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特娄到东京

在巴西嘉年华的闭幕式中,里约将奥运的火炬传递给2020年的主办城市,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装扮成玛利欧现身,为现场带来高潮。玛利欧风行世界,是迄今日本最成功的电玩主角,短小精干、跑跳敏捷,遇到难关,勇往直前,使命必达,安倍以此象征再创日本第一的企图十分明显。

伴随卡通动画,充满浓浓的战后日本文化,成功唤起世人对2020东京奥运的想像与期待。届时东京将与伦敦并列,成为战后唯二举办过两次奥运的城市。日本参与奥运的历史相当悠久,始于1912,到30年代已成为亚洲唯一的运动大国,表现优异,战前已累积44面奖牌,包括15面金牌。

“脱亚入欧”不只是口号,而是全面与西方竞争,包括文化体育。1936年的柏林奥运,台湾音乐家江文也的管弦乐“福尔摩沙舞曲”(后称“台湾舞曲”) 在大会演奏,代表殖民地为日本队赢得一面特别奖的奖牌。可惜日本扩张主义也同时抬头,入侵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但为亚洲国家带来苦难,也重创自已,首都东京与各大工业城几被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

吉田主义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然而却能在短短不到20年内复苏重建,1964 年第一次举办东京奥运,世界为之惊艳。战后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所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开始开花结果,史称“吉田主义”。吉田主义融合了重商主义与和平宪法的精神,全力发展经济,不武装日本,国防仰赖美国协防,外交上更是低调不出头。

东奥开幕前夕,新干线子弹列车落成通车,向世人展现日本的工业实力。日本的生产线撤下零式战机,将改以家电、汽车等民生工业征服世界。东奥后吉田主义继续主导日本主流政治,把日本经济推到80年代的颠峰。

然而后冷战时代日本经济发展开始遇到瓶颈,面对无数新的挑战,有量大价低,来自中国世界工厂的产品、南韩3C产品与汽车工业的急起直追、欧盟整合成功、南美洲与东南亚国家活泼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成为日本的竞争者,让日本进入所谓的“失落20年”。

加上中国崛起后,中日的历史纠葛与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加剧,北韩的骚扰、恐怖主义的扩散,要求日本在国防外交更独立自主的声音分贝渐大,吉田主义已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不但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待突破,战后跟在美国后面的侏儒外交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

安倍时代的来临安倍顺势而起,在2006年第一次组阁,一年后又闪电辞去首相。阁员的金钱丑闻固然是下台的直接原因,但参与阿富汗战争,挑战中国与南韩的历史记忆,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国防部战后首度成为中央一级单位。这些作为再再打破舒适的吉田主义,以高风险的安倍主义取代,恐怕才是引发对安倍第一次组阁疑虑的潜在原因。然而神奇的是,五年后安倍奇迹式的再度组阁,成为继吉田茂之后唯一能够回任的首相。

卷土重来的安倍更高调地倡议修改和平宪法,主张集体自卫权,强力捍卫钓鱼台,推动以日本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强调日美身分对等,一方面加强日美结盟,分担国际责任,成为亚洲秩序与价值的维持者等等。

每一个动作都如走钢索,然而不同于第一次组阁,第二次的安倍内阁却创造了战后最稳定的内阁。再从2014年底的胜选与今年7月的参院改选结果来看,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大获全胜,甚至跨过修宪门槛,意味着在经济复苏不如预期的低气压下,安倍主义在民间的支持度仍然更加扩大。

其实安倍主义不是安倍独创,早在2000年世纪交替前后,各元素已陆续出现。90年代资深众议员小泽一郎便提出“普通国家”,或所谓“正常国家”,要挣脱战后美国以和平宪法替日本设定的格局。在安倍第一次执政前后许多短命内阁的首相其实比安倍还激进,安倍只是集大成,出现在社会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主张的时代。尽管如此,环绕在安倍主义核心的政策仍有不少敏感争议,唯独争取举办2020奥运是个例外,很少被放到放大镜下检查,几乎是全民共识,无人反对。

安倍第二次组阁后立刻积极争取奥运,2013年还不辞千里迢迢前往阿根廷,亲自游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的IOC (国际奥委会)。当IOC宣布东京取得2020夏季奥运主办权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环绕筹画东京奥运所带动的民间投资,显然让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得分不少。

安倍内阁尚须面对2018的大选,能否执政到2020仍是未知数,然而不论何人接替,吉田主义终将被战后出生的政治人物淡忘,一个国防外交更积极的安倍主义将成为主流。而在重回亚洲的功课中,如何面对台湾地位的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

对于台湾,美国一直扮演着保护国的角色,但在冷战结构下往往将台湾当成马前卒,后冷战又无视台湾政治已在地化的现实,帮中国扮演典狱长看守台湾,防止台湾走出虚妄的一中架构。面对台湾高涨的独立意识视而不见,甚至出手干涉,视台湾为麻烦制造者,无意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案,得过且过。

重回亚洲的日本与美国维持亚太稳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显然必须比美国更积极地保证区域和平,不能用鸵鸟心态处理自家门口可能随时走火的火药库。如果日本能成功摆脱战后美国在亚太设定的格局,也许能为台湾创造出路的是日本,而能帮日本一扫战后外交侏儒形象的是台湾。

当然,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有利于台湾的现状改变必须由台湾发动。独派保持建国论述的高度是必须的,但现实的做法不必陈义过高,以台湾之名重返国际舞台不必立刻上纲到寻求台湾法理独立、入联这种高难度的政治对撞。最好的政治宣言往往出现在屏除政治的动作里。

百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非政治精神是有其理想性的,秉持这个精神,奥运就必须纠正“中华台北”这个高度政治压迫的标签,让台湾队在2020东京奥运就叫台湾队,再自然再合理不过,不是政治。就像当年加拿大坚持不准使用“中华民国”,就是不准蒋家政权将政治带入体育场,任由他做代表全中国的政治宣传。

我们必须立刻主动向IOC 声请正名为台湾。台湾固然在中国的压力下尚不是一个法理独立的国家,但IOC的会员不一定以国家为单位,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也不是IOC要处理的,这些政治议题都可先跳开。关键是IOC要不要坚持奥运宪章的精神,让每个运动员有尊严地参与竞赛,而自我认同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让台湾合理地称呼自己,这才是台湾争取在运动场上正名的立足点。

中国当然会全力反对,以IOC过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法,IOC也当然会先拒绝再说。台湾必须据理力争,说服世界使用“中华台北”的荒谬性,有违IOC宪章与奥运精神。其实这不是冲撞世界秩序的挑衅之举,IOC类似的决议过去已不断出现,如1960罗马奥运,又如1976蒙特娄奥运。IOC一再要求台湾与中国区分,在不必更动国旗国歌的原则下,以台湾名义参加。

蒙特娄奥运为了台湾的名称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的,最后IOC同样也在中国的抗议下做出相同的决议,得到美苏的支持,反而是台湾当局不接受而退出奥运。今昔不同的是,自认中国唯一代表且恐惧台湾意识的蒋家政权早已倒台,民主化的台湾当然不会和中国抢代表权,也不会反对使用台湾,用自己的名子代表自己,再正当不过。

然而政治无孔不入,意识形态与苟且的心态无处不在。不可否认,实际的挑战远比说道理复杂,除非地主国日本愿意支持台湾,否则终将只是一个无人注意的独角戏。然而日本愿意抵抗中国可能全面抵制东京奥运的威胁吗?日本可以不顾美国的指点、 IOC的制裁吗?我们确实没有一厢情愿的理由,但不妨看看1976年加拿大总理皮耶杜鲁多所面临的压力。皮耶杜鲁多即为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的父亲。

杜鲁多的政治主张认为加拿大必须走出冷战格局,在美苏之间有“第三种选择”,不再当美国的“童子军”,这和安倍主义要走出不正常国家困境,不再当“外交侏儒”的企图类似。杜鲁多不顾美国的围堵政策,早在1970年便与中国建交。承办奥运后多次要求IOC处理台湾代表权的问题,但IOC均无具体作为。

直到1976年蒙特娄奥运开幕在即,杜鲁多终于高分贝喊出国王没有穿衣服,台湾的政权不能代表中国,“自由中国”只是美国右翼政客的政治宣传。杜鲁多要求台湾代表队保证不以中国队自居,否则命令外交部拒绝发给台湾代表队入境签证,已进入加境者,如果持ROC标志出现在开幕式,将加以逮捕驱逐。

如此大动作震惊全世界。由于奥运本身一向就具有高曝光度,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媒体天天以头条报告此事的发展,比当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还被关注。美国正值大选年,福特总统与挑战者卡特同声谴责,美国奥委会扬言退出比赛,IOC更以取消整个奥运威胁,不准蒙特娄运动会挂奥运招牌。

苏联则强调这种事不会在四年后的莫斯科奥运发生。连加拿大自己的舆论也大肆批评,国会要求杜鲁多前往国会解释,面对唇枪舌战。除了欲置台湾于死地的中国幸灾乐祸外,全世界都反对杜鲁多,杜鲁多自反不缩,而他唯一的武器只有一个:事实─台湾不代表中国。最后他赢了。

蒙特娄之后,流亡的中国从奥运场上消失了,当年赌上数百名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机会,力挺国民政府的美国不到三年就转头与中国建交。40年后最大的不同是,当年戒严的台湾已从中国流亡的法统转型为在地的民主国家了,今天台湾的主张与当年杜鲁多的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台湾就是台湾。

但如果台湾主张这个已经迟到40年的事实,日本有决心为这事实背书吗?全世界会以如1976年对付杜鲁多的力度反对吗?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日本的国力远高于加拿大许多,至于日本能否主张它的价值?安倍主义能否带领日本,在中美两强之间走出正常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安倍主义只是另一件国王的新衣?我们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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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症、重症说不清

近日由于医改团体、立法委员就如何因应“医师纳入劳基法”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提出经由落实“分级双向转诊”(也就是根据病情实际的需要,让医院院所发挥分工合作的功能)及其他措施,来舒缓医师过劳的情形(注1)。

事实上,“分级医疗”近年频繁地在各种医疗制度相关的争议中被提出,除了“医师纳入劳基法”,社区医院经营困境(注2)、急诊壅塞(注3) 等议题,都将分级医疗视为解决问题的解药良方。但台湾该如何实施“分级医疗”才会成功?门诊的“双向转诊”是否是“水到渠成”之事,或许我们可以从民众有无“轻症滥用急诊”一事的争议一窥端倪。

近年来,每当“急诊壅塞”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民众滥用急诊”往往是首先被归咎的原因。但何谓“滥用”?中央与地方卫生机关多以“急诊检伤分类的结果”来划分(第一级最紧急,第五级最没有生命威胁)。

有趣的是,不同单位、不同时期的定义歧异甚大。例如某县市卫生局根据检伤分类“三至五级”是“没有立即生命危险”的缘故,提出“有八成急诊被滥用”的说法(注4);卫生福利部则分别有“将检伤四、五级视为轻症”得出“约1成五是轻症”(注5)、以及将检伤“部分第三级、全部四、五级视为轻症”(注6) 两种版本。

不但官方对“轻症”的定义莫衷一是,当健保署研议针对急诊检伤四、五级之患者调高部分负担金额时,急诊医学会以“检伤分类无法百分之百正确反应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恐恶化医病关系”为由,反对此一政策。

但急诊检伤分类是否能作为区分急诊“严重度”(即轻、重症,也就是急诊的紧急程度)之依据?急诊医学会暧昧的说法、所谓“无法百分之百正确反应”,究竟是可以反应多少,是接近90% 或接近0%? 我们若参考急诊医学会在其内部教育训练资料中的说法(注7):“检伤的目的之一:‘评估病患目前情况呈现的严重性’⋯⋯(略)”。

知台湾现行检伤分类是能区辨急诊病患严重度(危急程度)的。另一个客观证据,是台湾版检伤分类乃参考加拿大急诊检伤分类系统(Canadian Triage and Acuity Scale, CTAS)修订而来,其网站明确指出:“CTAS能让急诊医护根据病患呈现病情症状的类别和‘严重度’进行病患检伤分类”(Triage patients according the type and severity of their presenting signs and symptoms),而且数篇加拿大本土的学术研究,就是以CTAS的第五级、或合并第四级和第五级作为判断“非必要急诊利用”的标准(注8)。

关于急诊壅塞的争议,非但医界、主管机关对于何谓“急诊轻症”并无共识与统一见解,且部分急诊医师也认为轻症患者不是造成急诊壅塞的主因(注9),但特定医改团体已经迫不及待主张要“处罚滥用急诊资源的民众”(注10)。如果医界、主管机关仅是急诊轻、重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未来门诊分级转诊涵盖疾病范围广泛,如何客观的建议各级医疗机构“什么情况应该转诊”?民众又如何分辨自己“被转诊”或“不被转诊”是适当的?

如果急诊医学会因担心对检伤第四、第五级患者加收部分负担会造成纠纷,而不愿具体说明急诊检伤分类与“急诊轻、重症”的关系、或另行提出判别“轻症滥用急诊”的客观标准,未来在欠缺门诊转诊的客观参考标准下,会不会也有造成医病关系紧张、衍生医疗纠纷的疑虑?

根据国外实施分级医疗转诊的经验,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有制订门诊转诊的“指引”(guideline)或“准则”(guidance),有些是由国家机构公布,有些是由被转诊的后送医疗机构提出,用以提供医疗专业人员、民众共同参考或遵循。

但即使是实行家庭医师(general practitioners, GP)与转诊制度有长久历史、各种转诊参考准则完备的英国,不同地区之间家庭医师转介特定专科别医师的转诊率,仍可出现10倍以上的差异。且英国研究机构指出,因为部分转诊个案的必要性有争议、未能即时转诊、转诊时医师之间相互提供资讯不足、或病患未能参与转诊的决策等种种问题,英国的家庭医师转诊制度应进行改善以提升照护品质(注11)。

对比国外的经验,目前国内各医疗相关团体对“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倡议,仍未提出具体的配套措施,仅止于“分级转诊、各自表述”的阶段。倘若政府、医、病各界未能共同研议具体可行的制度(注12),贸然推动下是否能克竟全功?或将重蹈30年前功亏一篑(注13)的结果?相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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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水柱击中而死的示威者

转眼间,时间过了快一年。去年11月,首尔都心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青年、劳工、农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回导向资方的劳动改革、改善青年失业率、停止强行推动国编历史教科书,同时挽救米价、保障农民生活权益。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那天爆发并蔓延开来,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继2008年,李明博前总统刚上任不久爆发的美牛示威烛光集会后,最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去年11月这场集会,出现一些过激抗议场景,包括有示威者拿梯子与石头攻击警车,造成警员与记者受伤;但当局的镇压也同样被不少人批评过度激烈─最明显之例就是以多发强力水柱试图驱散民众。

一名来自全罗南道宝城郡的69岁农民白南基,遭水柱正中头部而昏迷,不少媒体现场拍摄到白老先生被击中与倒下的过程,传遍到海外,震惊世人。白老先生被送往首尔大学医院急救后,仍无法回复意识;医院也宣判白老先生的身体已无机会回复正常机能。在昏迷316天后,白老先生因并发急性肾衰竭而去世。这是相隔10年后,再度有示威者因警方过度镇压而丧命。

遭水柱陷入昏迷后,白南基的家属向当时的南韩警察厅长姜信明在内的7位负责人,以杀人未遂嫌疑,向检方告发,要求警方道歉与国赔。今年起,南韩国会针对白南基事件展开数次听证会。姜信明在会上表示,自己也是看电视才知道有这件事。他说道:“因为有人在示威途中受伤或死亡,就无条件得道歉,这并不合适。

执政的新世界党仍不愿承认去年集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白老先生死讯传出的4小时过后,新世界党发表哀悼声明,却不忘指出:“因为示威过激而变质为非法集会,才造成如此令人遗憾的事,我们不该重蹈覆辙。

至今为止,政府单位,从上到下,无人为这位被水柱击中而死的示威者追究责任、展开积极调查,甚至连一句道歉也没有;但10年前,作为在野党的大国党(新世界党的前身),面对同样的事件,姿态却截然不同。

在进步派卢武铉总统执政的2005年底,两位上京参与反对国会批准米价协商集会的农民,在示威过程中,遭警方撞击头部与棍棒殴打而死亡,引发各界挞伐。当年,大国党由发言人李贞铉对事件表明立场道:“警察若在镇压过程中出现问题,总统就应该道歉。政府方面要正式厘清死因,过程中若有人要负责,不论地位高下,都该承担。”时任党魁的朴槿惠,还为两位死者献上吊祭花圈。

卢武铉总统随后宣告撤换警察厅长,并亲自举行记者会,在直播中向全国民众道歉,同时承诺国家将予以赔偿。当时卢武铉总统公开说道:“虽然会出现‘主导暴力示威者,也是造成事件的原因,只向警方问责并不公平’的批判,但公权力是特殊的权力,公权力越过正道被行使,或被滥用的情况下,会对国民造成严重且致命的伤害。

在任何情况下,都该冷静沉着地行使,而不能不受控制。因此,公权力的责任和一般国民的责任不同,应予以严谨管理。”如今,朴槿惠成为总统,而李贞铉成为在野党党魁,两人碰上相同的事件,都一致保持缄默。

而白老先生死讯一出,首尔大学医院周围立刻被布满层层警力,气氛一度陷入紧绷。警方向法院申请白南基的验尸令,引发反弹。“白南基对策委员会”透过脸书紧急号召民众前往医院守候,必要时阻挡警方强取遗体,警民在医院对峙了一夜之久。

家属与对策委员会认为,白老先生在被移送至医院后,包括检验、治疗与身体状况追踪纪录,都保留完全,院方也确认他是因遭水柱击中造成脑出血与头盖骨折,送往重病室后,又因院内感染与外伤施药造成并发症而导致器官衰竭,这些都能透过断层扫瞄照片与院内文件获确认。

而白老先生死亡,警方就要求要验尸,家属无法信任检验程序,认为这是公权力对死者的二度侵犯,质疑这是警方要刻意掩灭证物,与回避责任。法院隔天宣布驳回警方申请,只允许提交就诊纪录等相关资料,但警方之后又二度提出验尸要求,目前大家正等待二度判决结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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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健检

台湾属地震频繁区,安全的房屋结构绝对是屹立不倒的最主要关键。然而房屋结构安不安全,非一般民众能够看得出来,大多时候我们都轻忽了裂痕的存在,或是根本难以藉由肉眼看出房屋结构的安全性问题。

还记得,17年前的921大地震,台北市唯一倒塌的东星大楼,酿成87条人命丧生、75个家庭流离失所。协助东星大楼进行结构勘验的结构技师指出,造成东星大楼倒塌的最主要原因是偷工减料,水泥与钢筋不足。

2006年12月26日,恒春百年大地震,几千间房屋为何仅一间家具行倒塌,造成两人死亡的悲剧?2016年2月6日高雄美浓地震,也再度引发大众对于建物安全的关注。许多建物倒塌的悲剧,除了天灾外,事先没有征兆吗?其实可以早一步防患于未然,预防悲剧发生吧!

根据统计,台湾人一生中平均购买1.7次房子,因不动产的昂贵性,购屋决策对许多民众而言可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财务决定,加上台湾处于地震带,更应谨慎留心购屋的屋况。内政部统计,于2016年第二季,全台房屋税籍住宅类数量为844万4948宅,屋龄逾30年者超过384万户、占比高达45.49%。

且全台住宅平均屋龄28.91年;其中,以桃园市23.92年及新竹市24.23年最年轻,首善之都台北市的平均屋龄高达32.29年,30年以上老屋更占64.06%,是六都中屋龄最老的城市。事实上,内政部早已规定,房屋的卖方必须出示不动产现况说明书,但牵涉到结构安全的项目,必须由买方自费检测,许多人为了省钱,根本不去做结构检测。

民众购屋时多半仅关注生活环境与室内格局,可说只看表面看不到骨子里,虽然要附不动产现况说明书,但其中检测海砂屋和辐射,却要买方另外付费,最基本的钢筋检测项目,连找都找不到,许多民众甚至连可以自费做检测都不知道,足见政府宣传不足,造成民众的轻忽。

反观在美国买卖房屋时,多数州政府均要求卖方须提供这种所谓的屋况揭露表,内容容深入到,管线的配置跟材质,还有下水道系统都有记载;加拿大BC省也在2014年规定,除非管委会达2/3同意免除外,所有的公寓大楼,每两到三年须出具一份折旧报告书,针对大楼的结构强度、防漏水处理进行检测,若有不足就必须要重新补强、防漏和重新粉刷,并且预估未来30年内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是否要提存折旧金以做准备,让居住安全及买卖交易更有保障。

为美国北部有雪灾、东岸或西岸有飓风的风灾、南部有龙卷风灾;加拿大也有龙卷风灾,所以房屋健检有其必要性;同处地震带的日本也有建物的强制修缮费制度,并强制规定建物屋龄满20年应重新修缮、拉皮,保障居住安全与城市景观;反观台湾多的是地震、台风与老屋的台湾,健检与修缮的必要性也非常高。

值得深思的是,若仅规定30年以上的房屋交易须强行健检,那未有买卖交易的老屋,无疑仍暴露于风险当中,且这笔费用若由政府补助或负担,难免有失公平;若由屋主负担,相关费用有可能转嫁由买方负担。

因此,较公平合理的方向,是参考加拿大的做法,规定建物所有权人须定期进行特定项目检测、针对有问题的项目限期改善,且须提存相关的维护修缮预备金,使这笔费用直接成为房屋持有成本,成为房屋持有成本之一,由于购屋时已知这项成本负担,因此会将这笔费用纳入购屋决策中做为考量。

这笔费用也可以考虑做为未来不动产交易时,房地合一实价课税的费用折抵项目,如此一来,虽然地方税收会减少,但至少政府无须扩编财政预算、也能降低公帑被用在特定对象的疑虑、减少影响房市交易价量的冲击,也能提升民众对于房屋修缮的重视,政府亦应加快防灾行都市更新的相关规范、加强民众进行都市更新的意愿。

此外,中华民国居住安全健康协会也有提供世界首见的房屋裂缝远端诊断服务,民众见到家中的裂痕,只要用相机拍下,email至居安协会。居安协会将由认证的结构技师提供专业诊断,快速的告诉民众建物是否面临倒塌的风险值及建议的处理方法。而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也有街屋耐震评估,民众可以利用网页自我检测,点选跟自己最相近的住宅模式。

像是连栋街屋公寓式跟透天厝,再把住宅的基本资料还有梁柱、墙面的数量和面积填好,电脑就能马上知道,计算出家里的结构是否够耐震。很多人都以为,房屋越老越不安全,但若最初的设计施工没问题,加上适当维护,屋龄高的房屋并不一定就有问题。

不过,台北市结构技师公会理事长娄光铭也表示,若立法强制实施,要做到什么等级的健检?目前营建署推动老屋健检的收费6000及8000元,坦白说是偏低,因现在只是作到耐震初评,其实真正完整的建物健检,要看涉及公共安全的类别而定,可分耐震评估、机电、消防、建物维修四大类,营建署现行老屋健检是只作第一类耐震初评而已,将来还不清楚内政部要推动的是哪一个层次的健检。

娄光铭表示,如果要进一步做耐震完整的详评,就必须多处“钻心”取样,而且需做钢筋探测,依照目前公有建筑物的计费标准,小型建物要15万元起跳;大型一点建物7、80万元跑不掉。此外,外墙部分也是建筑公安重要项目,近年就常发生外墙磁砖掉落伤人事件,如果只是目视、抽测,行情约三万元,但若完整全面检测,则另需搭鹰架逐一检测,就要100万元。

这样庞大的费用,对于屋主而言无疑是一大负担,甚至对于持有不动产却没有固定收入的弱势人口而言,将带来极大的财务难题。因此,相关配套措施,如检验经费负担、检验规模、检验人员数量、认证等各种执行配套,皆须纳入考量。例如从“新成屋”便规定须出具建物结构与折旧评估报告书,自建物落成时便开始把关,并推动强制建筑保险;如此,建筑健检较能透过自由经济市场执行、降低政府财政负担,并兼顾弱势家庭的照护,也能有效提升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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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大学母校还在吗?

如果没有意外,2026年至少将有50所大学消失在台湾的大学名册上,教育部预估那年大一新生入学人数约在17.5万至18万人之间,跟今年(2016年)相比,大学新生人数少了将近8万人。此时,不禁要问:“10年后,你的大学母校还在吗?

众所皆知,过去20年高教扩张和少子化,是促成未来10年台湾的大学退场两大关键因素。若按照“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办学绩效好的大学理应没有影响,然而早期台湾的大学发展,实质上并非完全依循市场机制来经营,而是由国家统一制定教育政策,并且挹注经费办学,“学杂费”和“政府补助”是大学经费的两大来源,两者总和超过五成,私立技职科大占比甚至高于八成。

长期以来,公立学校整体而言能得到政府较多的经费补助,公立大学收取的学杂费,平均仅有私校的一半,基于学费成本考量,学生多半倾向优先选填公立学校。过去大学招生名额僧多粥少时,大学不需要为学生生员烦恼,即便私立学费较高,但是好的私校仍有充足的学生来源和学杂费收入,来支撑办学品质。

大学退场不该反淘汰少子化之后,整体学生人数下降,即使高中生愿意以较高学费,选填绩效好的私大,仍保持一定比例,但可预期的是私校的学费,相对于公校显得没有竞争力,10年后,是否会因学生总量不足,而造成“反淘汰”,届时退场的大学都是私校,而“幸存的”都是公立学校,进而造成国家教育预算的负担,以及降低大学办学的竞争力和多样性?将是未来10年,台湾高等教育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学杂费高低不是学生选择大学的唯一考量,以美国的大学为例,许多顶尖大学诸如长春藤联盟校(Ivy League)当中的哈佛、耶鲁、康乃尔,还有其他包括史丹佛、华顿商学院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但仍吸引全球顶尖学子申请。为了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这些收费高的大学,同时提供高额奖学金给社经地位较低的学子申请,其中像是史丹佛大学,提供将近八成的学生奖学金,但是其学校经费来源仅有18%来自学杂费收入,政府补助金额也不及两成,绝大多数经费来自产学合作、捐款及其他各项收入。

反观台湾,受限于法规和社会风气,私校募款和产学合作的收入来源,远远不及公立大学。像是企业指定捐款给私立大学,仅能扣抵10%~50%税额,可是捐款给公立大学却能100%抵税,对企业而言,捐款给公私立学校的条件落差极大,同样捐赠兴学,多数情况当然率先选择公立大学。

大学办学在于教育学生面对大学退场的议题,教育部已在2015年推出“高等教育创新方案”,其中提出包括“高阶人才跃升”、“退场学校辅导”、“学校典范重塑”及“大学合作合并”等四大策略,其中着眼于减少对大学经营的冲击。

可是却忽略了,高等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国家培育人才,如同今年5月台大校长杨泮池在接受高等教育评鉴中心《评鉴》双月刊专访时指出,“把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当成高教生死攸关的‘大限’,是从学校角度看问题,这是倒果为因,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学生,而不是为了办学校。”他同时也点出,这波冲击是危机,也是转机。各界可以静下心来思考,面对全球化产业转型的浪潮,大学该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学生必须在大学学会哪些事?才能面对未来世界竞争的挑战。

想像10年后的台湾从1994年教育改革启动以来,台湾总共增加29所大学院校,同时超过70所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20年前为了呼应社会各界对于大学入学机会的需求,因而广设大学,而今少子化驱使之下,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化教育,发展成普及化教育,其中更要思考的是“适性发展”,必须让不同特质取向的学生,选择适合的大学就读;此时,大学也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特色和角色定位,究竟要往研究型或教学型方向发展,以强化“市场化竞争力”。

国家则要思考每年新台币860亿左右的高等教育经费,该如何分配,到底该齐头式平等,让各公私立大学雨露均霑,得到同样的经费?还是要追求国际竞争力,以培养世界级的顶尖大学,而将经费挹注给重点学校?这波大学转型趋势,将左右台湾未来10年、20年后的面貌。

前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正式公布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名单,共有46所高校入选,其中包括新设本科学校(21所)、更名大学(16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6所)和同层次更名(3所)。有业内人士分析说,随着新建和更名高校的不断涌现,如何为大学起个“信雅达”的名称和简称,也考验着高校的文化品位。

  此次更名的16所高校,大多为“学院”升格为“大学”,如郑州轻工业学院更名为郑州轻工业大学、成都学院更名为成都大学、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上海电力大学。其实,我国高校热衷由“学院”更名为“大学”的风潮由来已久。《2008至2013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显示,这五年里全国共有257所高校更名,占全国具有高考招生资格高校总数的10.35%。这些学校的更名往往规律明显。

一是更名大学较多的省份,大多为高考大省。二是大部分教育学院已改制为师范学院,并逐步转型为本科教育;中医学院更名为中医药大学,医学院变成医科大学,财经学院改为财经大学,科技学院更名为科技大学。三是以地市命名的高校上升为以省级或区域命名。另据2011年至2016年间的统计,全国至少有70多所学院“升格”,这其中就包括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更名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更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高校往往十分看重有无大学的“名分”,更名会有着许多现实的“红利”,一所高校从学院更名大学,办学质量还没怎么变,但当年的招生录取分数就可能提高几十分。然而,恰是一窝蜂的更名,也时不时地在高校间引发龃龉。

例如,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四川大学随即致函教育部表示反对,因为川大下属的华西医学中心俗称“川医”,与泸州医学院改名后的简称相同。更搞笑的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更名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时,曾引来远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的质疑:“谁允许你在我们学校的名字前面直接加一个地址?”

此外,一个朗朗上口的大学校名简称,会成为高校的活名片,但争议也往往由此而生。例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大连大学简称连大,而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则分别简称复旦、清华。有些大学的简称是约定俗成的,如:华南理工大学简称华南理工、华东理工大学简称华理。

而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究竟谁可以拥有“海大”的简称,似乎目前尚未有定论。至于此次新设立的中原科技学院,网友戏称其为“中科院”,则基本上属于恶搞了。还有,新更名的上海电力大学,其简称也会颇受关注,因为“电大”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另外,中美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似乎不太喜欢被简称为“上纽大”,因为国外大学的英译中名称一般不作简称,有谁听说过牛津大学简称“牛大”、剑桥大学简称“剑大”?再比如,多伦多大学不简称“多大”,悉尼大学不叫“悉大”。

熊丙奇认为,高校办学不应该在名字上大做文章,而应该注重内涵发展,但这需要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价模式,消除对高等学校的等级化、身份化管理,对高校办学进行专业评价,形成各类型、各层次高校都能办出一流水平的办学环境,另外,社会在评价高校时也不能只看其名,而要分析其办学质量和特色,这样学校才能安于定位,不乱改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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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诚实地令人伤心

其实刘政鸿真的是位关心县政,认真做事的县长。只是,他关心的县政,是县府的高举债问题。中央财政部关切,要苗栗降低举债,刘在6月27日议会质询中倒是说的很对:“讲句不好听的,他一直要求我们改善,他自己中央搞成什么样子?

好。举债高是事实,要解决也是事实,怎么解决?县长和议员一来一往的对答里,全是在讲“卖地偿还”。债务400亿,明年6-8月卖一笔可得150亿,这样还剩250亿。住宅区跟商业区先不卖,等翻涨再卖。像大埔就是。刘在议会质询说:“我手上竹南大埔这块,我们地政处给我算出来,大概有20几亿给可以进来。但是我要等着,等那些案子让他上来以后,我才要卖。不然我现在稍微苦一点,撑一下,还是可以的。

作为一位财务规划师,刘或许算称职。但是县长:父母官,是说要照顾你们的人民。不是说,把人家家当你家耶。人家一辈子工作储蓄的财产,不是说,来,爸爸缺钱,土地给我拿去卖还债耶。这段质询明白说明一件事:什么都市发展计画,都市是假的,土地是真的。发展是假的,卖地赚钱是真的。

根本来说,应该全面检讨举债都拿来干什么了。那些公共利益、交通安全什么有的没的拿来诈取人民资源的原则,先拿来检视政府的支出。办那些烧钱的大型活动,哪一个没有妨碍交通,哪一次符合公共利益?

县府举债过高已是挽不回的大错,现在想弥补很好。但,绝不是铸下更加罪恶之过。无论如何,假公共利益之名,抢夺私有财产,是错。以公权力维护此不法之举,是恶。土地是家,于人民而言,每次房产交易是一场对回忆的告别,每次乔迁是生活的重启更新。为有权者说话的法律,能判死,但读不懂生与活。地政处能估算卖地收入,可是失去,就是失去了,无法计算也永远无法真正赔偿。官员,你看的到抗争人民的愤怒,你听的到怒吼底下受伤的心在哭泣吗?

地方政府的无知与作歹,中央政府的姑息与对人民力量的轻蔑,官场现形,诚实地令人伤心。明年年底就要选举了,一个民主政府连民意都不理会的时候,说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承认吧,我们确实是被统治的一群人,我们的命运,可以随时完全由别人来决定。而那个「别人」,正是选举时,哈腰向我们拜托,展现他争取机会为我们「服务」的诚意;当官时,坐在办公室,派警察出来「处理」我们,展现他的权力的,不甘地说,正是我们亲手一再再选出来的官官官官。

曾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7个月的约翰·博尔顿在6月23日出版了《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一书,揭露了特朗普诸多对外政策的秘辛,成为近期全球热议的话题。中国晚清有一本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叙述了当时官僚胥吏的习性与官场黑暗腐败的特色;上述《白宫回忆录》可谓当代一本《白宫之“假大空”现形记》,彰显“笔比剑更锋利”的名言!

所谓“假大空”,是“假话、大话、空话”的缩略语。博尔顿根据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大爆“狂人总统”特朗普吹嘘、浮夸及无用的言行,被喻为在美国政坛引爆了一颗震撼弹,对特朗普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寻求连任的选情造成一定的冲击。

据知,美国司法部曾以书中内容涉及国安机密为由,告上联邦法庭,企图阻止该书出版;不过,美国联邦法官在6月20日裁定博尔顿的新书可以发行。本邦的社交媒体近日都已流传该书的电子文档,我也收到几位朋友和一些群组的转发,文长579页,一时实难消化。

特朗普执政3年半,言语上经常讨好中国主席习近平,曾请求习氏助其连任,但另一边厢迫使中国签下对美国有利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中国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历届美国总统从未像特朗普那样对台湾给予强力的支持,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新疆集中营作出强烈的反应等。

书中提到,习近平曾“板着脸”回应,若中国在与美贸易谈判中再受屈辱,国内爱国情绪将高涨,暗示中国人民会反美。特朗普欠缺世界的基本常识,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例如他不知道英国拥有核武器;误会芬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分不清阿富汗现任及前任总统;不知疲倦地攻击盟国领导人,甚至有意退出北约;还曾表示入侵委内瑞拉会是“挺酷的”。

特朗普把朝鲜劳动党政治宣传办公室官员所写的信件当作美朝深刻友谊的证据,自信金正恩会喜爱他;博尔顿认为金正恩“会笑掉大牙”。向特朗普做情报简报是浪费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他讲话,而不是他听简报人讲话;更糟的是,他讲的多是与手上的事务完全不相关的课题。

特朗普一向热衷于向外国求援助其大选。例如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曾请求俄罗斯帮助搜寻他竞争对手的邮件;去年,他又要求乌克兰总统“帮个小忙”,调查未来可能成为他竞争对手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特朗普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人希望宪法规定的两届总统任期限制为他而废除,让他可以执政超过两届。

气得特朗普直跳脚有人指博尔顿通过出书报复他在去年9月被特朗普解职之仇,乃“复仇者”所为,因此,书中内容不可尽信;不过,基于特朗普讲话口无遮拦和反复无常的性格、作者曾在白宫担任极高级别的官员、并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决策,以及比其他人更接近特朗普的原因,该书的可信度蛮高。该书的出版商已宣称:“这是唐纳德·特朗普不想让你们读的一本书。

当然,特朗普对此反应激烈,不在话下。他在6月8日便连发推文炮轰博尔顿,痛斥后者是“生病的小狗”、“疯子”、“整天就知道打仗”……,并表示自己“很高兴炒了他鱿鱼”。另一方面,博尔顿也不乏争议性,属于白宫里激进的鹰派人物,参与引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如《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他因与特朗普在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政策立场发生分歧而被后者开除,但他表示自己辞职以挽回颜面。

无论如何,博尔顿出书吐槽特朗普为无知、任性、我行我素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对错,就由广大的美国民众判断与决定。其实,我国也有一位至今还活跃于政坛的前领导人,其“假、大、空”的言行与特朗普堪称不分伯仲,同样罄竹难书,容后再谈。试问:政治领导人的千秋功过,最终谁人评说?答案应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最具资格的政治评论员,很严苛,却也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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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你为什么不生气

一座大都会要求舒适,一定得往寻求人与天地之和协的环境做起。都会的建设必需朝着回归大自然的生态为准则,于是绿地、公园、造林、流水、宁静与清新的空气便是必要的条件。哪个城市拥有越多以上条件,生活其中的市民就越有居住幸福感(是不是市民幸福感不应当与高楼商场的数量成正比?

“新北市”的前身台北县在升格之后取得了更大笔的预算用来“做建设”。我想问,什么叫做“建设”?盖更多拥有大量空屋的高楼及俯拾皆是的商场?还是让市民平均拥有更多的绿地及大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的老家位在“新北市板桥区”的旧巷道内,近年来居住品质每趋下滑。原本应当属于行人的骑楼,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骑楼的功能过,板桥多数老旧巷道的骑楼事实上一直是“机车停放楼”、“私家轿车占停楼”、“私家杂物堆置楼”。行人呢?马路上自求生存,与车争道去!难道“进步的台湾”没有一条以公共利益为优先的规则,惩处这些不顾他人的作法?(还是我们都在“有样学样”!)

说到板桥这几年的“建设”(多么富含正面意义的字眼啊!?),我们不会忘记2010年的石雕公园“砍树盖警局事件”。是为了什么,我们人“民”自“主”选出代表我们的官员会相信 : 为了大众的幸福,我们必需砍掉百姓乘凉呼吸用的老树,换给领百姓纳税钱的警察们,一个在其中坐软椅吹冷气盖红章的办公楼?结果石雕公园的警局还是盖了,老树还是不见了。无独有偶,官员们“吃树”的胃口还没被满足。今年四月才爆发的江翠国中抱老树护树行动,再次证明我们投票选出的是不具环境保护使命的官员。怎么能不生气!

看看同样是老树,在日本的待遇有多么地不同。牌子上明确注明是他们的“文化财”,是“保护树木”,甚有编号记录。反观我们的官员,对老树之珍贵无感,只知追求看得到的、乱用钱堆出来他们所谓的“政绩”(瓷砖办公大楼乎?大理石商场乎?水泥停车场乎?)我觉得不齿。

听说不久将来,存在老家巷口,一栋已十多年的三十多层巨兽高楼旁,将被规划“建设”成“转运站”,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恐非常。此事若属实,这个转运站魔兽将更加“带动”附近“商家”的“进驻”,成为板桥地区“新商圈”(多么富含正面意义的字眼们啊!)读者的阅读若是够敏感,就可以明白我刻意加注引号的目的:这些行销上惯用的商业名词,乍听似乎充满正面的意义; 但是在我眼里却个个是令人生厌的负面词,因为它们是生活品质败劣的同义词。

于是我产生了对“具有美感的官员”的渴望。有美感,是有了温饱之后的台湾人,应该要追求的最高级奢侈品。我想像的“建设台湾”、不是盖高耸入云的遮日大楼、不是盖贴满没品位大理石及磁砖、却八成是空屋的冒牌仿欧式豪宅(何况百姓们普遍买不起!)更不是盖丑陋铁柱水泥钢筋停车场给官员们,让他们停放权利斗争瓜分获胜后,赢来代表其身份地位的黑头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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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的国家赢球

为英国赢得七十七年来首座温布顿网球男单冠军的穆雷,赛后被记者询问这项胜利对他有何意义时说:“这项胜利是为我自己,但我也了解,其他人多么希望看见温布顿产生一个英国冠军,所以我希望你们享受它。”

同时间,为台湾赢得首座温布顿冠军(女双)的谢淑薇,在赛后后被日本记者询问,这项胜利对自己的国家有何意义时,还来不及回答,就被一旁的搭档、中国的彭帅抢着说:“我不能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谢淑薇当场未能反驳,反而于事后说:“民主就是要互相尊重,她尊重彭帅的言论自由,希望网球纯净,不受政治影响。”

大错特错。人家询问谢淑薇,结果彭帅悍然抢答,根本就不尊重自己的夥伴;中国没有民主,彭帅完全不懂台湾人有权利认定自己是一个国家。运动从来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彭帅的无礼言论就是明证,中国运动员都受过这方面训练,台湾女孩相对吃亏了。

穆雷是苏格兰人,事实上穆雷更为苏格兰赢得自1896年以来,第一座温网男单冠军。苏格兰将于明年九月举行独立公投,如果过关,穆雷将不再代表英国。穆雷去年夺得奥运冠军时说,他是苏格兰人也是英国人。苏格兰至今是英国的一部分,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谢淑薇至少应该回答记者说:“我为我的国家赢得第一个温布顿冠军,希望台湾人享受它。”

谢淑薇(1986年1月4日-),出生于中华民国新竹市,于高雄市成长,现居台北市[1][2],台湾女子职业网球选手,台湾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得主、三座大满贯女子双打冠军得主、WTA双打排名第32位球后。

在5岁时开始网球生涯,11岁时参加14岁级东亚巡回赛在单打与双打获得双料冠军。1998年获选为国手,2001年转入职业比赛。200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第4轮、2012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单打进入第3轮,皆创下台湾女子选手在该两项大满贯赛单打最佳成绩。

2012年获得生涯首座WTA单打冠军(同年度共获得两座WTA单打冠军),是自1996年王思婷后台湾第一位选手。2013年于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与大陆选手彭帅搭配夺下女子双打冠军,为台湾第一座大满贯赛事奖杯得主;同年与彭帅搭挡,取得WTA年终总决赛女子双打冠军,这是亚洲选手首次在WTA年终赛获得冠军。

2014年5月12日,谢淑薇正式登上女子双打排名第一,为台湾第1位世界女子双打第一的选手[5],而她单打最高排名第23名也是台湾选手最高纪录。2014年6月8日,谢淑薇和彭帅以盘数直落二,赢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冠军,为台湾选手第二座大满贯赛事冠军[6],为首位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双冠军的台湾选手。

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于第二轮击败当时世界排名第三并曾夺得两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第3种子穆古鲁扎,创下生涯击败最高位种子的个人纪录,第三轮再击败曾高居世界第二的第26种子-波兰名将拉德万斯卡,生涯首次在同赛次连过2个种子选手,并追平个人大满贯单打于2008年的最佳纪录;女子双打部分,与中国彭帅重新搭档,成功晋级澳网四强,皆创下两人在澳网女双的新高纪录,并凭此成为台湾第一位取得四大满贯(澳法温美)终身会员身份的选手。

谢淑薇炮轰网协,称网协根本没有提供她千万补助,说“该不会偷偷烧了一千万冥币给我,又跟2012伦敦奥运一样,有四百万暗杠起来没通知选手团队吧?[41]”谢淑薇在脸书粉丝页公布个人银行账户,质疑体育署与网球协会近年补助金额不实,网协发表声明回应,谢自2006年起所领取补助训练金额(不包括2006年之前补助),已实领约801万台币。谢从2006年起核定补助金额达1225万,提出单据核结金额为801万,已汇入其账户。

里约奥运培训专案的200万,谢弃赛后未提出单据核销。网协秘书长刘中兴表示,这仅就他任内整理列表,并不包括2006年之前相关补助。谢脸书所谓“5千万或1千万补助”等说法,分为国光奖助奖金、国营企业赞助及培训经费这3部分,其中国光奖金直接给当事人;国营企业赞助体育署仅负责牵线介绍;至于培训经费,确认网协经手“优秀选手补助计划”已拨发至谢的账户,相关单据凭证也查核。

谢淑薇质疑中华民国网球协会未发足补助款,并称网协有黑社会势力,在网协发声明自清后,2017年2月11日谢又再度发文,炮火改对准体育署,强调自己并未拿到5000万补助。2016年体育署便已列出所谓补助,2005年起培训计划补助约1109万,国光奖章奖金1560万,此外有1900万和2年中华航空机票则是政府牵线赞助。网协则在前天就回应只经手运动赛会培训计划补助,靠单据核销,谢淑薇历年提出单据总额约801万,欢迎谢淑薇或其家人、团队来对账。谢淑薇未针对体育署、网协说明回应,但公布自己曾确切经手3家赞助商赞助金额。

这3家赞助商都是公营企业或公股事业体,谢淑薇公布数字和体育署说法约有1200万落差。体育署公布牵线赞助包括台湾烟酒公司旗下台湾啤酒赞助500万,谢淑薇表示确实收到,但税后不到400万,并称会再查清楚金额;体育署公布中华航空赞助2014年全年机票、2015年40张机票,谢淑薇表示华航是谢父出面拜托体育署给的赞助,从2013年华航便有赞助,由于家人也可以搭,谢父要谢淑薇拿下赞助帮弟弟。谢还称:“这个赞助对我本人作用不大。教练团都用外国人,加上信用卡已累积两家航空公司各有几十万里程,随时买经济舱升等很方便。

谢淑薇在脸书上公开指控网协“要告死她”,谢说:“收到网协寄来的‘你说我们坏话,损坏我们的形象,我们要告死你’的信函。”“我若被抓去关了…薇迷要来看我喔”“我这么爱乱说话,网协应该写信到国际网总要求禁赛我”。网球协会随后在网站公布日前寄给谢淑薇的信函澄清,单纯只想告知谢淑薇,并未要告死任何一位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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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布顿女双夺冠的背后

运动相关争议,除了竞赛本身,经常不脱国族主义和利益,有趣的是,也经常没有标准答案。谢淑薇和中国彭帅搭档获得温布顿网球赛女双冠军,短短一两天内衍伸出的事件,很微妙的涉及体坛各种问题,值得运动迷和非运动迷好好思考。谢淑薇在全英格兰俱乐部球场高举的温布金杯所映照出的,是什么样的景象?

我们即将提到的,包括彭帅在赛后访问中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谢淑薇缺乏赞助,以及中国企业计划重金网罗谢淑薇赴中征战的转籍问题。包括谢淑薇自己在内,加上不少球迷和媒体,总是天真的将“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挂在嘴上;这有可能只是纯粹的想望,也很可能是明知不可能的刻意固执。

无论如何,如果连南韩球员在足球场上都还“冻未条”的要拿出“独岛是我们的”海报,那么,自80年代美苏两大集团互相抵制奥运,乃至琼斯杯因为台菲渔业争议而停邀菲律宾,加上彭帅非得插上那么一句话,也就不难想像了。

事实上,当彭帅说运动和政治是两码事,还非得主动针对台湾不是国家表态,她已经打了自己的脸。有时我经常想,中国运动员是否都被植入一种自动反应的防毒晶片,台湾的政治地位这个议题,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刻都会自动诱发反应一样;否则,彭帅可能也要对提问的日媒补上一句:“钓鱼台是我们的”。

毫无疑问,体育归体育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很可惜的是,它至少是可预见未来无法达成的理想。正因为如此,运动员、球迷和媒体都必须对它有所准备。如果彭帅自小就认识谢淑薇,两人搭档又已有一段时间,她的发言很明显的不够尊重伙伴,是值得谴责的。谢淑薇的反应,是很典型台湾人“以和为贵”的反应,是值得深思的。

至于那些责怪媒体“刻意抓住政治问题大作”的人,我不知作何感想。谢淑薇缺乏赞助问题,你不觉得很眼熟吗?当谢淑薇这个名字换成卢彦勋、曾雅妮、庄智渊,或是红叶少棒,是否唤醒你沈睡的记忆?

赞助问题存在台湾体坛已久,争论不休,同时对应着许多深层议题。最深层的,就是“运动”这个东西在台湾政府与台湾人的生活、文化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阶。即使体育课被挪来上英文的年代似已远去,现代人也更加重视运动,这个深层因素其实从未变动。当运动从来都不被重视,运动员的地位低落,运动不属于career option的一环时,预算经费不足、没有赞助,就一点都不奇怪

台湾企业对运动兴趣缺缺,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 其实企业很喜欢“办活动”、“作公益”,但它们的选择很可能是健康医疗,或是时尚娱乐,能够以最小精力获得最大宣传效果和企业形象才是重点,放烟火才是重点,就效果而言,运动很难在这个场域脱颖而出。

第二, 有不少企业也曾投入运动赞助,但投入之后才发现,这不但是个大钱坑,而且体坛黑幕重重,中饱私囊者有之,独厚某人者有之,经费乱执行者更所在多有,长此以往,企业对大额和长期赞助视之畏途。

第三, 待运动员一朝成名天下知才开始疯狂抢人,是运动赞助的普遍现象,举世皆然,不是只有台湾独有。没有人想种十年才会长大的树,但大家都想在树荫下乘凉。然而,这也是运动员的动力来源,唯有功成名就,才有金银满堂。

相对于大企业,其实有不少中小企业倒是很热情的赞助地方运动经费,精神反而更值得感佩,很有趣的是,它们的赞助原因通常都是最实在的──老板喜欢运动。

职业球员是否需要国家介入的赞助,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在美国是非议题,因为职业运动员除非代表国家出赛,否则不会从国家拿到钱,国家也不会帮他找赞助。但台湾运动发展规模有限,国家或运动主政单位的角色,相形之下更加重要。

但无论怎么说,要让立法院长王金平每天晚上像妈妈桑一样摆酒摊,请大老板吃饭募两亿,终究不是办法。政府或许没有义务赞助优秀的职业选手(业余是另一回事),但它可以透过各种措施,诸如减税,来诱使更多大型企业投入运动赞助的行列。

中国挖角台湾运动员,也是旧新闻了。还记得撞球的吴珈庆吗?还记得赌球案之后转战中国各地的前职棒球员吗?还记得曾雅妮吗?更别提曾经开放中国球员入台,如今台湾球员也大举西进中国淘金,搞到SBL星光暗淡的篮球了。每个人对中国崛起与两岸经贸交流更加紧密之后的“磁吸现象”都不陌生,只是很少人会想到,运动这个领域也已经是,或终将是磁吸效应的一部份。

平心而论,运动员逐利是天经地义,而运动场上的全球化,步调原本就比经贸走得更快,面对中国的金钱攻势,台湾几乎没有什么抵挡的理由,遑论抵挡的实力。很妙的是,台湾绝大多数运动员之所以选择中国,而非日本、美国或欧洲作为出走或淘金对象,理由竟和马政府宣传ECFA或服务贸易协定的理由殊无二致──同文共源,相同的语言文化,进入成本较低。

如果谢淑薇明天宣布接受中国青海酒厂一年一千万人民币的邀请,转籍中国,也不会令人讶异。要强迫在台湾连一千万新台币都赚不到的她,去拒绝一千万人民币的邀请,未免太强人所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曾雅妮。

但这将是极为值得忧虑的一环。正如同台湾内政与经济不振造成的外移现象,只要台湾体坛内部状况一天没有改善,就会有更多人选择离开,而你不会有任何好理由劝说他们留下。从政院组织再造,体委会不升反降,如今成为教育部体育署的操作来看,台湾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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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生气

我的气愤非常,不是一两天的事。核四议题,我不懂是为了什么,一个真正为民着想的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续盖?一样位在地震带上,日本的福岛国难(其实说它是地球难都不为过)带来的省思还不够震撼我们“贤能爱民的政府”吗?

有人以“法国是世界上核电厂最多的国家”为由来拥核,但是法国也同时是个拥有尖端核能科技及精密严控文化的国家,然后更大的重点来了:法国没有地震!台湾呢?台湾只有无所谓酿成灭国性灾难的官员,因为他们大多拥有随时离开这片土地,拍拍屁股逃到国外去的条件 !

另有不可思议之事:一位来台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欧洲友人,即使每年缴税给中华民国政府、中文说得吓吓叫、台北街道比我还要熟悉,至今却仍然无法取得在台长期居留,仍然得每隔三个月便出境一次换取继续在台停留的权利。我自己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靠工作就换得每次一年份的居留权;目前在越南工作,越南政府也给我发了一次三年的居留。

然而是为了什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要去刁难一位对宝岛有情感的欧洲人士?台湾真的进步吗?在国际上已经处境艰钜的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一个真心期待在我们土地上生活的外国友人?他的停留,对台湾有什么不利?

更不可思议之事加一:我们拒绝循规的国际友人,却大开门户,让越南人用钱砸台湾官员的脑袋,任意地跳过申签面试的正常程序,肥仲介以买卖台湾签证入台。当我在河内与台商太太们聚餐,听闻这样的故事时,感到十分震愤。

回到台湾生活品质问题上,我深信,咱祖辈、父辈的台湾,在不久的从前仍然是福尔摩沙、仍是宝岛、仍是净土。但我们不能错以为台湾现在的“进步”,就代表着不可避免的烦与杂。看看邻国大城东京市,看看它的生活品质,非但没有噪音、废气等种种不愉快,它带给我的印象还甚且是一个令人舒适的绿意大城。东京市内的几座大型肺叶(近似小型森林的绿地公园),着实让我好生忌妒,并在回想故乡台湾时唏嘘不已。

我住过的“先进国家”法国,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及落实早已不用多说,住起来肯定舒适。我现在居住的“落后国家”越南,却也因为尚未过度开发而尚存净土。许多人认为越南“落后”; 但是,“落后”的“未开发”,代表的是(还)没有商场巨兽、小巷中(还)没有进出二十四小时超商的机车在深夜疾驰、家门前(还)不是挡住自然光让人永无白日的大理石高楼,拥有的(还)是清晨陪伴我们醒来的鸟唱及入夜后的蛙鸣。或许在建设意义上(盖商场?)仍然“落后”,但是我仍宁愿选择这种依旧清新的生活品质。 但我不是在吹捧越南:越南这个国家,有它比台湾还更难解的可悲……。

故乡台湾,仍然处在一片尴尬的境界:先进乎?落后乎?说到底,台湾最后的王牌,就是前辈们以牺牲自我换来的自由民主。这个自由民主,不是子孙们消耗不尽的财产,不知珍惜,台湾也可能“富(民主自由)不过三代”。看看咱们司法是如何地无法使人信服(例子多不胜举,但第一个想到江国庆案;第二个想到许水德的名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我们的人权是如何地倒退。死刑的执行从好几年下来的零执行,到最近的一口气行刑好几案。

(今天我们已知死刑的执行不对犯罪率的下降有所帮助:“死刑从未被证实比其他任何刑罚可以更有效吓阻犯罪。”见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连结。)更别提曾贵为一国总统的陈水扁,被司法欺凌至今日的模样。法国哪一任前总统没有令人质疑的贪污案?席哈克有也、萨科奇有也。司法欺凌呢?没有!是什么样的气度,要无所不用其极地秋后算账?我不挺贪,我挺司法公正、人权尊重。

又,华光拆迁案:市井小民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与官商权贵斗争?正义在哪?爱民的政府又在哪?(违建的定义又是怎的?市井小民为了遮风挡雨而盖的屋舍是违建,而他地来的“国民”政府为了安置其军眷而占地兴建的就是合法?)又,劳委会对关厂工人控告一事,令人瞠目结舌!

最后,要说说关于国家遗产。越南美景下龙湾被列为世界遗产、法国各大中小城市俯拾即几世纪的城市建筑、日本京都上百年的寺宇街道屋舍。台湾遗产呢?没有吗?怎么会没有呢?不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历史吗?原来是历史被改写了、屋舍被拆除改建了、城市记忆于是遁形了。人们于是找不着自己真实的过去,也难怪乎对未来迷惘了。

写到这,想起某位熟识的法国友人。有一天他一句不经意的话,却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台北?台北是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像的城市。”外地走走,再回过头来看看咱台湾自以为“进步的”建设,就会懂得的。揪心地。我是台湾人,我觉得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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