国民党没关系,那事情就有关系。”1893年出生的陈炘和1881年出生的林献堂是台湾在日治时期的反日领袖,前者是金融人才,后者是提供财力的民族主义运动者。

林献堂和许多台湾资本家提供财力物力资助知识青年反日运动,日治时期发行《台湾青年》(即后来的台湾民报)提供知识分子倡导反日意识、争取自治。然而,期待祖国救援台湾的林献堂,却在二二八事件后,移居到他反抗的日本终老一生。讽刺的是,国民党只告诉台湾人关于林献堂前半生,却不告诉台湾人二二八事件后的林献堂。

至于陈炘在日本就读庆应大学时,就已经成为台湾学生领袖,1918年被选为“东京台湾青年会”会长。1920年与留日台湾青年成立“新民会”,发行《台湾青年》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陈炘还曾经在《台湾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学与职务〉一文,推动台湾文学建设。

1923年,陈炘前往美国求学,在1925年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学业,回到台湾的陈炘不仅参与由林献堂、蒋渭水等人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活动,也在全台讲授经济学科目。同时,陈炘也致力台湾金融发展,筹组“纠集台湾人的资金,以供台湾人利用”的金融机构。1926年,在陈炘致力筹备下,台湾人第一家金融公司“大东信托株式会社”诞生。

大东信托株式会社成立目的是维护台湾人经济利益,同时也协助民族反日运动。大东信托董监事都是台湾士绅,多数为台湾文化协会支持者,大东信托的社长是林献堂,专务取缔役(总经理)陈炘则是实际执行者。在日治时期,大东信托是台湾人经济的中枢神经,也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的经济援助提供者之一;因此,大东信托株式会社被形容为台湾人的民族金融机关与台湾政治运动的金库。

不过,日本官方在大东信托成立之初颇为刁难,大东信托在日本政治压力下惨澹经营。1944年,日本当局在台湾实施信托法及信托业法,合并大东信托、屏东信托、台湾兴业信托成立“台湾信托株式会社”,并由台湾银行、台湾商工银行、彰化银行与华南银行共同出资协力,“台湾信托株式会社”因此成立,并由陈炘担任专务取缔役。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陈炘与许多对祖国有期待的台湾同胞筹组“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迎接祖国。然而,随着祖国的力量来到台湾,陈炘却遭到祖国的排挤,因为陈炘从事的金融事业,影响到国民党相关的江浙财团利益。

陈炘、林献堂、林呈禄、苏维梁、林熊祥(板桥林家)、林熊征(板桥林家)等人在1946年2月5日成立大公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由陈炘担任,总经理则是由台湾少棒之父谢国城出任,筹集台湾人资本计画重振日本人离开以后的民间经济与工商业。因为屡遭国民党相关的利益关系者猜忌,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董事长陈炘、顾问林熊祥,国民党认为两人参与辜振甫与许丙等人策划的“台湾独立事件”。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炘因为疟疾复发卧病在床。2月28日晚间,行政长官陈仪找陈炘商谈,希望他能出面化解一触即发的台湾社会危机。3月1日,各界菁英齐聚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陈炘因病未能出席。3月4日与3月5日抱病与蒋渭川等人会见陈仪,希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启用台湾人为政府局处主管,实施民主政治。3月11日,警备总部派人到陈炘家中将之带走,陈炘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根据陈仪在3月13日呈给蒋介石的报告〈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国民党政府罗织陈炘的罪名为【阴谋叛乱首要】与【接收台湾信托公司】。在后人的研究中,认为陈炘遇害缘故是因为他同时担任大公企业与台湾信托董事长遭到台北市长游弥坚反对,以及大公企业在防范中国江浙财团垄断台湾经济,因此遭到政治清算。

陈炘失踪后,其相关资产也遭到清算凭空消失,陈炘的台湾信托公司被并入华南银行。民主化后的台湾,陈炘的家人终于可以向政府追讨公道,但是凭空消失的财产、3百多甲土地与相关事业股份,几乎都拿不回来。目前陈炘后代提出的土地诉讼有十几笔,总计6万多坪,目前仅讨回1千多坪土地。

陈炘在二二八事件受害时,当年仅18岁的女儿陈双适,在2015年出版回忆录《静待黎明》(link is external),描述日治时期台湾人的生活、二二八事件的冲击,以及战后的种种。当然,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关于父亲陈炘的真相,可以如黎明般再现。现在,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新政府希望能够还原所有历史档案,展开转型正义;然而,转型正义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与不愿意被揭露的过去。因此,转型正义是否能够落实,实在令人怀疑;转型正义可否还给陈炘后代一个真相与公道,也可能是个极大的问号。

可叹的是,陈炘在日本统治时期为台湾人向殖民政权争取经济权益,与日本金融企业分庭抗礼;并且透过工商资本经营,提供反日知识分子经济援助,让他们在争取自治与文化抗争上无后顾之忧,等待祖国来解放台湾。然而,祖国来的政府与蒋帮江浙集团彼此联手,将陈炘罗织入罪并且让他消失于人间。

或许,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二二八事件后,许多本土资本家,例如曾经参与策画台湾独立的辜振甫,以及参与大公企业的板桥林家,后来都必须与国民党维持好关系。否则,党国体制垄断下的台湾经济,岂能有台湾人主导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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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武洋匡惹怒了谁?

1636年,美国麻萨诸塞的清教徒拟定法律:夫妻若在妻子月经来潮期间行房,两人需判处死刑。1650年5月,英格兰通过《通奸法案》,对于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判处死刑。你觉得荒谬吗?肢体先天残疾的乙武洋匡坦承数段不伦恋的消息传开后,在脸书掀起热烈的讨论潮。有知名的网路观察家说“没有腿也能劈腿,没有手也能把妹,让人重新思考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让女人爱上,这我真的不懂”;有人拿他的书名开玩笑“四体不满足、五体很满足”;有人在他做爱的姿势上大作文章;有人说“虽然私德有问题,我们不该拿他人的身体残疾做文章”。

不过也就是在半年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台湾的脸书也飘起彩虹旗帜,大家的同理心都涌现了。是的,大家开始理解同性恋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一种罪,不过只是一种“不一样”,同理心告诉我们同志争取的不过是人权,于是当同志人权稍稍获得平反之后,我们欢欣鼓舞;如果有谁在同性恋的做爱方式上大作文章,我们会觉得“这样缺乏平权意识的言论值得赞扬吗”。

现在,肢体残缺的乙武洋匡婚外情,大家忽然堂而皇之地嘲弄起乙武洋匡的身体与性欲,知名网路观察家甚至义正辞严地说“身障就可以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还要同情吗?”哦?我们应该对肢体残障的弱势有更多的同理心,以弥补现存的、巨大的、先天上的不平等。但是,如果残障者在道德上犯错,就不值得同理,嘲笑他的肢体也只是刚好而已?

自古以来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的浩叹多如繁星,该观察家的“不懂”也算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他或许觉得自己文笔犀利幽默兼且发人深省,不过似乎没发现笔刀落下的地方是对方先天就已失去的手足四肢。如果有个男人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如果那五十个心智成熟的女人心甘情愿、满心欢喜地与男主角欢爱,这是一种“玩弄”吗?

如果男主角欺骗了这五十位女人,让这些女人们误以为自己是唯一,那么,男主角在法律上或许无罪,但是在道德上当然有罪,这个罪来自于伤害了女主角们,不过,跟旁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乙武洋匡已婚了仍这样“乱搞”,法律上他还是无罪。别忘了,全世界像中华民国这样把婚外性行为列为刑法通奸罪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在婚姻中,男主角如果有错,也只须对配偶及女主角们负责,跟旁人依旧一点关系也没有。

同样是批评。如果你谴责一个“丧心病狂的虐童犯”,基本上不会有谁写吠文炮轰你;但是批评“结了婚还劈腿五十个男人/女人的臭男人/女人”就会引起像笔者这样的人的不满。为什么?因为前者重大影响了社会的秩序,而后者不会;因为我们确知没有一个儿童喜欢被虐待,而我们不清楚后者之间的情欲纠葛。

这么举例吧!如果我是个不敢出柜的同性恋,深觉对老婆有所亏欠,于是暗示老婆可以在外头寻求慰藉;结果有天“红杏出墙”事发,你们义正辞严、大张旗鼓地批判我老婆那个“贱女人”,你以为我会感激你们这些正义之师吗?是的,关上房门欢爱的事情,只有事件里面的主角们有权力过问、批判。房门外的我们不清楚那扇门后、他们心里到底有怎样的曲折,我们怎么会自以为有权力批判?

我们不该批判乙武洋匡的不伦,和他是否残障一点都不相关。为什么你们的道德感要拿来讨伐那些你们并不清楚前因后果,而且没有伤害到你、也没有伤害社会重大法益的行为?然后你们的道德感甚至强烈到对身障者的残障做文章,因为你认为“身障就可以玩弄女性劈腿五十人还要同情吗?

劈不劈腿本来就不是我们应该批判的事情!更何况你的批判竟然在男主角的身障做文章!请问到底是哪里来的道德感?还是你觉得“劈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重大法益?认为“如果这个社会包容劈腿的话,这个社会人人都劈腿的话怎么办”?──如“如果杀人犯不处死刑的话,这个社会人人都杀人的话怎么办”?

如果社会舆论不过问劈腿之后,你就打算劈腿了吗?通奸除罪化之后,你就打算去通奸了吗?如果杀人犯不处死刑的话,你就打算杀人了吗?哦,不是,你或许会说,“舆论不批判劈腿的话,我害怕他会劈腿”;“通奸除罪化之后,我害怕他会变心”;“废死之后,我担心不想杀人的人会因此变成杀人魔”。

那么我就懂了。这个社会在乎的是“我的”担心,从来不管这些舆论、那些法律是不是造成更多人性的扭曲、更多的悲剧。我们甚至让自己失去了最基本的同理心。我忍不住猜想:在后来的某一段时期,当某些人主张废除“通奸唯一死刑”的时候,一定也有人大喊:“亚当只有一个夏娃,一个家庭当然应该就只有一对男女。通奸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旨,难道不用判处死刑吗?”。当我们回顾历史而发现历史如此荒谬,其实,所谓的“现在”转眼就是“历史”。停下脚步看现在,就会发现荒谬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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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从来就没有特效药

为何每次发生残忍的杀人事件,媒体跟网友就要来问废死联盟呢?好像非得要废死联盟说出一个解答。然而,每次不管废死联盟说什么,任何人都也只会觉得生气,因为不管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任何人有满意的回答。但是不管发生多少次,大家都要重演一次这样的情节。然而这样做到底解决了什么?答案是什么都没有。

台湾目前尚未废除死刑,也有死刑判决或死刑执行,就算去问那些支持死刑的人,怎么我国继续维持死刑,还是有随机杀人事件呢?也一样不会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被害人保护及相关权益,却往往在这一片谩骂的过程中,一再一再地被忽略。

电视不断轮播的画面,只是一再地在被害者家属的伤痛上洒盐,当被害者家属不是媒体想像的传统反应模式时,甚至网路上开始有人扭曲或批评被害者家属的反应。被害者家属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型态,很多人却把自己对于被害者家属的刻板印象,加诸在所有被害者家属身上。

如果整个社会真的关心被害者家属,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请媒体不要再一直重复播放刺激被害者家属的画面,不要再一直用耸动的字眼跟高分贝的声音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再一直播放被害者遇害的画面,不要谴责被害者家属,遇害不是他们的错。重新检视目前被害者保护机制还有哪些无法落实的地方,过去一直以来被漠视的被害者保护,连申请补偿都时常遭到刁难,更遑论过去长期被漠视的社工或心理谘商方面的协助。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孩子,真的关心孩子的父母所受到的伤害,真心觉得暴力不可取,应该被谴责。请不要再继续用同样血腥暴力的方式,去报导或评论整个新闻事件,甚至鼓吹阅听大众去伤害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挪威在2011年发生举世震惊的爆炸案跟枪击案时,左翼政党的一位青年曾说过,凶手夺走了我们最美的玫瑰,但他夺不走一整个春天。

若我们不想让凶手将我们的价值观也夺走,请不要再继续鼓吹暴力,鼓吹说要杀死谁谁谁,或是鼓吹立法把“未来”所有“可能”会犯罪的潜在危险分子全部都关起来,所谓的 “潜在危险分子”的判断,往往都是带有种族及阶级的歧视跟假设。如何在未来的新闻报导中,不要再继续二度伤害被害者家属,及如何提供被害者家属有效的协助,才是政府真正该认去思考的课题。

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时间点去讨论死刑存废,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间点所做出来的民调绝对是充满偏差的。这个时间点去谈死刑存废,只是让我们更加漠视被害者家属的权益问题。对于加害者的家属,也同样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加害者一人的犯罪行为,却导致其家庭成员不断面临被质疑及谴责,无视加害者可能的精神健康问题及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加害者的家庭,也是另一种过于极端的归责方式。

犯罪心理是一部心理悬疑惊悚剧,一班精英汇集在一起,分析全国最棘手的连环犯罪案件罪犯的心理,并在他们再次施暴前预测出他们的下一步的行动。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剧,有“一集一电影”的美称,可想而知,他们的剧情是多么地紧凑了。现在出到第六季,可惜的是近来从第五季开始质量有所下降。剧集看点:一件又一件连环变态杀人案,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觉和心理的冲击,更是心灵的震撼。

此剧看点很多,细腻的手法,连小细节也很关注的精神,演员的自如演绎,还有音效场景思想,对每个人来说欣赏方向不一样,得到的也就各异。 适合群众:喜欢心理悬疑剧的观众。 如果说《CSI》是美剧中的福尔摩斯,《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就是美剧中的埃勒里.奎因。这部热门罪案剧描写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运用心理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手段追捕连环杀手的故事。

这种连坐式的家族究责,对于案情的厘清及真相,并无任何助益。反而只是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及伤害。面对犯罪问题,从来就没有特效药,也不是简单的谴责或追打单一个人或组织就可解决。但假借关注犯罪问题之名,来鼓吹暴力,继续漠视被害者家属权益、加深对于加害者家庭的人权侵害,加深对于特定族群的污名及刻板印象,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会让问题继续循环甚至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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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进用身心障碍者

你可能有听过身心障碍者“定额进用”制度,也或许没有,这项制度自民国79年实施至今,已快满三十年了,其目的是在维护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其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机会,并促进其自立及发展。依照目前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下简称身权法)第38条规定,政府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公、民营事业机构只要员工数达一定人数以上,就必须进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碍者。这项制度实施近三十年,实际上的运作方式,与当初所想像的究竟有多少落差呢?它真的有完成当初立法者所赋予的使命吗?

依照现行身权法第38条,如果没有进用定额障碍者,必须向所在地劳工主管机关缴纳差额补助费,而这项补助费的金额是依照差额人数乘以每月基本工资计算,也就是说,原则上“我找障碍者所花的钱”跟“我缴给政府的代金数量” 几乎是一致的。换言之,这项“强制”的制度其实是可以“花钱了事”的,并没有所谓的“强制力”。

笔者自己也是一名障碍者,在找工作时经常发现,通常指定要给障碍者的职缺薪资大都是开“基本工资”,虽然有些职务可能因为内容简单或者专业性较低,所以工资也就不高,但这样的薪资,容易使人认为雇主并非真正去看到障碍者的价值,而只是把目光放在他的障碍身上,甚至只是想要拿他来当作落实社会责任的工具。这样的做法实质上对这社会没有太多贡献,反而是对障碍者深深的歧视。

从定额进用实施至今,受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公家机关与大型企业,其中公家机关可以透过身心障碍特考在资格审查时处理掉这项问题,但大型企业只能另辟蹊径,而出现非常吊诡的进用状况。笔者自己曾是大企业透过“与大专院校的合作”并以“企业付钱雇人,学校负责用人”的当事人;另外也有“企业付钱雇人但在家工作”的模式,但同样是限定学生为雇用对象。

乍看之下定额进用的情形似乎非常热络,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达到立法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实际上被进用的人都是“大学生”,而对于社会人士而言,其实反而是被压缩的,这样的结果似乎失去了制度原本应该要达到的目的。

把焦点放到障碍者的工作内容上,许多时候雇主对于障碍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在工作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视”,例如政府开出来的职缺很多都是“公文收发”;企业的职缺也大多是“电话服务员”。问题是并非所有障碍者都适合这些工作,也不是大多数的障碍者都只有做这些工作的能力,虽然都统一称做“身心障碍者”,但障碍者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是政府没有积极明确告诉社会大众的,也使得社会上大多数雇主不会或不愿意了解其间的差异。

从社会模式甚至人权模式来看待身心障碍者的话,其实障碍“来源”是人的多样性与社会产生互动所造成的结果,如社会物理上的一些阻碍或者主流社交模式的霸权导致某些无法顺利融入社会的一群人被排挤,进而被定义为“有障碍的人”,如果政府只愿踏出这第一步,却不愿走出下一步,那对于障碍者而言,这项制度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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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防卫民主的关键战役

2020年总统大选,民进党提名现任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中国国民党则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然而韩国瑜是唯一进入香港“中联办”的总统候选人,韩呼应了习近平“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获得中国官方媒体大力赞赏。在国内,韩国瑜更获得红色媒体以高达7成新闻的异常比例大力支持,可以想见,2020年将是台湾人民选择捍卫台湾民主与否的关键战役。 

二次战前的德国,虽有崇尚自由民主的德意志“威玛宪法”,竟让德国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选出了希特勒政权,而终结了既有的“民主宪政”,滥用民族主义的威权政体,不但粉碎了国家原有的自由秩序,更将德国人民带入二次大战的无尽浩劫。

因此,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民主”,而对“民主”的行使做了最后的底限,正是为了“防卫”民主不受民主结果的颠覆,“防卫性民主”在欧洲多个民主国家发展实践,对任何抵触“防卫性民主”之行为,宣告违宪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独裁专制国家,尤其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后,全球民主国家更加体认到中国独裁政体宛如帝制。习近平主张九二共识即“一国两制”,将使民主台湾与独裁中国成为同一国家,必然冲击台湾“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即抵触民主宪法“防卫性民主”。

面对世界民主国家防治中国渗透,建立民主防卫机制,台湾不能自外于国际社会。因为真正的民主,是不能让民主选举的结果,毁灭了民主。面对全球公认的独裁中国对台渗透,2020选举如果让中国(红色媒体全力支持)的总统当选,将对台湾民主产生重大伤害。

中国虽是独裁国家,但熟稔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以利透过资本市场、言论自由及民主选举等方法,渗透甚至是操控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这是“独裁者的进化”,国际社会已开始正视。当然,台湾受害特别严重。 

对于中国制造假讯息介入台湾选举,美国国会在2018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北京以散播不实讯息等多种手段,试图妨碍台湾民主发展。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F. Moriarty)也指出,外在势力透过舆论风向、不实讯息,试图改变台湾选举结果,对台湾相当危险。 

世界各国为防卫中国或独裁势力干预,纷纷以法律进行防治,这些民主国家同样保障言论自由,尊重市场机制,但以制度特别管制中国等独裁国家的干预,这是“防卫民主”的重要机制。 举例来说,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近年美国司法部即命令中国媒体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必须注册登记,美国联邦调查局也用此法起诉外国网军,其中有五名编制于上海的中国网军遭到起诉。 

华为案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联合提案《电信拒绝令执行法》(Telecommunications Denial Order Enforcement Act)草案,禁止美国企业卖零组件或设备给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德国与法国拟以修法方式,修正电信法,以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的5G设备,以确保资讯安全。 

尤其甚者,欧盟执委会亦将拟修订《网路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5G网路建设。澳洲政府为防治中国资金干预,推动专法《反外国干扰法》,大幅加重从事间谍活动的刑罚,避免中国对澳洲政治经济的渗透。当全球民主国家纷纷以法律防卫中国或独裁国家的干预,台湾更直接面对中国的网路、媒体等各面向渗透,政府与人民自应接轨国际,防卫民主。 

综上,世界民主各国体认到独裁中国的渗透威胁,以“防卫性民主”相关制度,防治各国民主可能受到的破坏,美国甚至提醒台湾,正面对中国透过媒体或假讯息的干预。因此,台湾人民看到红色媒体以高达七成新闻的异常比例,支持这位唯一进入香港“中联办”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我们就必须慎思,2020台湾公民是否与国际同步捍卫民主?实践防卫性民主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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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父母的茁壮路

近两年,出现好几起未成年未婚怀孕生子或儿童被虐致死的社会案件新闻报导,大众听闻这样的事件,舆论容易很快地以结果推论事实:因为新闻媒体的描述语句通常是“19岁大学生未婚产子扔垃圾桶”、“16岁少女厕所产子险溺毙”、“孩子疑似受到青少女母亲的同居人虐待导致身上多处伤痕”,或是下个耸动标题;而大众则容易以日常所听到的、新闻所描述的片段讯息来拼凑对青少女母亲的生活故事与全貌,却忽视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脉络,导致青少女怀孕却不敢主动求助?

有人真正关心这位当事人为什么会怀孕吗?为什么“选择”生下孩子?为了将孩子留在身边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身为长时间在实务现场的工作者,我们明瞭这些看似公义的评论,其实对这群青少女母亲造成更多的污名和标签。她们为孩子所做的努力将再次被掩盖,反而需要花更多力气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努力,才能由负转正,才能获得他人认同是个合格的好母亲。事实上,他们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保持韧性地生活,社会大众几乎是无从得知的。 

从怀孕到生产至养育 选择难题与挑战环环相扣青少女怀孕服务方案历经近十年的在地耕耘,看见一个青少女从确认自己怀孕到生产、留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挣扎与矛盾,各个决定之间环环相扣。是否生产并非简单的要或不要的个人意愿选择题,而是关联着一段情感与关系的维持;或是受限法律规定而无法取得合法的堕胎管道;亦或考量与等待男方的表态,在等待过程中,胎儿持续留在母体中成长,过了适合终止怀孕的手术时间,继续妊娠成为唯一的选项。

即使过了生产这一关,接下来要面临留下来自己养或不得不选择出养的议题,涉及必须思考原生家庭的态度与支持程度、男方的态度与回应、对个人教育与生涯规划发展的影响、非婚生子女的处遇、婚姻与新生儿照顾计画等议题。在这当中,当事人的声音可能被视为重要声音,但也可能被淹没在周遭重要他人的意见中。

当事人的个人意愿不见得被视为重要的参考,只能被动配合他人所讨论出来的决定。因此当决定留养,也代表着女性的身分角色即将转换,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个角色被赋予的“责任”──不论是否已准备好站上母亲这个位置,甚至是在几乎没有亲属资源的情形下,仍坚持将孩子带在身边养育。

然而,社会与原生家庭对于父母的亲职角色有所期待,更遑论是青少年父母。当青少年父母因照顾知识缺乏、育儿压力高涨、亲密关系冲突、支持系统不足或婴幼儿身心发展较为迟缓,以致子女出现受照顾状况不佳时,社会及原生家庭对青少年父母的谴责更加严厉。例如:“养不起还要生,小孩有这样的父母好可怜喔”、“这个小孩没爸爸喔?!”、“你才几岁,小孩一定顾不好”、“当爸妈了还想要出去玩”、“小孩顾小孩,怎么顾得好”等等。

然而我们看见这些青少年父母,同时是“父母”,也是“青少年”的双重身分,青少年父母的需求的确有其特殊性,也看见青少年在成为新手父母时所面对的挑战是一连串且多元的,其中包含新生儿照顾、是否继续就学、就业、伴侣关系、婆媳关系、自我情绪调适等等。这些青少年父母在有限的支持与资源下学习和适应亲职角色。

在投入心力和时间去照料孩子食衣住行的同时,却也为了照顾孩子而压缩自我需求,包括日常作息、生活型态与人际圈改变等部分,更因为全心投入家庭而受限。甚至,他们在无替代人力的情形下足不出户,使得这一群正值青少年发展阶段的青少年父母,与社区的连结减少,降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缺乏社会参与。

但这些年来陪伴这些青少年父母亲学习成为父母的过程,透过跟青少年父母互动时所看见与感受到的经验,我们强烈相信若支持系统稳定和资源充足,对青少年父母的育儿过程将有相当大的助益,可协助他们适应亲职角色,舒缓照顾压力。透过他们的述说,有助大众开启另一个角度认识青少年母亲,看见她们的韧性与成熟度远超过一般想像,在背负道德责难及旁人不信任的同时,如何充满能量地回应现实生活的压力与需求。

每一个个案故事里面的主角,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甚至是家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此能力,多一些对他者生命的理解,就有机会承接住这些年轻的生命。目前当务之急是重视青少年主体性的发展和平衡,建置友善青少年父母的环境,如此才能回应青少年父母的需求,提供一个整合性的服务,让怀孕青少女与青少年父母能从其中取得资源。此外,协助他们获得健康的生活,包括营养、育儿资源、儿童发展等资讯,以维护儿童的健康与发展,且为决定承担起亲职角色之青少年父母提供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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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出带风向的机器人

随着国安局坦承中国及境外敌对势力,主动介入及引导网路舆论发展方向,干扰国家机制有效运作,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指证,台湾是受假新闻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都是导致本月底公投与地方大选的结果,动静观瞻备受国际瞩目。尽管台湾公民社会努力查核假新闻(link is external),并检举PTT帐号在网路上不停转卖(link is external),但如果影响台湾选情的是“机器人”,台湾在不能遏止的情形下,如何从他国的经验中学习,揪出查找这些带有恶意的机器人,就是本文的核心。

机器人军团介入早前在瑞典、巴西与美国期中选举屡见不鲜,频繁遭到假新闻潜入的社群软体Twitter与WhatsApp为保障其信誉,纷纷加强监控机器人动向与纠错,Twitter甚至大砍数千个帐号,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悦,并指控Twitter正在影响共和党的选举。

一旦遭到质疑就愤怒指陈媒体制造假新闻(Fake News)的川普身影,同样在巴西、瑞典与台湾的选举中发生,但各国因应假新闻流窜的方式却大相迳庭。由于美国媒体与社群软体的资本雄厚,不但能主动在业内自我要求,还能在监督假新闻转传之余,开设媒体识读的工作坊提升公民素养;瑞典则是由政府提拨基金补助大专院校,由教授直接在选举前开课,让将近100名学生共同设立事实查核网站,在选前及时澄清,尽可能抵销假新闻的冲击。

台湾除了提醒民众再转发新闻前,必须先查证之外,事实查核中心远远赶不及假新闻制造的速度,尽管一再有消息指证中国网军动员攻击台湾,并制图(link is external)解说中国影响力入岛入脑入心,但假新闻的趋势不但未见消退,连带引发公民对选举与公投产生反感。

在巴西早前落幕的总统大选中,同样出现候选人彼此批判新闻造假的风波,但随着巴西出台了查找机器人的软体Pegabot(link is external)(葡萄牙文的意思为假帐号纠察机器人),有心者使用机器人在twitter大量按赞、回文与转发假新闻的情况,很快就被许多巴西公民发现。简单来说,PegaBot这个线上平台,可供公民免费查询在Twitter流动的帐号是否为机器人假帐号。

这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软体,在页面输入任何Twitter帐号,Pegabot就会跳出分析结果,并显示出假帐号指数的百分比(%数越高就越可能是机器人),更可细分为情绪指数、发文频率、好友指数等判断假帐号的标准。未来除有机会分析脸书帐号,更已开放程式码供各国公民免费使用,并将软体进行各国官方语言的翻译。

反观台湾,Twitter似乎在台湾的普及率不高,但透过下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器人早已频繁出入特定市长候选人的帐号,无论是表达支持的回文、转传特定候选人的正面新闻,或是使用#hashtag标记特定候选人,透过查找机器人的软体,都可以让带风向的人工智能暴露,台湾公民不但可以亲手试试查找软体,任何企图败坏台湾选风的恶意也将无所遁形。

身处网路与科技时代,公民仍必须谨慎检验不能过度依赖工具理性,所以为了查验Pegabot(link is external)软体的信度,首先输入三个“良善”机器人的帐号查验(参见下图上列),这些提醒人类每日健康膳食摄取与提供正能量金句的机器人,都被软体验证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证明Pegabot的设计非常精确。

同时,再尝试验证了刚在瑞典大选大有斩获的激进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党魁Jimmie Akesson的Twitter帐号,Pegabot也能清楚辨识该帐号为真人所有之后,检视Jimmie Akesson分别在瑞典大选结束的庆贺发文、现任社会民主党籍的瑞典首相遭罢免发文中,无论是转发文章或是留言祝贺增加人气的支持者,都有带风向的机器人匿踪(参见下图下列)。此外,在接连输入台湾、巴西与美国总统的Twitter帐号之后,可以确定真人注册使用的帐号,Pegabot都能精准的查验,并指证总统是机器人的机率偏低(参见下图上列真人帐号大都低于30%,只要超过40%是机器人的比率很高)。

所以当公民查找#Hashtag标注台湾特定候选人、与其Twitter帐号的回文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见下图下列):第一,机器人帐号正在带风方向;第二,机器人帐号会假扮外国人,以外语与简体字表达支持与按赞;第三,机器人帐号会乔装成媒体假装中立(台湾新闻联报、南洋商报都是机器人);第四,机器人帐号发文通常没人按赞与回文;第五,机器人帐号转贴文章非常频繁;第六,机器人帐号会支持特定政党的北中南所有候选人;第七,机器人帐号成军时间很久,随时可以在介入下次台湾选举;第八,机器人帐号仍在增加,很多是今年十月才注册使用。

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Putnam曾说,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建立了社会资本、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从而转化出政治气氛,使社会结合为一体,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在假新闻乱象干扰台湾未见终点的此刻,或许我们可以花很少的时间玩玩Pegabot这个软体,轻松分辨出操纵“机器人”的恶是如何影响台湾,并思考如何珍惜台湾仅存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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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是很空洞的语汇

不仅有扎实政见的政治人物惨败,如高雄陈其迈、花莲刘晓玫等等,甚至连进步派的婚姻平权也彻底惨败。有些媒体以结果论来分析,说反同方或者韩国瑜是“接地气”,他们用大量庶民语言,打动选民的心。所以很多同温层玻璃心碎之下,开始检讨失败原因,很多人说:“我们没有接地气,离民众不够近、与社会对话不够深”。

但其实“接地气”根本是媒体挪用的空洞词汇,把接地气当成是失败的原因,根本上就是过于简化不同社群之间的差距,我们根本讲不出韩国瑜及反同方那种没有实证,就进行恐惧动员的口号。这种“接地气”的想像,让很多倡议的伙伴们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没办法说出不存在自己世界的语言,勉强要说庶民喜欢听的话,不但是一种乡愿,更可能造成倡议者自身极大的精神压迫。

2017年,在零安乐死政策下,彰化流浪动物收容空间爆满,必须尽速加盖收容所,地址选在溪州乡,是早在前县长卓伯源时代就核定的,但因为经费有限,所以迟迟没有兴建。后来是因为教育部给了一大笔经费,以“生命教育”为由,才总算开始进行规划设计。就动保政策而言,兴建设备比较好的动物收容空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彰化唯一的收容所在员林八卦山上,是电影“十二夜”的拍摄地点,设备非常老旧,空间又十分狭小。

新的收容所不仅能提供比较好的空间环境,还有生命教育及服务犬训练的功能,所以我们年轻人跟当时的溪州乡公所秘书吴音宁都乐见其成。但是后来开始有某几个议员、民代开始放话,说收容所又脏、又臭、又吵还有狂犬病,然后开始用宣传车散播恐惧。大白天就在整个溪州乡一直绕,一直宣传。乡亲听了宣传,都很愤怒,说:“县长魏明谷为什么又要把这种没人要的东西丢过来,是看我们溪州人不起吗?

以倡议角度而言,我们支持兴建的动保人士应该站出来、应该辟谣、应该接地气、跟社会对话。所以我们不断找资料,写脸书,跟认识的人说这收容所没问题,狗狗的狂犬病在台湾已经绝迹了,所以有动物收容所是很好的事,甚至可以吸引游客来溪州参访。但宣传车已经出去了,狂犬病的谣言动摇人心,后来没有乡亲相信“饲狗的所在”可以处理废水、可以减少噪音、可以做教育用途。你继续发言,人家就贴你帮县府讲话的标签。

当时也有很关心吴音宁的人,对他说:“你之后要选乡长的人,不要碰这种议题,跟你没关系。”但吴音宁个性就是这样,没办法假装没看见,也不会说谎。然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决定做一些布条,到说明会上表达支持兴建园区的意见。说明会当天动保团体带着很多狗狗来了,要跟乡亲说明服务犬的功能,以及园区未来如何跟社区共融。但溪州谢家也来了,带着上百名黑道小弟来了,而且几乎都不是溪州当地的年轻人。

原本大家希望吴音宁本人不要到现身,不然会被贴标签。但他还是跑来了,他用大声公对现场群众说:“我觉得,园区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污染。”刚讲完,现场群众跟民代开始鼓噪,乡民代表把他的大声公抢走,质疑吴音宁说:“以后有污染你乡公所要负责吗?你们帮县府背书是被收买吗?”接下来,黑道小弟开始挑衅几个身材比较魁梧的动保人士,他们是“EMT tough团员”,都是长期关心动保的“铁汉”。结果有人朝他们丢泥土,被丢到的EMT成员生气了,说:“你们溪州人很没水准耶!

一讲完,现场几百人转头过来,“你是在嚣张什么”、“欺负我们溪州人喔”开始就要动手打人。我站在他们中间,看着EMT们被赶出会场,然后一踏出会场,所有黑道小弟就围着他们打,把他们压在地上、压在路边车上,用安全帽狂砸他们的头。EMT被倒在地上,满脸是血。警察在旁边只说“好了喔,好了喔。”议员在一旁广播说“请外面的人不要来欺负我们溪州人。

紧急把伤者送医之后,黑道小弟还追到医院急诊室外面,幸好那时候北斗分局长已经到场了,把黑道小弟都“劝”回去。安排好伤者之后,我们下午在成功旅社讨论。吴音宁哭了。他以前可以面不改色地跟黑道砂石业者对呛,也为了保护一棵树,一个人跑去挡怪手跟五六个工人吵架。但他今天哭了。他的理由是,看到现场有很多熟识、还有很多这六、七年来有帮过忙的乡亲及村长们。这次因为谢家动员,就也出来鼓噪反对。动保人士被包围的时候,没有半个人出来缓和事情。

有一名民进党籍的村长,平常我们都跟他合作做社区营造。因为他自己开的公司没有确实申报员工工时,所以被县府稽查了几次。他找吴音宁去县府关说,但吴音宁只是打电话跟县府查证一下,就没在继续说什么。所以后来村长气坏了,他说“我还继续收到县府公文是怎么回事?我去找议长谢典霖比较快啦!”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支持过我们了,当天说明会,他也站在肇事现场,冷眼旁观。

乡亲就这样,看着动保团体被痛殴,接着排队领便当。然后没事了,看要不要再去乡公所领端午节肉粽。音宁崩溃的那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几次看过他偷偷擦眼泪,是林冠华的死,与陈映真离开的那一天。但都没有当天那种绝望的感觉。当天也是林生祥演唱会,我看台北表演舞台上出现铁牛车,搭搭搭搭地准备要唱风神一二五,钟永丰念口白,大家能在台北欣赏代表农民的音乐,都很感动。

同一天本土派吴敦义当选国民党党主席。这是什么现实的蒙太奇?我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溪州有许多臭气冲天的养猪场养鸡场,帮忙居民抗争还会被乡代表们警告“你们敢抗议就不要被抓去警局喔”。然后这群人现在在警察面前痛快地揍人。我永远都不想学会这种庶民语言,接这种地气。

故事结束,是说,倡议者踏实争取支持、诚恳对话是对的方向,但不要需要强迫自己讲庶民语言,不要自虐地强迫自己接地气。婚姻平权及各种议题并不是输在没说庶民语言,而是有多重因素。不需要自责自己是不是有跟想像中的“庶民”对话,因为大家都是庶民,只是文化资本、及身处社群不同而已。当然跨越同温层去沟通是很好的,但请先确保彼此伙伴的安全,不要还没有拉到票,自己就先被保守派的言语行动所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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