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测放榜 私立技专惨况乏人问津

八月,指考与统测的分发在同一天放榜,毫无悬念的统测登记分发再度连昙花一现的机会都没有,整个新闻的重点都是指考放榜,缺额究竟有多少。这些年来,只要放榜日,就会有一堆媒体开始找后段班的私立普大校方高层询问招生的问题。每年都有私立普大缺额破百、缺额30%以上,彷佛破百缺额、高缺额率是个招生惨败的象征。

但无人问的是,私立技专校院的缺额破百、缺额率超过40%的学校多到爆炸。无论是亚太学院、永达技术学院或是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在停办前,其实招生状况都有迹可循,但爹不疼,娘不爱的技专校院,永远无法获得媒体的目光。

今年在大叶大学缺额两百多名的同时,技专校院的登记分发这边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高达十多所私立技专校院,缺额达50%以上,甚至有大专校院在登记分发这关,全校只有18个录取生。根据笔者的整理、统计,今年度的登记分发就有25所大专院校缺额达30%以上,其中,大华科技大学、大同技术学院与和春技术学院的缺额更是高达70%以上。此外,在笔者整理的缺额排名中,10所大专校院竟有5所全校在登记分发管道中仅录取不到50位学生。

虽然说,因应少子化浪潮与资讯公开的趋势,许多大专院校转而将名额改以独立招生的方式来招生,一来能确保生员,二来则可以让最低录取分数因此拉高,更能有效躲避联合招生管道受大众公评的招生压力。尽管如此,大专校院的登记分发全校只收了50位不到,该校的甄选入学多半也是跟着滑铁卢。

登记分发、甄选入学这两个重要的联合招生管道都招生不佳,在未来的教育部规定下,将不得以独招的方式取代,更何况,即便目前这个制度尚未上路,那些蝉联联合招生缺额50%以上的学校,在单独招生上也难有佳绩。

事实上,缺额率高的系所往往面临的是开课数不足、学生延毕机率大大提升,进而影响到学生继续就读的意愿,更甭论,如果是整个学校的缺额率高到吓人,其学生权益与受教品质肯定是大打折扣。无论资讯是否对称、学生的联合考试成绩高或低,都不应该在活受学校缺额的罪,使受教品质大打折扣,甚至影响了正常修业的基本权益。

当50%的私立技专校院面临了三成以上缺额,更有十多所学校缺额比例高到面临灭校危机的2018年,从政府、媒体乃至于大众对于私立技专校院的关注度还是远不及私立普大,这些在灭校边缘的学校师生们,是不是又要重覆上演永达、高凤、亚太的悲剧,然后再度消声在高教的洪流中?如果说教育是人权,那么人人平等的受教权,如何会让隶属于高教司与技职司的大专校院,有截然不同的关注度与结果呢?

虽然说,因应少子化浪潮与资讯公开的趋势,许多大专院校转而将名额改以独立招生的方式来招生,一来能确保生员,二来则可以让最低录取分数因此拉高,更能有效躲避联合招生管道受大众公评的招生压力。尽管如此,大专校院的登记分发全校只收了50位不到,该校的甄选入学多半也是跟着滑铁卢。

登记分发、甄选入学这两个重要的联合招生管道都招生不佳,在未来的教育部规定下,将不得以独招的方式取代,更何况,即便目前这个制度尚未上路,那些蝉联联合招生缺额50%以上的学校,在单独招生上也难有佳绩。

事实上,缺额率高的系所往往面临的是开课数不足、学生延毕机率大大提升,进而影响到学生继续就读的意愿,更甭论,如果是整个学校的缺额率高到吓人,其学生权益与受教品质肯定是大打折扣。无论资讯是否对称、学生的联合考试成绩高或低,都不应该在活受学校缺额的罪,使受教品质大打折扣,甚至影响了正常修业的基本权益。

当50%的私立技专校院面临了三成以上缺额,更有十多所学校缺额比例高到面临灭校危机的2018年,从政府、媒体乃至于大众对于私立技专校院的关注度还是远不及私立普大,这些在灭校边缘的学校师生们,是不是又要重覆上演永达、高凤、亚太的悲剧,然后再度消声在高教的洪流中?如果说教育是人权,那么人人平等的受教权,如何会让隶属于高教司与技职司的大专校院,有截然不同的关注度与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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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陆客事件与中国官式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亦称国族主义或国民主义,是以主张本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然而中国民族主义(Chinese nationalism),又称中华民族主义、中华国族主义、大中国、大中华主义,是一种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型态,这种中国官方推崇的民族主义,特色是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和复仇心理。

由于中国的历史教育反覆向民众强调,近代中国就是对外国历经了一段充满了屈辱的“一个世纪历史”。仇恨教育与悲情叙述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会本身就缺乏理性、博爱和人性关怀。因此,一旦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以及那些存在外国因素的内部关系时,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会非常容易地被刺激起来,所以“瑞典陆客事件(link is external)”。

一家三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旅行时,大闹饭店被警方抬走,被中国官媒《环时》、《人民日报》及《新华社》铺天盖地宣扬,用以转移国内困境焦点、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危机,成为官方一种整合社会意识的工具。中国共产主义官方相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地拥护执政党和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在政治诉求上主张“民族是国家存续唯一的合法基础”。

另一方面,在中国当前外交部及驻瑞典大使馆称:“已向瑞典提出严正交涉,以厘清警方是否真有失职或违法行为。对于这几位中国公民的指控,瑞典方面同样已采取上述措施。”中国官媒夸张煽动民族情绪并非首次,由于事件已升级至外交层面,中国官方与曾男捆绑在一起,若曾男被证实造假,随时触发外交风波。中国官媒原本希望借事件抹黑瑞典人权,却适得其反,可能因此引发中国与瑞典的一场外交纷争。

但是真相就是越辩越明,但事后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网友也非一面倒支持,反而出现不少质疑声浪。报导称有分析表示,越来越多的事实令外界质疑中国游客的说辞,而官媒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中国游客被证实造假,事件将触发国际外交风波,让中国外交当局在国际社会颜面尽失”。

这起事件不代表陆客的素质一律都低落,但这新闻事件却跟日前“燕子台风侵关西机场事件”的假新闻有点相似,都是从个人微博发出讯息,然而中国官媒接力报导出去并大幅宣传,让“中国梦”宣扬新崛起的大国已蜕变为“激进爱国主义”。

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众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而当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民族主义因此成为一个对官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发泄情绪的工具,而民众也有默契地配合。这解释了为什么网络上或者现实中民族主义表现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层民众。由于受到的社会不公最多,因而他们的“负能量”也是在各个阶层当中最大的。从这几次事件可看出,一个曾经备受屈辱的所谓“中华民族”,在其强势崛起过程中,已经自认为强大到可以只在意其“主权”宣告,而不必在乎国际秩序与自身信誉的维护了。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官网发出声明,使馆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瑞典媒体关于瑞典政府法务办公室就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表态的报导。中国使馆发言人说:「有关表态掩盖不了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的种族主义本质,所标榜的言论自由绝不能成为种族主义的遮羞布,绝不能被用作损害他国主权与尊严的借口。

中国使馆发言人表示,「再次强烈敦促瑞典电视台及其有关节目组正视自身的严重错误,诚恳向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道歉,不要再护短护丑,不要指望蒙混过关。」中国曾姓男子一家3口9月初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闹青年旅舍,陆媒单方面引述曾男说法,报导瑞典警察将他们丢弃在墓园。瑞典电视台脱口秀节目因而制作影片,嘲讽陆客恶行及北京政府盲目护短,引发中国外交部门杠上瑞典电视台。

3名陆客控诉遭到瑞典警方殴打,甚至「丢包坟场」的事件越演越烈!起初是大陆一名曾姓男子与父母到瑞典旅游,向媒体控诉在9月2日时遇到该国旅馆不人道的待遇,在爆料后1天内影片就曝光,3名陆客「又哭又闹」的画面激起讨论;今早又传出,事件发生后3名当事人还开心玩乐的照片曝光,风向逆转打脸。

起先是大陆一名曾姓男子向当地官媒《环球时报》控诉,他与父母到瑞典旅游,在9月2日凌晨抵达旅馆,但原先预定的房间需于预定当日中午12点才能入住,但夜里寒冷,曾男考量父母身体状况,希望旅馆业者能让他们在大厅的椅子上休息,却遭到当地旅馆拒绝接待,请警察来处理,将他们「拖出酒店,扔在地上」,并且遭到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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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员对于民用航空的重要性

长达17天的长荣空服员罢工,在政府的斡旋下,终于在7月6日落幕,在这期间,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有,劳资双方因罢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与毁誉,也必须各自承担了。不过,这次的罢工,引发了部分人士散布对空服员的错误观念,甚至有投书指称“空服员只与食物有关”,认为空服员就只是送送餐、卖卖免税品,如果不吃不喝也不买,那又何需空服员?

这样的说法,凸显部分国人对于空服人员的错误想像,以及对空服员的法律规定全然不知,令人惊讶。事实上,的确不少国人认为空服员的工作,大概就是导引乘客、服务乘客、发送毛毯、餐点与饮料、贩售免税商品而已。也因此,过去经常听到不少人以歧视性语言称空服员不过是“高级女佣”,甚至于在机上强行要求莫名其妙的服务,认为空服员就只是服务人员,有钱是大爷的心态,一览无遗。

但空服员的工作,真的仅是如此吗?为何民用航空会有空服员?史上最早开始有空服员的,是在1911年的德国,当时航空业刚起步,飞行器的主力是飞船,由于德国的飞船技术独步全球,尤其是出身德国的齐柏林伯爵,所设计制造的“齐柏林飞船”,更是当时民用航空的代名词。

由于飞船可搭载的旅客越来越多,为了服务旅客,因此如同客轮一般,开始导入机上服务人员,成为空服员的滥觞。至于飞机则因受限于发动机的科技,直到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因航空科技的进步,民用机所能搭载的旅客增加,便开始聘用空服员。

最早聘请空服员的,是英国的戴姆勒航空(现在英国航空的前身),在1922年4月,聘用了三名少年,当时称为“Cabin Boys”,至于美国的泛美航空,则在1929年开始聘用受过飞安训练的空服员,不过当时的空服员,全都是男性。

到了1930年,联合航空率先聘用护士资格的女性担任空服员。由于当时航空科技尚不发达,所以飞机给人们的印象是“危险”的,如果由女性担任空服员,更能有安定旅客的心理作用,也因此开启了女性从事空服员的新页。

二次大战之后,因航空科技突飞猛进,也促使民用航空逐渐发达,搭飞机成了远距离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加上喷射客机的出现,让飞机载客量越来越多,飞行距离越来越远,飞行安全也日益重要,加上机舱内的设备增加,所以空服员所肩负的任务也就更多了。

现在民用航空的空服员,除了前述的供应餐点与饮品、贩售免税品、入境表格与报关表格的发放,个人影音娱乐系统的管理、垃圾回收、机舱与厕所清洁等服务之外,其实最主要的飞行业务,从机舱门的开闭与确认、逃生设备的示范与介绍、逃生设备的管理、座舱安全确认等。

此外还包括紧急状况时,担任安全保安官以及逃生导引等重要工作。现代的民用航空,有所谓的90秒逃生法则,就是不管几型大小,机舱内在满员的情况下,必须要在90秒内全数疏散。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果没有专业的组员处理,根本是达不到的目标,更何况现今的民用机,动辄搭载数百人,要能够满足这样的规范,都有赖客舱组员们所受到的专业与严格训练,才能够保护旅客们的人身安全。

过去已有许多实例,证明空服员的专业带领下,保障了旅客们顺利逃生。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发生在1993年11月4日,当时一架华航的波音747-400,搭载了22名机组员与274名旅客,准备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时,因滑过头而栽进维多利亚港。但在组员的疏散下,让机上人员在短短的90秒内全数逃生,仅有23人受伤。这次的事故无人死亡,加上空勤组员专业应变,成了各航空公司的范例教案。也由此即可证明,当紧急状况时,这些光鲜亮丽的空服员们,才是旅客的保命符。

空服员之所以能有如此的专业,靠的是扎实的职前训练,以及OJT等实习,经过考核通过之后,才能够上机服勤,而且还得定期回训。此外,他们还要学习操作机上的各种设备,并且熟记各项程序,才能够让旅客们安心。更何况,机上的空服员人数,也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基本上,目前世界各国的民用航空空勤组员最低人数,主要是比照美国联邦航空法规FAR 91.533“Flight Attendant Requirement”,并明文制定为法律。

例如台湾设有“航空器飞航作业管理规则”,规范台湾的航空器作业规定,其中“第11节客舱组员”第188条,将空服员数量的最低限度,进行相关规范。该条文第一项明文规定“航空器载客座位数为20座至50座时,应派遣1名以上之客舱组员。载 客座位数为51座至100座时,应派遣2名以上之客舱组员,于每增加50座载客座位数时,增派1名以上之客舱组员,以确保飞航安全及执行 紧急撤离功能。

也就是说,民航机上的空服员,不是说没有要用餐喝饮料,也没有要买免税品,就可以无需设置的。也因此,现在许多人所搭乘的廉价航空(低成本航空LCC),即便供餐与其他的服务都要付费,但机上仍依照法律规定,必须配置足量的空服员,就是因为成本降低,但飞安不能打折。民用航空因科技的发展,所以成为人类最安全的交通运具,目前航空事故发生率,仅有四百万分之一而已,但空服员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应付那数百万分之一,谁都不愿意遇到的状况。

而且机上偶而会发生旅客不适的状况,这时具备护理师执照的空服员,还得肩负起紧急医疗的任务,有些航空公司例如以色列航空,空服组员还受过军事训练,身兼飞航保安官的任务。此外,空服员还得协助机师进行飞航设备的确认,笔者就曾有一次,在搭乘远东航空国内线时(机型为MD-82),遇到飞机因主轮显示未定位,因此必须重飞(Go Around),不少乘客因此情绪紧张。

就在此时,空服员冷静且有条不紊,安抚机上乘客,并来到笔者的座位旁,掀起地毯观察主轮的状况,确认视窗刻度,再回报给机师,最后顺利降落。在那个重飞的当下,两名飞行员正在进行重飞的程序,如果没有空服员协助,意味着要有一名机师,必须要离开驾驶舱来进行状态确认,相信机上的旅客应该会吓出一身冷汗吧。

空服员在机上的工作,其实比你我想像的还要辛苦,从服务到飞行安全一手包办,所以他们的重要性,绝对不是表面的送餐服务而已,希望大家未来有机会搭机,能够多给予空服员鼓励,哪怕只是一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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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国营事业 此其时也!

国安局人员长期的私运香菸案,披露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循私包庇特权劣行。国营事业对于特权的高度配合特别引人侧目,不分蓝绿,国营事业长期以来被批评为执政禁脔,这次又出了大状况。此时或许正是我们检视国营事业改革的时机。

国营事业在每个国家都有,差别在公婆多不多、管不管?国民党早期信奉三民主义,主张发达国家资本。除了“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大量释出四大公营公司股票外,一向把国营事业管的很紧。从国营事业的定义,到人事异动,到预算编拟,更不用谈投资或采购的层层审查。

在野党为防制国库通党库,对国营事业也乐得多加监督,甚至于还扩大国营事业范围,凡是公股派出的董总都要到立法院报告股东会决议等等。国营事业和政治运作越来越紧密,利益交换越来越多,败坏就滋生了!

事业不比公署,后者公务员薪资有保障,业务费多编多做;事业的生产线要料要油,才能有产品有服务,经费不到位,搞不好就酿成民生大乱,国营事业的年度计画可是玩真的。为了预算人事过关,经营者不免要勤走各关节,渐渐的,为了政事和谐,干脆事业机构也用自己人,省事又互利。于是,每一朝执政者都自动学会了这一套。今之华航当然不是民进党吃相特别难看。

国营事业要不要存续?是一个大论战?也会有国情和产业别,不该用单一标准。既然有国营事业的事实,而且非经出脱股权走向民营,短期内台湾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看看可以怎么管理她,这倒可以从个案中检讨,找到“最大公约数”,再扩及个别弹性。先找公约数,对经济部的油电机构和交通部的运输服务单位都会适用,个人以为就是“提升事业效率”!

今天公婆殷勤照管下,国营事业管理制度中最没有道理的就是“预算并公务机关审查”。通常是审前一年就开始编拟,行政立法反覆审查,审定时预算年度已经开始,才得赶办采购。事隔两年许多规格异动、单价上涨,又要追改预算。如此这般年复一年,完全不能因应事业该有的效率和弹性。既然执政者已经掌握全部或多数董事任命权,(台铁在公司化前或可先成立一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否该国营事业的预算就应该依公司治理原则,自负审决责任,不再送民意机关?

当董监事要负起决策权的时后,同侪之间的监督和专业就会使循私的弊端减少;要面对有责任压力的众董监,太偷懒的董总也很难久任;董总把心力收回到公司内部经营,内则分工明确,成败考核有依据;外则减少需索,建立专业形象。

公司治理的宗旨是如此,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如此,并不表示执政者用自己人的好处都没了。其实,若是慎选慎察自己人派去公司,鼓励公司自主自立,可以启动另两项改善作为:其一,引进专业担任董监,减少随股东职务派任的公务员,才能有效督促经理部门进步;其二,经理部门进步,总经理可视为稳定经营体系的代表,不必然列入政权替换的异动名单,甚而可以在某些公司设定任期制,期许具体成长目标。

以上所述,许多国家的国营事业就是这么做的,主管官员可以举一反三,逐渐引进到国内。我们限于立国精神,国营事业定义一时不易放宽,可否在落实前述“效率”公约数外,推动部分公司的“弹性”?例如中华电信不拼股息,而以转投资作五年目标;台电勿因为亏300亿元少了创新,应该要在三年内把启用两年的智慧电表缴成绩单。这两项都该和各该公司总经理绩效/任期连结。

很多问题根源于太多太习惯于“自己人”,国营事业用人弊端也来自只信自己人。自己人之间不好明算账,责任不清,绩效难论,人事异动当事人不服气,公司也没办法稳健发展。要改革要从决策核心“董事会”开始,让自己人也要被课责,才能推广为董总分工,政务/事务人士分别承担政权替换的结果,民主政治和国营事业走上健康长久的合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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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用文革模式对付香港

自元朗黑夜之后,港人的游击队抗争模式已不限于一次一时一地,而是同时间遍地开花,分散港府镇压能量;与此相对,港府则加强警队镇压力道,试图透过更高强度的流血驱散,来瓦解港人的反抗意志。在港警的官方武力之外,近期则传出有所谓“福建帮”的外地黑道,以侧翼方式制造与市民的冲突,让港警有另一个介入镇压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这种交互运用黑、白与外来势力,破坏当地社会秩序以重新建立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统治模式,在入侵图博与内蒙古文革两个案例中,可说是其中代表。就图博而言,1951年签署《十七条和平协议》后,中国取得将图博问题内政化的正当性;为进一步破坏当地的佃农式经济与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鼓动在地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人物,扮演“积极分子”发动阶级斗争,到经济较为宽裕的人家中白吃白喝。

甚至公然勒索;若有不从,则归类为有如资产阶级的黑五类人物,公审并没收财产,最终则由共产党出面收拾残局,将图博转型为人民公社体制;此外,当政治与经济压迫激发图博人的武装反抗时,中国则自内蒙古自治区调动受过日本军事训练的近代化骑兵师团,前往图博镇压藏人。

内蒙古自治区的案例,则更近似香港当前的处境。由于文化、血缘、语言等各面向都与邻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高度相容,中国共产党自建政以来,便对于这个异族人数占主流,却又极为靠近政治中枢北京的区域抱持高度警戒。试图透过自治区重新划分,纳入更多汉人居民,达成族群人数上的逆转;接着,延续自清末以来的移民实边策略,鼓励汉人农民开垦内蒙古草原,改变原本的游牧体系,进行经济上的汉化。

自治区内的蒙古人以自治区政府的族人乌兰夫为首,抵制毛泽东的中央政府汉化政策;由于乌兰夫是中共少数民族样板人物,中央政府一时之间不敢鸣鼓攻之,而是透过自治区政府内的亲中央干部,暗中收集可批斗的资料。随着1958年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因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南辕北辙,导致嫌隙日深,连带影响到中苏的外交关系。在此情形下,中国以可能与苏联开战为假想,预防苏联借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侵北京,内蒙古自治区便成为有着高度忠诚疑虑的地区,并因此让中国政府决定在此处藉由文化大革命,由当地的汉人干部与汉人地痞流氓为先锋,一举扫除蒙古人特别是知识菁英的反抗力量。

总结图博、内蒙古的前例,并对照此刻的香港,不难看出中国处理香港、图博、内蒙古的反抗事件,有一贯的内在脉络可循。中国将这些地区均视为边疆,以“移民实边”的古老策略,将大批内地居民移入当地,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并且造成经济与文化上的同化效果。因此图博、内蒙古、香港这些地区,说普通话(北京话)的人数都以极为迅速的趋势,超越藏语、蒙古语和粤语等母语使用者。

另一方面,大批移民造成的排挤效果,不只是福利等资源的稀缺,也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及反抗。一有反抗迹象,便给予中央政府介入的口实,并且在“维稳”的过程中,实质上消灭原先承诺的自治空间。无论是《十七条和平协议》、《三五宣言》,或是《中英联合声明》,历史都已证明,只不过是中国虚以尾蛇、以拖待变的障眼法。

当香港走在图博、内蒙古的路径上时,唯一有可能让香港不至于重蹈悲剧命运的,就是做为东亚金融重镇与国际知名城市的价值了。雨伞、防毒面具,难以抵抗催泪弹和黑道警队联手,但让中国政府颜面尽失、让香港的金融价值与香港的自由绑在一起。

绝对能够造成强大的吓阻力。在美中贸易战与货币战如火如荼的此刻,香港人重获自由、光复香港的些微可能,势必要以自己的血肉与城市的价值做最后一搏,突破中国帝国强加的枷锁。一海之隔的台湾,根本没有歌舞升平、隔岸观火的闲暇;与香港市民同一阵线,是台湾能够继续守护自由民主的唯一选择。

人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张炜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时说,香港学生和市民在近一个月的抗议行动中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已经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而且逼迫香港政府(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点头)与学生平等对话,把港府从完全无视他们的声音到现在表示“转达”他们的声音,张炜认为,学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应该借此机会回到校园,冷静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但是,张炜说,这是理性的分析。从街头情绪看,运动组织者很难掌控局面,现在是考验运动组织者和香港政府双方的关键时刻。人在巴黎关注香港局势的时政评论员张伦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时说,任何民众运动,一旦走上街头,都是对主政者和运动组织者双方的考验。而香港的“占中”运动,主政者不在港府,而在北京。

张伦认为,能不能“见好就收”,关键看北京。张伦说,香港今天爆发的街头抗议,是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各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要扭转香港的局势,只有北京能做到。 北京要给香港人一点希望, 但是,北京彻底“落闸”,不给香港一点机会。

张伦说,探讨香港局势发展,人们总是与1989年的北京民运相比较,看到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根本不同。89年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提出“要民主”,“要自由”的诉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而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香港人已经享受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各种权利。现在香港人要的是保住这些既有权利,不让北京侵蚀或尽可能的少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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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即将迈入执政?

德国极右派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今年九月在德国大选一举拿下近13%选票,成功挺进国会,多国评论皆对结果表达吃惊与感到背脊发凉;右翼民粹政党不断地在欧洲地区成长茁壮,有机会正式迈向执政。

荷兰右翼民粹自由党(PVV)领导人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发文祝贺“德国另类选择党”选举成果的同时,列出欧洲主要的反移民政党在各国的支持率排名:“自由党是荷兰第2大党,民族阵线是法国第2大党,奥地利自由党(FPÖ)是奥地利第2大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德国第3大党。这释出清楚的讯息:我们不是伊斯兰国家。

”去年奥地利总统选举,以些微差距落败的右翼民粹政党奥地利自由党(FPÖ)也同声祝贺。不过,紧接而来的奥地利及义大利大选,其国内的右翼民粹政党虽获德国大选鼓舞,选情却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发展。

义大利因经常性倒阁,施政绩效饱受人民批评,加上今夏难民的大幅涌入,以及义大利右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近来一改激进路线,已瞄准总理席位,公开呼吁联合组阁,使得预计在明年春天举行的义大利大选,备受关注。观察民调长期的涨幅,在欧洲诸多的右翼民粹政党中,义大利的五星运动很有机会成为迈向正式执政的首例。

至于挟带着盟军连番成长茁壮,原本目标锁定十月中奥地利大选的奥地利自由党(FPÖ),却遭遇奥地利人民党(ÖVP)新任党魁库尔茨(Sebastian Kurz)的巨大冲击。奥地利人民党(ÖVP)是传统中间偏右的保守党,一向与中间偏左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为奥地利主流政党,轮流执政,但因为难民大量于2015年涌入奥地利,造成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翼民粹奥地利自由党(FPÖ)崛起,并在2016的总统大选挺进第二轮,最终获得超过45%的选票,成为欧洲右翼民粹崛起的警讯。

不过,库尔茨五月甫获提名,奥地利人民党ÖVP民调立即飙高近20%,与自由党FPÖ呈现黄金交叉,奥地利右翼民粹政党的声势大幅重挫,不少支持者转向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恐难一圆执政之梦。年仅三十岁的奥地利人民党党魁库尔茨,当选后将超越法国马克宏、爱尔兰瓦拉德卡,成为全球最年轻国家领导人。

库尔茨政见包括改革老年护理等社会政策,以及尽早关闭难民从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通道等,他强调欧盟是奥地利的未来,对穆斯林采取半开放模式,限制清真寺兴建,但允许Halal清真饮食与教牧关怀,亦即传道许可。

其中,库尔茨表态的“尽早关闭难民从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通道”,正是义大利右翼民粹滋长的原因之一。据义大利官方统计,今年抵义难民人数近九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20%,但受到国际援助与媒体关注度甚低。义大利不分朝野就难民问题向欧盟寻求援助,但法国、西班牙明确拒绝难民登陆其港口,奥地利同时欲在奥义边境增派部队以阻止难民进入国境,真正协助迁往其他欧盟国家的难民人数,不到抵义难民的10%。

另一方面,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大区集中在北义,伦巴底大区占全义总数13%;其次是拉齐奥大区和坎帕尼亚大区的9%;接着是皮埃蒙特大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和威尼托大区的8%。这些大区的首府米兰、都灵、威尼斯,不仅是台湾人旅游热区,此区同为义大利经济重镇,经波河流域贯通。由于义大利经济成长停滞,该区民众不满税务负担相较他区沉重、罗马政府贪腐无能,课税经统筹分配只为南义大利收拾善后。

现下不但由右翼民粹政党北方联盟(Lega Nord)领导独立运动,欲成立“波河共和国”,因为波河流域承担了大部分的难民安置,治安亦拉警报。光是米兰市在去年度就有超过百位妇女遭遇强暴与袭击,热门节目“Storie italiane”每每在刑案发生当下,就会在节目首节重点讨论治安问题,甚至有妇女认为米兰的治安已经比莫斯科更为危险,所以治安、税务与难民问题无解,正是义大利右翼民粹政党批评政府的主要论调。

不过,由于北方联盟(Lega Nord)在明年春大选的支持度,始终徘徊在15%上下,难以挑战由前总理伦齐所领导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真正令国际与民主党背脊发凉的是右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s)。该党于2013年大选时以25.5%的得票率,一跃成为义大利国会最大反对党,抱持拒绝与左右派合作的立场,主张反贪腐与公开透明,并以公共水资源、永续交通、永续发展、网路权、环保主义为“五星运动”的五个核心要素,目前在大选民调中独占鳌头。

相较于德国与奥地利,支持右翼民粹政党的群众多来自经济发展较缓慢、失业率相对较高的区域,义大利右翼民粹的支持者很大部分来自都市。以五星运动来说,不仅支持者众,去年接连在罗马及都灵市长的选举中告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都灵市长的选举中,北方联盟与五星运动的结盟胜选,已埋下义大利右翼民粹政党迈向执政的隐忧。五星运动更在九月底一场新党魁的选举后,撕毁拒绝与左右派筹组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撤回力挺同性婚姻的态度,准备迈向执政。

这个强烈反对难民、准备脱欧的政党五星运动,将由今年卅一岁的迪马约(Luigi Di Maio)出马竞选明年春的总理宝座,刚好与奥地利人民党的库尔茨在政治光谱上呈现鲜明对比。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五星运动的实际领导,仍是义大利喜剧演员及着名部落格作家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格里罗因涉嫌于1980前后驾车肇事逃逸,所以从不参加任何竞选。

尽管五星运动的罗马与都灵市长的执政状况不佳,民调却没显着下滑,且过去五星运动曾受民主党邀请组阁,去年又与同为右翼民粹政党的北方联盟结盟胜选。迪马约已在党魁当选后公开声明,脱欧公投仍将在选后由义大利人决定,五星运动将与他党联合执政,但不会为了组阁放弃总理席位,言下之意,真正迈向执政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哪?答案恐怕已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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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父子两代68年的奉献

他从英国而来,不畏语言和环境的隔阂,将西方医学传入台湾,兰大卫、兰大弼医生父子两代68年都奉献给台湾,临终前,朋友去探视兰大弼,问他:“要写信给谁吗?”  兰大弼医生写下“台湾”两个字,成为他毕生最后的字迹。他从英国来到福尔摩沙,此刻英国伦敦正举行“从英国到台湾:兰大卫父子及宣教士文史特展”(2017年9月27日至10月6日于英国伦敦律门联合归正教会(Lumen United Reformed Church)艺廊举行),纪录兰大卫医生父子两代都奉献给台湾的历史。

兰大卫医生当年甫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就远渡重洋来到台湾中部。那时,台湾的各方面环境不比现在,不仅医疗设备简陋,还要克服语言隔阂问题。当时台湾卫生条件不佳,兰大卫医生更因为疾病的肆虐,染上了疟疾。尽管处境艰难,兰大卫医师没有退缩,坚持到底!兰大卫医生在彰化建立“彰化医馆”,这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切肤之爱”的感人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当时有一位伸港贫童周金耀被送来彰化医馆。他因为跌倒破皮没有医治,只敷上草药和发油,病情愈来愈恶化,拖了21天之后,父亲背着周金耀到彰化求医。孰料看了汉医、涂了药粉病情始终没有好转,金耀的脚严重到走路举步维艰。心急如焚的父亲,不知要如何是好?好在四处求医途中遇上一位好心人,劝他说:“最好去找西门的兰医生。”父亲赶紧背着儿子到彰化医馆求医。在这里金耀得到最好的照护,除了医疗之外,兰夫人会教导周金耀念书、唱诗歌和编织毛线,来减轻他长期住院的痛苦和悲伤。然而他的伤口已经拖延太久才来求诊,不仅很难再长出新的皮肤,甚至担心并发成严重的骨髓炎。

兰大卫医生努力找寻救治方法,他翻阅医典记载植皮手术,是能够唯一治愈的方法。植皮的皮肤来源?要切取谁的皮肤呢?兰医生为此苦恼之时,兰夫人主动表示:“如果割下我的皮肤,补到金耀的患部,可以治愈他的病体吗?”这就是台湾第一例的“皮肤移植手术”!由兰大卫医生操刀,亲手割下妻子大腿的四块皮肤,移植到周金耀的腿上。遗憾的是,这起皮肤移植手术并未成功,因为异体排斥作用,几天后,移植的皮肤自动脱落。兰医生后来改采自体移植,经长时间的悉心照料,周金耀的病情终于获得痊愈。

出院之后,兰大卫医生和兰夫人继续鼓励、支持着周金耀。他们知道金耀家境不好,但希望金耀继续求学,兰大卫医生夫妇一路资助他求学,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切肤之爱”的感人故事,在这之前,兰大卫医生夫妇不曾对别人提及,他们总是默默地付出。直到周金耀长大后,成为一位牧师。他在一次分享时,主动对外说出“切肤之爱”的故事。“虽然兰医生妈的皮肤没有黏在我的身上,但它永远黏在我的心上。”尽管几十年的岁月过去,周金耀充满了感谢、激动地说。     

“南门妈祖宫,西门兰医生。”兰大卫医生在台湾行医40年间,彰化乡亲都流传这么一句话,足见大家对兰医师的敬重。当兰医师退休返回英国时,有千余名乡亲不舍地为他送行。两袖清风的兰大卫医师,回到英国后连买房子的钱都没有,后来继承了无后嗣兄弟的遗产,才购置一幢两层楼的砖房,兰医生将之命名为“Formosa”,他在门口小铁门上铸上这七个字母,七个字母就是他在台湾的一辈子了。

感人的是,爱的故事还没完结。老兰医师的儿子兰大弼医生,从小就在彰化长大,是一位“正港的台湾囝仔”,台语非常流利,他的台语比很多台湾人讲的还要好。“我是一个在彰化长大的英国台湾人。我原本就在彰化出世的,还是囝仔时代时,就时常和附近的囝仔打球。囝仔伴都是台湾人,很趣味!”兰大弼医生用流利的台湾话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台湾人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足,他看到好多穷苦的民众需要帮助,有一次他和父亲走在彰化街头,看到路边有一个人落魄得像乞丐一样,全身皮肤都烂了,长满脓包,还会流下脓液和血水,发出阵阵恶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躲都来不及了,父亲却走向他,把他带回医院照顾。

兰大弼说:“父亲的行为真的给我很大的影响。”他立下志愿:“要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当时台湾没有完善的医学教育,兰大弼回到英国接受医学教育。医学院毕业后主修脑神经内科,同时取得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博士,他接替父亲到台湾行医奉献。兰大弼医生直到退休为止,不曾再离开台湾。他不只专注医疗,更重视教育,他栽培台湾子弟学医,告诉年轻医生:“看病最重要的是‘从头到脚’”,而且“不仅要看人,更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对病患的痛苦要真心的怜悯,对病患的处境要真诚的关怀。

“高贵的仪器固然重要,但身为一位医生,一颗怜悯、温柔、谦卑、吞忍的心对待病人,更重要。”兰大弼医师这么教导年轻医生。兰大弼医师以“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洗脚精神”作为医院的核心精神。兰大弼一直都记得,也谨守着“以病苦为念”的学医初心。他长得高大挺拔,却有一颗最体贴入微的心。冬天的天气很冷,连听诊器都变得冰冷,兰大弼医师帮病人看病时,一定会先用自己的手“握暖听诊器”, 以免冰凉的听诊器,贴在病人身上,让病人感到不舒服。

那个年代,健保还没开办,各项社会福利都缺乏,兰大弼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交代医院同仁,要尽量减少病人的负担,他义正辞严地说:“不必要的负担,即使是一分一毫,也不允许。”兰大弼医生在台湾服务奉献30余年,退休时董事会给他近200万退休金,他分文不取的奉献出来。彰化乡亲永远都记得,兰医生骑着一辆铁马,穿梭在彰化大街小巷的身影,他不只在医院看诊,也到宅往诊。彰基在兰大弼医生退休后,将这辆铁马当作纪念品典藏,没想到有次兰医生回到医院看到这辆铁马,忍不住跳上去却发现它还可以骑,还可以使用,便问同仁:“还可以用,为什么不给需要它的人?

退休时,兰大弼医生带着两卡旧皮箱,回到英国,度过最后的晚年生活。他没有忘记台湾,回去时偷偷地带了台湾植物回去,种在院子里的台湾榕树,是他最喜欢向众人展示的成果,也代表了他对台湾的热爱。他的住家用华语写着“兰寓”,彷佛还住在台湾一般。在台美奖颁奖典礼上,颁奖给兰大弼医师,满头白发的他上台领奖时,用道地的台语致词:“我是一个在彰化长大的英籍台湾人。”他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段感人的话现在也贴在彰基院史馆中。

兰大弼医师也因一生在台湾的奉献获颁台湾医疗奉献奖,获总统颁赠紫色大绶景星勋章,领奖时,他这么说:“我真有福气,能在台湾作囝仔,然后做大人服务台湾人。”台湾有兰大弼医生,真的是“台湾的福气”!晚年独居的兰大弼医生记忆力愈来愈差,步伐也变得不稳。有次不慎跌倒,紧急送医才发现髋骨骨折,开刀治疗后送到老人院。

弥留之际,兰大弼医生喃喃自语,英国的医护人员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以为他胡言乱语;但是,懂台语的大儿子一听才发现,兰大弼医生讲的是台语,他反覆用台湾话说着怀念早他一步去世的妻子、说着他挂念台湾的朋友,最后一句遗言是:“要照顾艰苦人,要照顾穷人……”。

兰大卫医生父子两代,在台湾奉献了68年,他们远渡重洋而来,将现代医学带入台湾,更把“爱”撒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爱台湾”,什么是“爱台湾”呢?兰大卫、兰大弼医生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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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失智与动物辅助治疗

人身为人,会有抽象的思考,因为知道会死亡,所以害怕也不愿面对死亡是自然的现象。人为的医疗,尝试各种可能,目的就是克服与战胜疾病,但往往忽略了死亡的自然现象。失智不论是一种病或是自然退化现象,它都让患者与照顾者感到不安。因为它出现的症状,无法让人掌控。记忆的破碎凌乱与认知的障碍,让患者自己失去控制,也让旁人无法理解。因为人的害怕,就投入大量医疗去想要治疗,希望可以疗愈,避免死亡。

今年八十五岁的一位美国社会教育家斐尔(Naomi Feil)与她现今93岁失智六年的老伴一起生活,并发展出validation称之为“确认”的沟通方式,来照护失智者的模式。这种照护模式就是一种“确认”沟通的对待态度。也就是不和失智者争辩,不分析他们的话语,完全接受他,用同理心,充沛的能量与爱对待他们,用非语言的“感觉”,而非用逻辑与理性与他们相处,这样的对待照护的模式非常重要。

斐尔认为,失智就是退化过程,并不是一种病。阿兹海默医生当年解剖五十一岁患失智患者女性的脑,发现有斑块,就认定失智是病。但在八、九十岁人的脑中,也多有这样的斑块,但不一定有失智。她认为年老的过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社会应该接受年老的人,就是容易会忘记,会无法理性思考,不再有一般人的认知,这些都是老化的现象。失智如果有这些不同于常人的感受或异于他原来性格的诡异的说法,那也是他的心境意念,无须争辩。

个人在临床上照护失智者超过六年,非常认同斐尔的看法。斐尔认为,人类脑中的神经元高达上亿个。但在老化过程中,神经元呈现减少的状态。她比喻,就像人的皱纹会越来越多,而脑的神经元却成反比,神经元会在老化中越来越少。这个过程,让我想到,人类的发展其实不是数字的堆叠与加成的个体,人类的发展就像个圆,人类的认知老化过程到后来就如同圆一样回到原点。

当人发展到巅峰时,体力与智力会成比,但老化时,神经元减少,体力衰败,都让人的发展渐渐回到人类出生的原始状态,认知的退化、体力不足,力不从心。失智现象,可以解释为人类发展回到原来出生之初的婴幼儿的状态,认知退化,用直觉的感觉与外界沟通。人可以接受婴幼儿的成长,也应该用自然的发展来看待,人的退化不仅是体力,神经元的减少退化造成的认知障碍,也是退化的一部分。

人的沟通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语词Digital的方式,另一种是用仿效构句Analoge的方式来沟通。语词方式的沟通,讲求语词内容,没有感情,经常可以说谎。仿效构句型的沟通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如母亲对婴孩的沟通。动物接受人的沟通的方式,只有仿效构句Analoge的沟通方式。和动物相处,也让人被要求使用自然而感性的沟通话语。

失智者可以被动物治疗,原理很简单。因为动物是原始而自然的生命状态,它们不会理性思考。婴儿在还没有社会化学习语言以前,是动物的本质。他们也是用感觉沟通的。动物和婴儿或幼儿的沟通品质经常大于成人与婴幼儿的沟通品质,因为他们都是用动物性的直觉在沟通。

以这个基础论点来看动物与失智者的沟通更是如此。失智退化的认知,如同回到婴幼儿的阶段。他们的世界也不再有理性与逻辑。他们凭直觉、凭感觉生活在当下,无法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定向感。他感觉现在是白天就是白天,无法要他认清是半夜。他感觉是星期三就是星期三,无法改变认知。因此他们的行为会让人感到错乱,但他其实就是生活在动物性的感觉中。

动物的陪伴的沟通,是一种感官的沟通,用动物性感官的嗅闻、触摸建立彼此的信任。狗与人的互动更是浑然天成。狗在人的群体环境中成长,它们的天性也是群体生活。狗企盼与群体在一起的需求与人一样。它们给予人的全然信任与接受,都让正在承受错乱认知的人感到安定、温暖与被接受的尊重,同时也激发他们施予爱与得到回馈的情感需求。

动物性的沟通也是感觉的沟通,一般人因为习惯于语词性Digital的沟通与社会化互动的结果,很难达到单凭感觉的沟通。猫或狗的相伴,没有语词的争辩
,而是感官被触觉舔吻的心灵沟通,再加上狗狗喜爱被抚摸的索求,都符合失智者被完全接受与施予爱的回馈需求。

这也是狗可以成为失智者陪伴是人所不能替代的原因。其他动物如猫的陪伴互动,它们无言的沟通与温暖,还有失智者给予动物食物的行为,都会让失智者感受的到正面的互动,也增加他们的现实感。人看到游泳的鱼或虾有疗愈的效果,是因为它带给人安定与安全感。另外,人即使只是看到一只鹿躺在草原上,也会感到放松,让人血压下降、脉搏下降。喜欢猫狗的人看到猫狗躺卧一处,也会感到安定舒服。

这是因为动物会呼唤人在狩猎时代的原始记忆。舒适地躺卧与悠游,代表一种不被追逐奔波的安全感。不过研究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期接受并喜爱动物,与动物的互动有良好的经验,那他成年后接受动物的帮助与辅助治疗也相对地较有可能。失智者回到幼儿婴儿期的认知,如果他生命经验中是厌恶动物或恐惧动物,动物辅助治疗就不适用于他,治疗者仍然要尊重失智者过去的他的生命经验,才不会让他害帕加剧,造成恐慌。

很多人认为动物需要受训才能有治疗的可能,这其实不正确。有效的治疗需要的是治疗计画,也就是要有架构并有计画,并能定期评估来进行。所以当要做动物辅助治疗时,治疗者必须先评估个案过去与动物接触的经验与各方面的需求。如果是受过训练的动物,会较为温驯与配合度高,但不代表它们的治疗效果较比较好。

一般只要是温驯亲人的同伴动物,都可以是考虑作为辅助治疗的动物。狗医生受过严格训练与卫生评估,适合在机构做访视。但因为这样而拒绝个案家中的同伴动物来访视个案,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个案与家中同伴动物的感情本来就好,互动也多,彼此是有感情的,在相处的品质来说,家中动物会比陌生受训过的狗医生更有影响力,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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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正义在波兰

波兰自2015年由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PiS)取得国会过半席次后,便积极推动去除共产主义遗绪的工作。继2016年5月正式生效的“去共产主义法”,今年6月波兰国会更进一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明订地方当局与国家记忆研究院(IPN)共同商议,在法律生效后的一年内,清除境内跟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雕像与纪念碑;11月24日并表决通过决议,谴责共产主义意识型态,并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受害者致敬。

在中、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波兰的变革相当独特。以华勒沙(Lech Wałęsa)为首的“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自1980年成立后,就成为反抗波共(PZPR)政权的中心。1981年间,波兰经济恶化,团结工联中的激进派要求举行公民投票,表决对政府的信任案,结果招来政府的严厉反弹。12月13日波共领袖贾鲁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开始取缔团结工联,颁布“军管法”,实施戒严,华勒沙亦被捕。1983年7月虽解除戒严法,但波共对社会的控制依旧紧缩。

1988年,波兰的经济状况更形恶劣,国际间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意愿,使既有问题加剧。团结工联也再次展开罢工行动,终迫使政府于1989年与团结工联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正式承认团结工联的合法地位,并向全国宣示将于近期内举行自由选举,开启了波兰迈向民主化的先机。

6月的选举结果,团结工联大获全胜。波共对此束手无策,苏联方面则主张双方应协商合作,而不予以镇压。随后团结工联与贾鲁塞斯基商获协议,由工联组成内阁,总统仍由贾鲁塞斯基担任,但须辞去波共总书记与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同年12月,波兰国会废除共党领导地位的宪法第三条,并以宪法修正案把国名从“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回“波兰共和国”。同时强力推动一系列改革,终结社会主义经济,完成政治民主化。1990年12月华勒沙更当选为首任民选总统。

至于波共,则决定追随匈共的步伐,于1990年1月改组为“社会民主党”(SdRP),之后立即投入选举。1993年国会大选中,由前共党人士(包括SdRP在内)组成的“民主左派联盟”(SLD)拿下多数,与盟友波兰人民党(PSL)联合执政。SdRP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并在1995年击败华勒沙,夺回总统宝座。(参见洪茂雄,《波兰史:谱写悲壮乐章的民族》、李迈先着,洪茂雄增订,《东欧诸国史》)。

总之,波兰从威权走向民主,是由共党与反对势力进行协商谈判所达成,较罗马尼亚的流血革命来得平和顺利,但这种协商式的民主转型,却也让前共党菁英得以继续活跃于政坛,并透过民主选举,重掌执政权。特别是当时的谈判内容尽管并未公开,但一般相信,前波共头子获得保证不被清算。凡此都造成日后转型正义的实践被认为有些拖泥带水。

以中、东欧国家大多采取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为例,波兰推行的时间,较邻近的捷克来得晚。捷克于1991年便通过除垢法,波兰则到1997年才颁布类似的法案。大体而言,右派政党较积极推动除垢法,左派政党则显得消极,主张宽容以待,尤其是前共党若能在民主化后进入国会,甚至取得政权,自然会反对或拖延除垢的工作。波兰也不例外。是到1995年继承波共的SLD籍总理奥莱克西(Józef Oleksy)因被控为KGB线民而下台,最终才促成国会制定这项法案。

只不过,在SLD执政下提出的除垢法,可以说相当温和。条文中规定,担任政府特定职位及候选人,须向政府提交声明书,清楚交代从前是否为共党政权的“协力者”。不同于捷克以去共党化为主要目标,它并不惩罚替独裁政权服务的人,而只是处分说谎和隐匿过去的人。

直到2006年由卡臣斯基(Kaczyński)挛生兄弟领导的PiS获得国会和总统大选胜利后,才推出了新版的除垢法案,扩大人事清查范围至中阶公务员,甚至媒体人、校长、律师等非政府部门也涵盖在内,并委托IPN将秘密档案中有关秘密警察工作人员、线民、受害者名单整理成册,并予以公开。惟修正案部分条文随后也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

(参见施正锋,〈中、东欧的转型正义〉,《转型正义与族群课题的他山之石》、詹凌瑀,《转型正义的实践-以波兰与台湾为例》、吴乃德,〈民主时代的威权遗产〉,《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台湾转型正义阶段报告》)。

而在对加害者的究责方面,大概就属贾鲁塞斯基的受审最为人所知。从1995年一直到2012年,贾鲁塞斯基多次被送上法庭的审判席。被控于1970年武力镇压格但斯克工人罢工并造成伤亡及1981年下令实行戒严的他,期间固然因身体状况不佳,调查与审讯反反覆覆、时松时紧,但这恐怕也与当政的是左派或右派政党不无关联。而这位配戴深色眼镜的政治强人也于2014年以九旬高龄病逝。

尽管从2005年SLD失去执政权以来,都是由团结工联蜕变而来的PiS和公民纲领党(PO)轮流执政,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PiS上台后,更力推转型正义法案,彻底清算过去,也获致一定成果,但PiS政府日益威权化的倾向,却也为波兰未来的民主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更让人不免担忧,进入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是否尚未落实转型正义,就先步上威权复辟的险途。究竟这个揭开东欧“非共化”序幕的国度会怎么走,关注的世人们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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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多面向的防灾意识

花莲强震的冲击,让人们开始意识到,“万一”来临时,我们有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是否能迅速做好准备。事实上,没有所谓的“万全”准备,但试着多意识到防灾观念,绝对百利而无一弊,比如说在这波讨论议题中,“紧急避难包”、“防灾包”就成为了热门关键字。311东日本震灾后防灾意识逐渐提高的日本,又是如何应对呢?

若摊开日本人的“紧急避难包”,会看见什么?以在311地震隔年获得优良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 2012)的“地震对策30品项避难包”为例,内容包括了手动发电机(可充手机、可当手电筒等多用途)、5年保存水、5年保存口粮、食品加热袋、加热道具、简易厕所、铝箔披风、酒精除菌喷雾、多功能工具(包含小刀、开瓶器、螺丝起子等)、空气枕头、眼罩、耳塞、拖鞋、装水袋、不用水洗发剂、笛子、坐垫、手套、蜡烛、火柴、布胶带、雨衣、暖暖包、三角巾、干电池、口罩、急救小包(棉花棒、纱布、OK绷)、湿纸巾、紧急联络本、防灾建议丛书等30种道具,重约5公斤,售价为日币19,800円。

避难包当然不只这款,不同业者制作的避难包,金额、容量大小、内容物都不尽相同,而每个人的个人需求都不同,因此有专家建议,民众可以自制属于自己的避难包,且重量尽量维持在10至15公斤(越轻便越好),亦可将避难包分成两种层级——第一次避难用避难包与第二次避难用避难包。

第一次避难用避难包是假定刻不容缓之际,包包是抓了就要逃,所以里面只能放入最救命的道具,包括(手机)充电器、手电筒、雨具、急救用品、个人药品、眼镜、零钱以及最小限度的食物饮品,包包大小也是能轻便就轻便;第二次避难用避难包则是假定情况稍微稳定下来,能够返家或必须长期进入避难所生活时的必须用品,除了上述的用品之外,再增加御寒/更换衣物、梳洗用具、更多份量的水与紧急口粮等。

总体而言,避难包内容物大致上可分成三种种类,包括“让自己在困境中脱身的工具”、“短期内得以保命、让生活能维持一定水准的工具”与“证件与贵重物品”,在台湾人的意识里,第一项最容易受到忽略,灾害发生时若不幸受困,手边有没有破坏性的工具,将成为救命的关键;而第三项的证件与贵重物品有诸多不同讨论,毕竟避难包里的东西能少一件是一件,危急时刻究竟哪些用品才是最重要的,值得再三斟酌。

避难包“本身”也是一门学问,材质必须尽量轻便、防水,市售的避难包有些还会使用防火材质,都是事先预想到任何状况发生时,避难包得坚固牢靠,才不会不小心损坏了,就让一切的努力变成白搭。此外,避难包也可以选择颜色较醒目(较容易找到)、材质易反光(夜间时安全)的款式。

没有人能预料灾难何时、何地发生,比如2017年2月时,日本山阴地区受到豪雪侵袭,在鸟取县内就有超过600台以上的汽车受困在道路上无法动弹,最长时间甚至高达30小时。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有业者推出了车载式的防灾箱(BOUSAL BLOCK for CAR,售价日币7,344円,),内含了12品项,有七年保存水、七年保存饼干、携带型厕所(大小便适用,防臭、会让水分变成果冻状固定)、手持厕所(小便适用,形状细长可单手手持使用,最多可以将700ml的尿液凝结成果冻状)。

3WAY披风(长度及膝、前后贴有30公分的反光带,夜间也能很醒目,至于3WAY则是指:可防寒、可当雨衣、上厕所时可掩盖住自己)、手电筒、手套、口罩、高音笛子、暖暖包、水溶性卫生纸、留言板与笔等,而这只笔也非一般的笔,它能够在玻璃、车板上写字,写在内附的留言板上时,就算泼了水也不会花掉,但是用干布擦拭后,就能轻松消除,都是各种巧思的凝聚。换个场景、地点,防灾措施也必须确实到位。

跳脱避难包、防灾箱,家庭中其实有许多日常用品,都能在危急时刻派上用场。比如说指甲剪,因为让指甲保持短短的状态,能降低受伤机会,同时又可当成简单袖珍的小剪刀;保鲜膜能当作受伤止血的应急措施,捆绑在身体上可以御寒,也能包裹在手机或贵重物品上当防水措施,甚至是包在餐盘器具上,就既不用浪费水冲洗也可以保持卫生;还有报纸除了防寒、当火种之外,稍微折一折再套上塑胶袋,便能当成简单的餐具或装盛物来使用。日常生活中多吸收这类的小撇步,亦为一种防灾教育。

所谓的“防灾教育”,不光只是在学校里一声令下让学生躲进桌下的标准动作,在心境上也必须有各种准备。建筑顾问公司国土防灾技术株式会社于2016年时开发了一款纸上游戏——“避难行动训练EVAG(Evacuation Activity Game的简称)”,这款游戏的背景是一座架空的小镇,小镇突然遭逢灾害(游戏分为豪雨灾害篇、海啸篇与地震篇),参加者得就自己被分配到的“属性”,来作出适当的判断。

比如说拿到的属性卡可能会是:“性别为女性、年龄30代、家庭构成为夫妇两人,住房位于公寓一楼,和邻居间的关系仅停留在打招呼阶段,目前怀孕4个月,现在的状态是可能有流产风险所以从三天前开始在家中静养,丈夫要18时才会回家”等,这类细致到近乎现实的设定。参加者透过角色扮演,去设身处地为一个架空的人物制定避难计画,不仅能够预想求生本领要如何发挥,遇上难题要如何解套,同时亦能激发出同理心。

当然,这类游戏并不普及,但开发者的心意与精神,无论如何都想介绍给读者们知道,遇见突如其来的灾害,无关年龄、性别、身份,任何人都会慌乱手脚,但只要多一丝笃定(无论实质装备或心理建设),准备就有意义。沙盘推演不是杞人忧天,防灾教育也不需要严肃而沉痛,重点激发思考与判断,就算事件真的发生时,100种准备只有1项起了作用,那仅仅“1”的成功,也有可能是至大的救命关键。我们现在就该动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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