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12岁男孩让人大开眼界!

埃及12岁男孩艾哈麦德(Ali Ahmed)去年十月参加街头抗议时,接受记者采访,这段访问影片最近因埃及总统穆西(Mohamed Morsi)遭军方罢黜,再度爆红网路世界。男孩批判穆斯林兄弟会,思路清晰,说话有条不紊又具热情,许多大人恐怕难以望其项背!

这两天美国媒体纷纷报导这则访谈,媒体也很负责任地查证字幕上的英文翻译无误,而且男孩并不是事先演练后,像演戏般接受采访。看了这段访问的读者有人说,这男孩说出埃及真相。也有人担心他的安危,千万要好好保护他。

此外,根据南华早报报导(link is external),中国微博也随即出现了中文字幕版本,本周二达到第三高的点阅数后,又从排行榜消失。巧合的是,同一天,环球网社评(link is external)发表了“中国与埃及均不适合群众运动”的论点,但网民却认为:“如果中国孩子也懂得讲这种话就好了!

访谈中文翻译:男孩:我今天到这里是尽己之力防止埃及成为个人独有的商品,同时抗议宪法被单一政党没收。我们不是赶走一个军事政权,来一个法西斯政教合一。记者:法西斯政教合一?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男孩:法西斯政教合一就是操纵宗教,以宗教之名厉行极端的规定,纵然宗教本身并未这样命令。记者:谁教你的?男孩:我就是知道。记者:你如何知道的?男孩:我听了不少别人的谈论,用自己的大脑,外加阅读报纸、看电视、上网搜寻。记者:所以你觉得国政不好,必须改革?

男孩:你是指就政治或社会而言?革命的社会目标,诸如经济权力、自由与社会正义,尚未达成。依旧没有工作。警察依旧任意关押人。至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怎会一个新闻主播收入三千万埃及磅,同时有些人在垃圾堆找食物?就政治而言,宪法哪里代表我们?比方,女性占社会的一半,可是制宪会议仅七位女性代表,其中六位是伊斯兰教徒?

记者:所以你认为他们将操纵宪法?男孩:建立在谎言上本身就是错误。就算宪法是好的,但制宪的会议是坏的,结果有些东西就会是坏的。不要给我八十条好条文,二十条坏的。这么做会把国家毁了,然后还告诉我这是宪法。

记者:你有阅读宪法草案?男孩:点头。记者:在哪里?网路上吗?男孩:是的。比方,他们说女性在所有事项上皆与男性平等,除了与伊斯兰律法相抵触的。问题是伊斯兰律法允许男人教训他们妻子。这在社会上行不通。记者:为何行不通?问题是什么?

男孩:问题是那是让人难以容忍的。不能说打了太太,几乎杀了她,然后告诉你这是教训。这不是教训。这是虐待与疯狂。这整个政治过程是无效的,因为首先人民议会是无效的,不管一般或宪法上。有些政党的竞选活动将宗教与政治搅在一起。清真寺动员投票,分发糖与食用油给选民,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访谈在此嘎然而止。)

发表在 未分类 | 埃及12岁男孩让人大开眼界!已关闭评论

没有面孔的贪腐

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表2013年的报告,被经济学人杂志引述后,台湾媒体也争相报导内容有提到台湾的数据。有三张图值得想想。一是你是否曾行贿?显示为 36% 的人是有行贿的。

二是你“觉得”贪腐情况有否在减少?答案是“感觉”有减少。三是你“觉得”个人能否改变贪腐的情形?答案则很有意思, 36% 的人觉得无力改变, 64% 的人觉得改变是可能的。第一张图是硬梆梆的经验谈,有贪污就有贪污,有行贿就有行贿,只要受访者是照实回答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说,这是马英九政府上任以来一个很不令人意外(但恐怕令689万选民中曾“真心”披上红衣上街的人意外)的结果。

每当有重大首长或政治指标人物贪污的时候,我们的媒体总是追的很紧,也因此我们看到林益世、赖素如、李朝卿等案件被报大幅报导。而社会也为了法院对林益世的判决有许多不满。但这样子真的是应该的看法吗?这份数据难道不是在告诉我们,整体结构性的贪腐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一些个人的贪腐,更应该被视为整个贪腐的国民党的冰山一角,而不是几匹害群之马而已吗?

马金体制在面对贪腐问题丛生的操作方法,就是筑起防火墙,把贪腐限缩在几个样板人物上,让整个社会大众追着他们打,看他们被起诉重判,大声叫好,看他们被轻判,则义愤填膺。但问题是,一个林益世或一个赖素如,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让林益世得以如鱼得水,平步青云的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

就是这个社会总是上当,追着几个名人跑,见树不见林,所以林益世的判决出来时,社会一片哗然,好像司法多不公正一般。却鲜少人注意到,林益世的判案,是台北地院的几名法官们,勇敢地在拒绝服膺真正败坏司法的“实质影响力说”,而林益世在现有的法律上,确实可以如此被轻判。

这个社会本应要透过这个判决学到的教训是,我国的贪污治罪相关法律是极需要更新修改的,而“号称”清廉自持的马英九政府更拥有绝对的“权力”来为反贪腐的法治做出改革。他与他带领的政党、政府、党国体制,对不健全的法律的刻意维护,才是真正造成贪腐问题丛生的原因。

但这个社会的大家却都重重拿起小恶,轻轻放下大恶。这就是为何,在第二张图中,受访者“觉得”贪腐有在减少。当社会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不重要的个别人物,却不见巨大的贪腐集团时,当然觉得贪腐有减少。

尤其是林益世等人一出事,马英九先生就可以把他们切割干净,接着媒体喊打喊杀,众人目光又集中在林益世多可恶,而不是这个把他养成这么大尾的中国国民党。这同时也是为何这个社会对前些日子里,监察院有关国民党党产的资料,被恶意销毁的事件,似乎不痛不痒的。

结构的、系统的、集体的“恶”,总是没有面孔,让人很难抓出一个单一的人,一件事来审视。而在特别有人情味、认脸最重要的台湾,一个贪了几亿的个人,会被谴责好几年,但一个贪了上兆的贪腐的集团,却只会被报导几天。

第三张图,是国际透明组织真正意图,也就是“希望”。每个国家与社会里的个人,是否面对这个问题是无力的,亦或是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是可以改变这个困局的?台湾这几年最令人沮丧的,除却物质上的政治经济的倒退,政府的失灵以外,真正严重的,是想梦、敢梦的勇气。是的,我们在一个很糟的局势里,但我们是否还要如此?但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值得更好?可以更好?

这图中有趣的是,觉得无力改变的人共有 36% ,恰巧与行贿贪腐的数字 36% 相符合。是否人一旦必须要跟黑暗的贪腐共行之后,就对改变毫无期许了呢?但同时间,我们看到的是 64% 的人相信改变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低迷的大环境下,我们超过一半的人,仍然对改变这一切抱有希望。就让我用一句魔鬼终结者的台词来结束,“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若你在听,你就是反抗的一部份”。

发表在 未分类 | 没有面孔的贪腐已关闭评论

关说贿赂走后门是可耻的行为

国际透明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贪腐(corrupt)指数,台湾民众在调查前十二个月内曾经向教育、司法、医疗、警政、户政、日常设施、税赋、土地服务等单位贿赂(bribe)的比率高达36%,在亚太14国排第12名,在全球95国排第65名。

也就是说,每三个台湾人就有一人,过去一年曾经向政府、公家或对等单位行贿。如果把一年改成十年、过去所有时间,这数字恐怕更惊人。贿赂一字,在欧美人眼中,主要指的是财物、实质利益的给予,但在台湾,比财物实质贿赂更可怕的,是无形无价却无比实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这类手段,这是国际透明组织永远调查不出来的隐性贿赂。如果把拉关系、走后门都算在内,36%这样的数字恐怕不晓得要增加多少。

关说贿络走后门,是一种自认优越特殊比别人尊贵的特权心态,这是民主的大敌,让民主的运作机制失灵,不仅戕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降低了资源分配、流通与运用的效率。台湾人一方面鄙夷政府、政党、公家机构不清廉,另一方面自己拼命关说贿赂走后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这证明了台湾人根本不相信文明社会的运作机制,不相信人跟人可以基于公平正义的游戏规则,形成一个人人可以得到最大幸福的社会,只相信基于血缘、生殖器、个人利害往来,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际网络。

在这种氛围底下,台面上讲到贪腐,大家都义愤填膺,但私底下一牵涉到个人利害,要求职、升官、就医、打官司、与公家机关交涉,大部分人认定的,就是关说贿赂走后门才最有效,不关说贿赂走后门的人,就是没办法,就会吃亏就是笨蛋。

台湾为什么会变成关说贿赂走后门猖獗、没有反省能力的社会?国民党政权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政权带来两项毒素,污染了台湾人的心灵,一个是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另一个是现代的黑金体制。

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齐家治国概念,看重君臣父子伦常,把社会的群体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延伸,于是有所谓“父母官”的说法,用统治、管理、“牧民”的角度,来看待掌权者与人民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服公职,只知道当了官就高高在上,人民就要听我的。于是人民进公门办事,心态上自动矮一截,要当官的人帮忙,岂能不给好处?这样的当官心态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台湾,还是根深蒂固。日本、韩国早早脱离儒家文化圈,才能在这项调查里大幅领先台湾。

另外一个因素,是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长期在中央遂行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在地方以黑金政治拉拢仕绅与地痞流氓,导致人民对民主法治根本不信赖,对公家机关的公平性与效能强烈怀疑。在现代民主国家,公家资源的可及性应遵守人人平等,也就是排队的基本原则,但信任感丧失以后,整个社会沦为插队、黄牛票横行、各凭实力角逐的丛林,导致关说贿赂走后门猖獗。

反观欧美民主国家,排队文化深入人心,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没有比别人尊贵,接触公部门的时候,票票等值,不是有钱有势有人脉的人捷足先登。在现代民主国家、自由经济社会,关说贿赂走后门,只会扭曲人才与资源的运用,阻碍国家进步发展,任何真正的民主信仰者,是不屑于从事这样的行为。可惜的是,这样的价值并未落实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里。据悉,我院2018届建筑工程专业毕业的陈海新同学自7月份入职碧桂园集团成本管理中心前期工程部后,在工作期间坚持原则,拒绝金钱诱惑。

一次,在前往新蔡项目途中,施工单位直接在车上给予陈海新同学现金,他当场拒收;9月中下旬陈海新同学在整理行李时发现不明信封,马上向直属领导汇报并把信封上交,信封内装有现金5000元整。

碧桂园集团成本管理中心前期工程部总经理谢家荣在谈到陈海新这位同学时连连称赞,“作为土木测量员,陈海新的工作就是负责对项目工程进行大地测量,核算土方量。在工作中,陈海新认真踏实,吃苦耐劳,坚持原则,严守测量质量关,把好自身道德观,拒绝贿赂和人情关系,以积极主动、遵纪守法、诚信公正为工作守则,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维护了集团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利益。

谢家荣总经理说,虽然只是5000元,但是这笔数字对于一位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笔非常客观的数字了。陈海新对工作认真负责,面对诱惑毫不犹豫地拒绝、上报,一切以相关规定为准,以集团、公司的利益为重,体现了非常可贵的品质,值得大家学习。

再次谈论起拒绝贿赂这件事情,陈海新同学显得非常低调:“当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信封后,不管里面是什么东西,我都不能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了。杨叔叔、学院花这么大精力培养我们,让我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杨叔叔教导我们‘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永远不要做违法的事情’,这些叮咛和教诲,我们一直时刻谨记在心上。

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自己来说,陈海新说,“一日碧职人、一生碧职情”,自己一定会牢记校训,谨记杨叔叔和学院领导、老师们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发表在 未分类 | 关说贿赂走后门是可耻的行为已关闭评论

苗栗未解严

八月八日,“苗栗人民抗暴行动论坛”第三站开到了苗栗通霄。接近论坛开始的晚上六点钟,人没有来太多,反倒是通霄分局警察来了七、八位。警察看我们人少少的,心想这群人大概肯定没什么戏唱,很快的,也就离开了。而就在警察陆续离开的同时,则是来了两位刚从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大学就读的在地人,另外,还有两位地方老前辈,也陆续出现,和我们大夥坐在偌大的广场上。

大夥们照例从自我介绍开始,我大略的简述为什么要办这个论坛,还有八月十六号,号召苗栗人出来,到县政府表达对刘政鸿不满的理由。一位从事礼仪事业的前辈听完我的说明之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说,因为看不贯地方政治头人转知丧葬资讯给礼仪社时,居然要抽成,不愿跟这些人往来,所以他在地方上接不到案子,还经常被政府找麻烦。

他还说,那些在政治上跟苗栗地方当权政治集团不同派的、死对头的人们,只要一做出让他们不满的事,就会被用各种行政裁罚名目骚扰。如果是开店做生意的,就会被列为“黑名单”,有事没事被政府用消防安检或其他名目“找麻烦”,或者四处放黑函、流言,生意大概也不用做了。

事实上,地方上这些政治集团,从乡镇公所一直到县政府,不论是否同派、同党,只要跟对了利益集团的首脑,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传统“威权侍从”的零合资源分配政治逻辑,在现在的苗栗几乎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以刘政鸿为首的利益集团,可以动员县府、议会、检调、司法甚至是媒体系统铲除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首长、政治头人甚至是人民。

在苗栗,以政治人物来说,最着名与刘政鸿杠上的政治人物,即是日前才因连任资格而被判当选无效,后由弟弟康世明补选获胜的康世儒(康世儒与刘政鸿的政治关系参考前篇)。康与刘两人关系之糟,在地方上是有名的。而近期最着名的争议,就是时任竹南镇长的康世儒不满刘政鸿对竹南镇所分配的焚化炉回馈金比例,因而大动作的召开记者会与刘政鸿对呛。后来虽然争议获得解决,但康被刘列为县府黑名单的事情,已经成为地方上家喻户晓的事实。

对于一个乡镇层级的地方政府首长来说,如果他跟县长的关系不好,许多行政资源大多就被掌握的死死的。而在苗栗这个凡事讲求“建设”的地方,没有建设就没有服务、没有服务就没有选票。因此,对许多苗栗乡镇层级的首长来说,就算是不满刘政鸿的作为,迫于他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也多半顶多是敢怒不敢言。

而我们先前在<失控的苗栗开发、失衡的台湾民主>提过苗栗地方政治的极度失衡的情况,面对像是竹南大埔事件、苑里风机设置、后龙福禄寿殡葬园区设置等等的争议事件,也就极少数会看到地方的政治人物跳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说苗栗未民主化、还在戒严,其实也都不为过。

回到前面那位老前辈所说的,这种半戒严的状态,不仅弥漫在所有苗栗政治头人之间,甚至还散布在苗栗县民的日常生活中。对县民们来说,得罪了刘政鸿等人,不仅可能被恶搞,甚至还可能会在苗栗“活不下去”。因此,面对诸多争议事件,县民们要不避而远之,就是只能躲在暗处偷偷的辱骂。但真正面对刘政鸿的势力时,却也不敢多说些甚么。苗栗人心中,不仅有个“小警总”,其实都还有个“小刘政鸿”。

记得七月初,我与台湾农村阵线的朋友共同在张药房驻守、陪伴时,县府在地方上不断散播张家阻挠“地方发展”、“危害道路交通”,甚至数度动员地方居民、还做了社区意见调查,制造大多数居民都支持拆除大埔四户的舆论。而许多住在大埔里的居民,却是晚上偷偷摸摸的送西瓜过来,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跑来向张家人加油、打气。

他们就算是支持张家,也只能用这种私底下支持。不仅如此,这种“小刘政鸿”的心态,还展现在,当我们要挂上“守护大埔”壁画的帆布时,原本约好的吊车公司,一听到是大埔张药房,居然临时爽约,临阵脱逃。事后才跟我们说,他们怕受到压力,所以不敢接了……。 

因此,我们在地方上举办“苗栗人民抗暴行动论坛”时,所到之处,不是地方警局电话频频关心,就是警察直接派人站岗、盯哨。而当我们打算申请八月十六日苗栗县政府广场前举办“拆政府、守护苗栗音乐会”时,明明是向苗栗市公所申请路权,苗栗市公所却要向苗栗县政府请示,而县府居然以一个荒谬的理由回函,市公所就索性按照这个荒谬的理由,驳回了我们的路权申请。而当我们向市警局提出集会游行申请时,市警局明知到我们的活动是晚上六点开始,居然只核准到傍晚五点,分明是刻意刁难,限制人民的集会游行自由。

苗栗县政府给市公所的意见是,我们的活动会影响到县政府还有附近的图书馆与补习班。不过,我们的活动是晚上六点才开始,况且附近图书馆与补习班距离县府遥远,而过去在白天于县府前举办活动时间也所在多有。而市警局针对我们所提出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时间的集会游行申请,明知到我们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活动,却居然只核可我们下午两点到五点。

从我们这些日子介入大埔事件以来,还有最近从市公所申请路权的事件中,我们证明了一件事:苗栗确确实实是一个“尚未解严”的地方;不仅人民心目中,都仍住着一个“小警总”、“小刘政鸿”,而当地方上发生不公不义事情时候,政治头人则还是在他们的利益纠结之下,装作什么都没听没看见。

然而,即使是如此,人民不能忘记,政治人物终究只是人民的代理人,当代理人已经彻底腐化、已经彻底的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并且将人民视为草芥的时候,就是人民该起而抗暴、推翻这些政治人物的时候了!八月十六晚上六点“苗栗拆政府、守护苗栗音乐会”,推翻暴政就从苗栗开始!

发表在 未分类 | 苗栗未解严已关闭评论

国是会议破局,无人得利

虽然不中听,但不得不说民进党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党,两个太阳晒得党内一遍天干物燥,火烛一不小心,就会火烧全屋。果不其然,召开国是会议明明是党中央接二连三的决议与宣示,但蔡英文此议一出,立刻烧得全党火苗四窜,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逼得蔡英文只好顺着主席,用停建核四把国是会议卡住。这出戏也许还会延烧几天,但基本上结局已定,那就是,回到原点,朝野继续混。

当然,我们无从证实苏蔡是否以内斗的思考出发,但我们既不必以小人之心度之,也不必把政治人物当圣人。内斗有时还是必要之恶,它往往是政治人物或团队判断形势的训练过程。但苏蔡两人过犹不及,蔡一直不把内部势力整合当一回事,怀有那种水到渠成黄袍加身的情结;苏又刚好相反,对外不当一回事,以为国民党烂够了自己就倒,只要在党内挤第一个,下次人家就会叫他上去。

最不可取的是,为了选边护主,不惜牺牲议题本身的中立性,硬要以议题为标签。例如这次就分成“国是会议派”与“停建核四派”,有人主张先开国是会议再来讨论停建核四,也有人要先停建核四再来开国是会议,大家各凭不烂之舌,凡事都可以扯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问题。这几乎已是民进党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时日以来,“公投派”、“罢马派”、“扁案派”、“宪法派”、“国旗派”等等,不都是如此?这些原本都是需要彻底讨论的中性议题,却变成挺谁与不挺谁的标签。

国是会议的本质本来就不属常态政治,反对者故意无视现状,以简单的理论来掩饰蓝绿复杂的政治算计。拥马者不敢提的是,马总统民意基础已消失殆尽,问题已不再是表面上他是否有能力推动政务,他当然能;问题是他的“能”是建立在我国宪政的“不能”之上。马总统固然权力运用已炉火纯青,党员再怎么不满,也能轻易以党领政,任何法案只要他愿意,无人可挡。但蓝营忘记马总统已无能力判断那些他洋洋得意的法案,是否对我国政经的冲击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步?只知傲慢地认为就算民意只剩一趴,他还是能控制国会绝对多数的民选总统,无需自废武功,寻求国是会议背书。

而绿营反对者轻易地以宪政的角度来反对召开国是会议,诠释堪称正确,但他们故意不提我国目前的代议制已陷入完全卡死的状态。他们像一群不顾现实情境的政治学者,例如前立委郭正亮,洋洋洒洒胪列五大国是会议的本质,来数落蔡英文此时提出的不当。

但如果我们诚实地拿开那些掉书袋的理论,一个核心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普遍认为国是会议是在帮马总统的困境解套,而帮马总统解套就是在害民进党,所以偏执地认为应该抗争到底,让马政府寸步难行,因为只有国民党烂到底,2016才能一举歼灭。先不管“蓝消绿长”是否是不变的铁律,但若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一个烂到底的执政党对我国有什么好处?

就算以绿营本位来思考,若国是会议能帮马总统重新定位治理方向,并给予有共识的政策适当的支持,何尝不是为自己树立忠诚反对党的形象?退一步想,如果马总统敢开国是会议,他就一定要在某些议题上做出交换,而有交换就有得失,绿营不会全输,那又何尝不是多一层防止马总统下任前暴冲的保障?再退一步想,如果马总统在国是会议里虚晃一招,一步也不肯让,那不是让国人更看清马政府烂到底的事实吗?

这国家已被马总统治理到不是一般典型的乱邦,而一个非典的蔡英文,提出一个非典的国是会议,我们其实是可以期望得到些成果的。但很可惜,马总统的自尊,绿营的算计,一切又回到原点,只好继续吵。但身为一个公民,眼看国家已混乱至此,却还要忍受这些政客玩零和游戏,实在不得不以公民之眼,告诉这些政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不怕选邉,我们只怕政客把我们当瞎子。

发表在 未分类 | 国是会议破局,无人得利已关闭评论

从“国是会议”寻访“善治”之可能

马邦伯这些年的“恶治”(bad governance),搞到台湾社会全面崩坏,天怒人怨,各式抗议轮番上阵。公民上街怒吼消怨,垃圾捡一捡之后,一切又回复常态。至于,在野的民进党则宛如“站高山,看马相踢”的壁上观,而党主席则常处于云深不知处的状态之中。于是,马邦伯轻掸一身灰之后,继续外出进行纽约暑假甜蜜行啰。

于是,这个国家就陷入一种吊诡却无力转圜的诡异状态,马邦伯继续恶治,造成崩坏,民进党成为旁观路人甲,各类公民运动此起彼落,随手掐指一数,从士林王家都更、台东美丽湾、大埔案、反媒体垄断、反服贸、反核……,几乎三月一小反,五月一大反。然而,端看此些议题,不是打结,便是无解。

我们的究竟民主怎么了?难道民主没有其它的可能吗?Nix It or Fix It?虽然,台湾主要的问题出在马邦伯身上,不论是出自其无能,亦或是阴谋论者所言是恶意搞烂拉低台湾水平跟中国接轨,端就透由选举游戏规则取得权力之人可以摆烂至此,而社会竟拿马邦伯政权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事看来,我们的民主、抑或我们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确有很严重的缺陷。

尽管,面对这个明显的缺失,街头上此起彼落的“拆政府”怒吼,闻之很受鼓舞,但“拆政府”究竟怎么个拆法,是”Nix it” (消解它)or “Fix it”(修理它),如同当年高喊“拆WTO”(down down WTO—世贸组织)者,也是在消解或修理之间莫衷一是呢?!

事实上,只要重组与再理解政治运作与政策形成的游戏规则,我们或许可以在台湾目前的政治僵局中,往前跨出一步。“政府”作为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政策形成与制订的唯一或第一要角,早已因无法回应经济全球化以及民主在地深化所带出的问题,而不断被修正。例如,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面对跨国经济与生态与气候议题,几乎失能;又以中央政策一体下放的模式,根本无法符应不同城市的不同条件与市民间不同需求。

用“治理”(governance)取代“政府”(government)为此,许多国际政治学者,尝试用“治理”取代“政府”,并认为政府不该成为政治游戏规则的垄断性角色,不该成为政策形成制订的唯一要角,而必须将各种社会与经济行动者纳入政策制订的游戏规则之中。

一旦将“政府主导”的传统认知,视为是各种政治游戏规则与治理模式中之一种,而非永恒的常态,那我们将据此获得新的认识:政府可以按议题、领域或地方,引进不同的行动者,参与政策的形成,透由此过程,让政策形成更加透明化与提高政府问责度(accountability,社会公信)。

据称,若各种社会角色(即台湾的公民团体、NGOs)能纳入政策形成中,将会提升政府“内向型正当性”(input-oriented legitimacy),亦即透由程序性民主补足政府的正当性赤字。此外,若各种经济角色(即营利公司行号或工会)能受邀进政策制订的过程里,则政府的“外向型正当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则会更加具足;换言之,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将会增加人民福祉与满意度。

看似诘屈聱牙的治理概念,说穿了就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必须纳入其它社会性的公民团体与经济性团体进入,让人民在投票完之后,依旧可透由这些团体的中介,亲近与参与政治,而不会像当前台湾社会一般,只有四年一次的投票才有决定政治的机会。目前,在台湾大行其道的BOT概念,便是新型治理模式中的一种变形:纳入营利团体以提升“经济效率”,而让政府获得“外向型正当性”。

负责任的公民,政治上的尖兵摆烂的马邦伯、路人甲民进党、各路上街拆就是政府与唱歌的公民,明明彼此关怀与在意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却如形同陌路一般,这厢继续恶治,那厢继续人间蒸发,而人民只能到处干谯。

因为我们只有投票那一刻才拥有民主的严重缺陷,欠缺一个“政治介面”,可以引导各方声音与不满,共聚在一个平台上头进行对话与纷争解决。蔡英文所提出的“国是会议”,刚好填充了此刻“政治介面”的悬缺问题,尤其小英版本中的“国是会议”,力主各类公民团体必须纳入之主张,更可藉此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善治”(good governance)大道的门窗。

首先,“国是会议”此一非常态性的机制,虽是解决当前台湾社会全面崩坏的权宜机制,但纳入公民社团的“国是会议”,将让我们对于未来政府全面主导政策形成的治理模式,进行另一种可欲的想像。再者,公民团体必须学习成熟,不该自外于“政治治理”之外,勇于提出主张并为自身主张负责,如果未来纳入社会性团体进入政策形成之中的制度设计是可能的,那负责任的公民将不只是高喊拆政府即可,而必须站在政治最前线,寻求解决之可能方案。

马邦伯,是台湾社会的共业;虽然这是689造成的难题,但609却得共同面对,无人可免。我总在想,面对共业至少还要三年,但三年后我们还有余力能清理马共业的八年粪吗?如果有幸,哪天国人终可颂念往生咒回向给马共业,那换上的会是白贼共业吗?

与其在共业中轮回,不如展望一种新颖的“善治”可能,在那“善治”的游戏规则中,我们再也不用害怕某个共业来袭,纵使是马邦伯10次方,都不会因此陷入看不到尽头的崩坏中。那天,纳入公民团体的“国是会议”之提议,虽只是替当前台湾社会崩坏设下停损点的权宜之计,但却意外地开启了吾人对于“善治”的政治游戏规则设计的乌托邦遐想啊?!

发表在 未分类 | 从“国是会议”寻访“善治”之可能已关闭评论

外交部青年大使不是海外救国团

日前一群台大学生受外交部委派到巴西做青年大使,由于不谙台湾南岛民族文化,穿着了错误的服饰进行展示,被指正后又否认有代表台湾的意图,并将使用的部落服饰解释为纯粹表演用,引起言论大加挞伐。我曾经参加2009年第一届青年大使前往马绍尔群岛,因此欲以本案为延伸,浅谈青年大使的过去与未来。

国际青年大使这个由当时亚太司李世明司长所提出创新的文化交流计画,涵盖我国在太平洋六个邦交国。当时由于是第一次,各团队都绞尽脑汁欲将台湾文化最好的一面带到大洋邦交国。然而综观台湾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许多有苦说不出的症结。

台湾本土文化从古到今一直被打压着,历史的后继者不断地扑灭前人的文化,不论是清朝的开山抚番、日本的皇民化、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国语政策等等,都在藉由否定前人来树立自身的正统性。于是,数百年来台湾人民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安全、和平、理性的环境之下,深度了解自身的文化。

外交部提出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然而在台湾这样受殖民的脉络之下,很多的素材都已经找不到根。最明显的是,南岛文化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元素,更是台湾与太平洋邦交的重要交集,但是以汉人为主的青年大使,既没去过部落、学校教育也很少提到部落文化,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去交流。

而辅仁、台大、政大这三所当时受托组成大使团的台北学校学生的生命历程也是以发达都市为主,难以对1970年代台湾大规模都市化前的乡村文化发展有所理解,更遑论认同。台湾文化,不论是艺术、音乐、文学、戏剧或舞蹈,其实离学生生命历程甚远。于是,从组团、授旗到出国,短短数个月只能匆促地去“重新发掘”自己的家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的展演自然是很难展现出内涵。

而今日台大学生搞不清楚南岛民族服装,除了不够细心之外,也是执政者忽视文化发展造成的结果。台湾文化虽然失了根,但是台湾在上个世纪的发展成就是许多国家视为楷模的。这是台湾值得与邦交分享的故事。当时我参与的大使团有幸综合了各领域师生,包含人类系研究南岛民族的、地理系研究岛屿发展的、以及大气系研究岛屿气候的。

因此决定以“知识志工”为主轴,组织一系列马绍尔学院与台湾大学的交流活动,包含了社会生活与运作(如多元文化与教育体制;历史文物保存)、人与环境(如传统海图的科学;气候变迁讯号)、家庭组织关系(如当地的母系社会)、主题地图制作(如马绍尔的地界Wato)、全球─地方互动(如台湾技术团在大洋洲的贡献)等五大面向,并藉由室内工作坊、野外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四种途径来进行。

“知识志工”将青年大使的概念推展到不同的境界,带起了跨学科的合作。笔者随后更前往史瓦济兰与圣露西亚协助进行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果展览与学术研究,促成了进一步的产官学的合作,包含台商、医院、技术团、大学等等都收获丰富。我们不敢说这些活动为邦交国带来多少帮助,但是当台湾的产官学能因此开始将视角扩大到全球的尺度,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也让外交部拓展台湾生存空间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以知识为主轴的志工在西方国家也行之有年。就笔者目前所就读的伦敦大学为例,英国国际发展部(相当于台湾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但与外交部位阶平行)有许多经费即是与本校合作,将学生派遣到英国的受援国进行研究,对英国自身的政府开发援助以及商企进行第三方的检验、调查与辩证。

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之下,学生们走出了学术象牙塔获得第一手的田野经验以及书写报告的能力,更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以及邦交国;而国际发展部也藉由这些学生所撰写报告来检视自身的策略,并做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因此,我认为,外交部的青年大使应该跳脱目前失根且流于形式的海外杂技表演,而是要和台湾扬名全球的技术团结合起来,进行知识化的产官学合作。学生们在学校的协助下,先了解我国的各项特色领域如农业、医疗、手工艺等等的发展脉络。

随后让大学生前往邦交国,做为技术团或医疗团有限人力的左右手,走入社区,走入田野间,进行研究查访与辩证,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国家的发展会有不同的历程,反思我国经济成就的背后得到了什么,又牺牲了什么,而已经发达的台湾又能带给邦交国什么,邦交国又能给予台湾何种启示?

在这样的合作与激荡之下,外交部与国合会能够有额外的人力去做深入的了解以及创新,而学生们也能在这些活动中进行探索,并检验课本所学。台湾年轻人是很有创造力的,不该只是做些去脉络化的海外救国团。清大学生在尼泊尔所发明的布卫生棉即是一个经典案例。让青年大使知识化,不只是让学生能发挥所长,也能使政府与商企都有不同的收获。

发表在 未分类 | 外交部青年大使不是海外救国团已关闭评论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甚么难听

比粗口更难听的话,乃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除了因为大陆人在外地失礼横蛮、在国内无恶不作,毁了所有华人甚至黄种人的形象以外,我们对这句话的感受,实牵涉更深层的民族身份问题。而这个问题自从1911年之后,都没有好好解决,祸连至今。

我们讨厌“大家都是中国人”,实由于“中国人”根本是一个空洞的词语,是无法指涉有血有肉的众人。因为“中国人”这个字所包含的东西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就是空废;等于你以“地球人”来形容一个人,是无法指涉那个人的任何特征、特性和差异。所谓“中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差异太大。

广东人就是广东人、东北人就是东北人,彼此的文化、水土、民俗、语言甚至宗教皆相距甚远,而这些差异和场域是政治所不能染指和改变的。一个一元的政治结构,不代表可以统整多元的地域差异。所以中国历史上,永远是中央衰落,地方必然抬头。用“中国人”来说话,就是霸道地将另一个人的属地根性抹掉,将其强行塞入一个叫作“中国人”的模具中。

“中国人”这个概念是一元的。以前没有“中国人”。以民族分,有汉人、满人、藏人、疆人、蒙古人;以地区分,有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北平人、满洲人-却不流行“中国人”。因为以往的中国,就是一个世界,所以讲“中国”是没意义的;到了西力东渐,“世界”之概念扩大到重洋以外,在各国洋人面前,“中国的人”要有个身份;在革命成功之后,要收拾旧山河,于是满汉蒙回藏要五族共和,所以四万万人的千差万别要暂时放下,大家要统整为“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

所以“中华民族”或是“中国人”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由于中国不再闭关自守,世界观外扩而产生的政治需要。但是内部交往时,则必须重新承认差异、考虑差异。煞有介事地使用“中国人”这个概念,则必定惹来冲突-这就等于对人说,“你跟我没有分别”。一元的强制加诸,必然引发主体意识的启动和反噬。

“中国人”是一个对外的身份,一个总体论述;对内交往、处理区域利益问题的时候,就没有这支歌仔唱。广东人还是广东人、香港人还是香港人,不承认这个现实,就没有话可以谈。也许以往的四万万斯民到现在十三亿人“中国人”,太过习惯苏俄式革命政党(中共和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甚么都要一元,视“一个中国”为天条,完全忘记以往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

王家体制在重山以外,帝力于我何有哉,地方自有地方的体制。只有一个时时在革命状态、要防备外敌的政治体制,才会神迷于泯灭差异、统整全国。早前读史达林的传记,看到他坐上党国大位之后,一日,他家乡乔治亚(一个有自己语文“乔治亚语”的地方)的人民抗议苏联党国若干行政问题,于是史达林竟然亲自带领军队开入家乡杀人“平乱”。此段故事,堪为“一元体制”之最佳解释。即使是家乡,也必须全面与党国“溶合”,没有旧情可念。

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有这么一段戏:穷家女的弟弟被官府的刀客所杀,于是去找欧阳锋,想寻一个杀手替弟弟报仇。欧阳锋说,她没有钱,帮不到她。于是她一直在门外等。之后欧阳锋请了另一个刀客洪七,最后洪七只为了一只鸡蛋、也不是为了要她以身相许而出手帮她,血拚刀客的时候还被斩断了一只手指。

欧阳锋问:“为了一只鸡蛋而不见了一只手指,值得吗?”洪七答他:“不值得,但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但是我的刀没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觉得对就做,从来不会想甚么代价。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变,直到那个女子来求我,我才发觉自己完全变了。我居然没有答应她。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那天,我很失望,我觉得我自己跟你混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没有了自己,我不想跟你一样。因为我知道欧阳锋绝对不会为一只鸡蛋去冒险,这是我和你的分别。”一个人如何找到自我、一个地方如何找到自我?逃不了的,就是会用减法。我是我,因为我跟你有一些分别。为了一只鸡蛋去冒险、为了一些事情坚持、受苦、忍耐,好像很不值得,但这是我们和你们的分别。

发表在 未分类 |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甚么难听已关闭评论

从“803白T送仲丘”到“818拆政府”

上周日在凯道上的“818拆政府”游行有约莫两万人参与,而“803白T送仲丘”游行却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想想,再想想的问题。首先,为何一个服兵役年轻人的军中死亡案件,比起一整个社群被强制拆除、夷平的事件更令人义愤、更有号召力?

大埔事件里有年迈的朱阿嬷在走投无路后服毒自尽,以及许多、许多的无辜村民被迫无家可归,这是一个国家机器暴力罢凌小民的大事件,但在台湾社会所激起的义愤却相差了十余倍。这除了和媒体的强势运作有关以外,也和台湾社会的一些深层结构问题相关。

参与“803白T送仲丘”游行的群众里,一部分是对兵役制度、军纪与军法不信任的青年学子、一部分是疼惜自己兄弟、儿子的父母姊妹们,也有一部分是都会中产阶级、青壮年男性携家带眷抗议,表面上是“为仲丘”抱不平,实际上可能是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血泪当兵经验哀悼。

在上周日凯道“818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行动的参与人群里,超过半数是学生和年轻世代,他们因为对这个社会仍有期待、对这个国家仍有梦想,所以走上街头。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在电脑萤幕前关切和按赞的人群数量远超过实际上街头的人数。

由“台湾农村阵线”和其他反都更团体一起发起的这次活动,主要诉求是“支持土地正义、反迫迁”。可想像的,这不会是一个都会、中产阶级热烈关切的议题。(在这个赚钱辛苦、工时长的时代,周末是要用来返乡探亲、郊外踏青、和在冷气房上网休闲的,要人们在大热天里上街头,谈何容易?!)长年被国家机器冷落、剥削、边缘化的农村和农民们,一向没有为自己权益发声(articulate)的工具(文字、媒体机制、国家机器),他们夹带着真实艰苦血泪的怨念,早已随着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暴雨,化入了泥泞大地。总统府前的凯道,对他们而言太遥远,在情感上如此,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在生命存在的状态上亦是如此。

而专注于如何在资本主义机制中晋升的都会中产阶级,忙着存钱买房买车,对于土地正义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农地保留、农民权益,就更不必谈了。纳粹时期德国境内各个群体(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工会、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被纳粹党人一步步逼杀的历史教训,在台湾很显然还不是历史教育和公民意识里的一环。今日是农村受害,明日,在台北、在都会,当你受害的时候,你期望别人为你站出来吗?

不可讳言地,任何活动或行动都有检讨和学习的必要,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这一点,我相信长期参与实际行动者会比我更同意。为了让公民行动的经验有所累积,我想就“818拆政府”游行抗议活动,提出两点反思。

第一,凯道对于近年来的社会抗争运动的确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818的抗议行动,在那么大的场子上,号召这样的一个引起想当多人关注的活动,必须要对出席人数有某种程度的自信。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参与人数与规模而言,这次活动的确不太具象征性和表述性。

比照两个礼拜前才举办的“白衬衫送仲丘”游行,参与人数的落差着实不小。毫不意外地,这样的事实会顺理成章地被喜好任意诠释民主意涵的政客们拿来说嘴。他们总爱说:“我们有选票,有民意基础。上街头的只是高受挫的少数人…,是聚众闹事的意识型态之争…”,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形式上的“多数”当后盾,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这是民粹式民主最大的问题,很不幸地这些年来在台湾屡见不鲜。

在此,公共议题的辩争已不再基于普世的“情、理”,而是奠基于可被轻易操作的数据和暂时性蒙骗的民意。当然,“法”永远是站在掌握权力者那边的,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援引民主思维的创立者(西方启蒙学家)或后现代理论来说明,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所以,就这条思路继续往下推,内政部长李鸿源的“90%没问题的法令没有修改的必要”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群众运动最大的危险是议题被模糊化,和诉求被临场发言者偏导。818行动中,插花的抗议群体相当多,活动进行过程中,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活动的诉求到底是反核、反资本经济、反国民党、还是总体概约地,“一切反政府”思维。必须中肯地说,社会运动的进行原本就是困苦艰难的长期消耗战,各个弱势团体在策略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援也是必要的。

但是诉求的模糊、失焦、和转向,往往是许多社运抗争行动失败的主要理由。请问主办单位如何将“我是单纯地来支持土地正义和抗议大埔农民被强行争地事件,却不反xx”的群众留在凯道上?如何让他们不只全程参与抗议活动,而且在离开凯道时,脑子里还有着更清晰坚定的支持意志?这个抗议活动做了哪些具体的宣示和行动策略反省,而不只是流于呼口号、以及意志力和体力上的消耗?

是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一个运作失能的政府,和空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司法、立法、行政体系。是的,我们的人民在受苦,弱势者如是,非弱势者亦然。但确切地要怎么非暴力拆政府?要怎么说服广大群众愿意“跟随甘地步行250英哩到海边取盐”?我们不仅要从长计议,还必须从经验中学习。

发表在 未分类 | 从“803白T送仲丘”到“818拆政府”已关闭评论

打造“公民”运动的物质基础

迩近,周遭许多朋友都不断抱怨“过劳”之问题,若还要利用业余关注跟参与公共事务,就如同许多职业女性一般,是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两头烧,根本已无无心力负荷。朋友的抱怨,刚好说明“公民”运动,必须一定物质基础跟条件。

因此,倡议或鼓吹公民运动之人,若真相信公民运动是台湾的未来,那首先必须具备“他者关怀”,理解为何在台湾要来参与一场“公运”那么难,毕竟这是一个“工运”都没有的国度,工人都干到过劳累趴,遑论工余下班后仍能有健全的心智与体力投入“公运”之中哩。

就让我们从一出很白痴的日剧谈起吧!Priceless~有这样的东西才怪?中年的木村,自从被2010年在一出与林志玲合演的《月の恋人〜Moon Lovers〜》带赛之后(手长脚长的上海村姑林志玲,在剧中跑起来像是像猩猩路跑,整个画面超冏),其主演戏剧虽然卡司强,但过往的收视颠峰期,好像再也回不来了。

日剧《Priceless~有这样的东西才怪》,是日本偶像木村拓哉主演的2012秋季日剧。本剧以木村拓哉跟藤木直人两位帅哥分饰同父异母之兄弟,以公司经营权的争夺拉开对于企业经营与存在的不同理念。这虽是一出风格轻松、表现诙谐的戏剧,但当中还是可以引出一些鬼岛剧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意涵讨论。

事实上,“无价”的片名,早已开宗明义地挑明对“价格”(利润)—此一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统摄逻辑指令—的对抗。放在日本的脉络之下,早年终生雇用制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劳动市场的缺乏弹性,于是日本人便搞出“派遣”这项新的劳动用工模式。尽管派遣大行其道,但但日本企业体的核心编制员工,依旧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

然而,欠缺终生雇用制的台湾,劳工早如保利龙一般用完即丢,再配合着台湾企业结构乃是以平均寿命不到15年的中小企业为主、资方惯性违法、官方刻意不执法,不仅让劳基法落实度堪忧,更让台湾劳动保障低廉到不堪闻问。在此光景下,台湾一群仰赖资本家鼻息的学者,竟还引进日本的派遣制度,加深台湾受雇者的过劳苦情。当然,台湾唯有一终生雇用制的工种,只有跟政府建立“恩给养猪关系”的军公教族群。

同样的,日本核心企业与卫星工厂的外包合作体系,随着先前日本经济的衰颓而逐渐裂解。因此,剧中的“无价(价值)”与“价格”便是以核心企业与外包工厂之间,究是要以利润为导向的现代关系为主导,抑或是捍卫传统那种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羁绊为考量呢?剧中的木村拓哉与藤木直人的针锋对立,就如同对经济发展与企业成长的两种不同道德旋律与调性的对垒。

如同戏中女主角的一段话:“在商界,也许的确结果是一切,但是金田一(木村饰)并不因此而满足;对他而言,过程也很重要。相关人士和他们的想法等等,他都放在心上。所以很多人都想追随金田一,作为经营者,你的(指藤木直人)作法或许是对的,但是我还是喜欢金田一的作法。”此段简洁话语,明白地否决掉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经营者该持的唯一信念,更重要的是,经商过程中人和人的羁绊、照顾、信任、支持与成长,完全展现出浓厚的日本“会社”版的“社会一体”(solidarity /social inclusion)。

鬼岛的道德经济观:“日头赤焰焰,随人顾性命”?!因此,这套经营背后的道德观,与凡事以利润考量来裁减员工(台湾更惨,还发明诺贝尔奖级的“无薪假”—亦即实际裁减,却不用支付相关裁员成本)、裂解中心跟卫星外包工厂间的关系连带….这都是不符合日本原本“会社”商界原本的“道德经济”。

E. P. Thompson研究18世纪英国农民所谓“粮食‘暴动’”(food ‘riot’)时,发现粮食暴动中的农民行为和动机,并不能简化成“经济理性人”或肚子饿的“生物能动性”驱使。反倒,粮食暴动背后则有一套复杂的“正当性”的概念基础,一种反映出某种社会规范与义务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观:社群中的人对他者负有责任与义务,追求私利时不能以他人之基本经济生活为质押抵换,尤其在物资缺乏之刻,容或物资短缺但仍不该让粮食价格超出承平时刻之水准。

在2012年12月安倍经济(Abenomics )射出三支箭之前,日本经济早已疲软多年,日剧不断以“就业冰河期”称呼之,但纵使在此种不堪的世道中,日本编剧依旧会诉诸那套属于日本会社的“道德经济”观哩。那台湾呢?鬼岛剧呢?马邦伯政府呢?台湾的经营者或资本家呢?唉,有更便宜劳工,引进;最好中国的,廉价语言又通,吃猪肉也行,不像伊斯兰的印劳还要给吃牛肉。本劳最好破22K,慈济的模式最好,因为不仅可以用0K免钱志工,劳动之后,还会感恩来、感恩去,不像一般年轻人整天哭夭22K?!

于是,欠缺“道德经济”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便造就了鬼岛人“日头赤焰焰,随人顾性命”之自求多福啰。挺“工”运,壮大“公”运如果25万白T“公民运动”,让大家觉得“公运”是台湾未来的出路的话,那建请诸位“公运”倡导者,真的必须替那些在“过劳”环境下,想当“公民”却苦无体力跟心力的鬼岛人,打造“公民运动”参与的物质条件呢。

9月29日,时值国民党19届全代会,马邦伯进行党主席就任之刻,天赐良机,“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即将发动“929包围马英九”行动。若“台湾公运”想要引领书写一页波澜壮阔台湾运动史,那还请踊跃动员相挺此场以及未来的“工运”,这将有助于更多“工人”从过劳中或得释放与喘息,并成为未来“公民”运动的成员呢?!总之,“929,来去包围马英九”!!

发表在 未分类 | 打造“公民”运动的物质基础已关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