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太阳”的绘本阿公郑明进

在台湾童书界里,有一位热心推广与创作图画书的老前辈,他就是今年已经86岁的郑明进老师。郑老师昔日有“台湾儿童图画书教父”之美称,但有另外一位图画书界老前辈,觉得称呼“教父”好像是混黑社会的感觉,似乎不妥,后来郑老师在2012年筹备80岁回顾展时,有天很高兴的打电话告诉当时有幸担任策展人的我,说他想到一个可以自称的名号,就是“绘本阿公”。

郑老师早就是很多人景仰敬佩的阿公,2009年77岁时,他正式当上自家的阿公后,非常用心地使用画笔,点点滴滴地记录下小孙女的成长过程,他把“阿公”这个称呼配上“绘本”一词,可说是既贴切又亲切。今年一月底时,我再度接到郑老师的电话,因为他受邀到大孙女的小学,担任春联书写的分享艺术家,他不但用他一贯的郑氏风格字体写春联送小孩,还自己花了好大的功夫,找图片、彩色影印图画、贴画版,做了13张狗年狗图大画板,带去给小朋友做美术欣赏教育。

他告诉我,学校只给他展了一天就还他,实在可惜,所以希望我也可以拿去我服务的学校展览,给更多的小孩感受狗年的欢喜,如果还可以带着孩子,来创作人类最亲近的狗狗图画,那就更棒了!我打从心底敬佩他的这种分享精神,而到他家拜访时,更是感动老师的这13张手工制图,他的用心,已经不是用认真来形容,而是应该称呼“超级认真”。

郑老师的住家,一直是拜访过的人津津乐道的精彩回忆,因为他秉持着“家庭美术馆”的理念,把自家客厅,布置得像一座小型美术馆一样。郑老师是台北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有精湛的水彩、油画、素描功力,以前客厅都是他的作品展示,但自从2位孙女、1位孙子陆续出生后,客厅的艺术品更多元丰富了,因为三位虽小却能量很大的小孩艺术家,也创作了很多好作品被展示着。

郑老师不但跟我分享他与孙子、孙女共同创作的艺术天地,他还把多年来他所收藏的儿童画拿给我欣赏,这批画作,大部分都有超过30年的岁月,老师竟然还保持的完善妥当,色彩十分饱和美丽,老师说,最近他开始在整理旧的儿童画,他发现这批作品,简直可以来谈谈小孩眼中的台湾发展史,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回家后,我翻箱倒柜,把自家收藏老师以前谈儿童美术教育的书籍拿出来一一翻阅检视,再度感受,老师真的是台湾儿童美术教育的大力水手啊!1966年他首次在《小学生画刊》310期里发表“世界儿童画专号~介绍19个国家的儿童画”,这应该是台湾国内第一份介绍世界儿童画的专题报告,郑老师也是这方面专业的第一人。

1952年到1977年这25年间,郑老师是公立小学的美术老师,不但在小学里播种扎根美术教育,还积极开发儿童美术教育的许多新颖活泼的教学方法,常常举办发表会、成果分享,1966年开始,多次担任在台举办的“世界儿童画展”评审委员。1968年,他还代表中华民国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一届亚洲国际美术教育会议”,在会议席上以“台湾现阶段美术教育实况”发表演讲。这段学校服务期间,他也出版了《怎样瞭解幼儿的画》(1973年,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作画真好玩儿》(1975年,王硕文,郑明进图,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出版)等美育专书,其中《怎样瞭解幼儿的画》一书,已经开始提到“故事画的指导”方式。

可以发现,郑老师在学校美术教育中,很早就开始使用杰出图画书,来引导孩子进行“有故事性”的艺术创作,这在当时的台湾儿童美术教育上,应该是非常进步、开创新局的新教法。退休后的郑老师,生活更是精彩。不但创作自己的图画书,也翻译许多经典图画书,如家喻户晓的《好饿的毛毛虫》(美国艾瑞.卡尔创作,1997年郑老师翻译)。然而在儿童美术推广方面,他仍旧用心良苦,大力推动。若以出版书籍来观察,大致上可以整理如下:编辑《世界真可爱~世界46国儿童、青少年作文、图画选集》(海葵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以3岁到19岁儿童及青少年的文章跟图画,互相搭配编排,表达对国家、社会、自然生态的关怀。

着作中华儿童丛书《小画家大画家》(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出版),以不同主题的儿童画跟世界名画作一次精彩的比较,是相当棒的比较美学。主编《幼儿美术教育》(财团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附设书评书目出版社出版),除了刘宗铭2篇、方朱宪1篇以外,郑老师个人发表了4篇指导孩子创作、画画、欣赏的美育文章。着作《儿童美术——主题100》(世界文物出版社),有文有图的呈现100种引导孩子艺术创作的主题,可说是国小美术老师的葵花宝典、武功祕笈。总监修《赏读现代儿童画精选6~画故事》(光复书局出版),选用多张儿童的童话故事画,再辅以文字说明孩子故事画的创作特色。彩色印刷,非常精美。

《儿童的故事画指导》(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以22篇童话故事为主题,采用儿童故事画或专业图画书插画来说明,如何引导孩子进行故事画创作,内容丰富,但彩图比较少,大部分为黑白印刷。2012年,退休35年。这是最丰收的一年,也是郑老师80岁的欢庆年。

郑老师共出版了三本跟儿童美育有关的书籍,分别为《郑明进爷爷珍藏的世界儿童画》(雄狮图书4月出版)、《绘本阿公话孙女:郑明进的体验式美力教养》(青林国际7月出版)、《儿童画的力量~绘本阿公看儿童画台湾》(维京国际8月出版)。

2018年,郑老师86岁,算算已经退休41年了,其实他一直没有退休,他一直还念兹在兹的在做他自己最在意的儿童美术教育,不但把多年来的功力,引导孙女、孙子创作,还会想要制作狗年狗图大画版跟许许多多的孩子分享,也还会想要整理“以台湾儿童眼中看到的台湾发展史图画创作”,实在是让人非常钦佩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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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藤井聪太

2018年2月17日,年仅十五岁、已创造多项“史上最年少”纪录的藤井聪太,完全没停下脚步,继续在这一天写下历史新篇章。藤井聪太先以29连胜改写了史上最长连胜纪录,接着又在顺位战的C级2组拿下9连胜确定升级,达到升段规定,同时刷新了加藤一二三的史上最年少的升段纪录,更是史上首名中学生升段的棋士。

在这一日,藤井继续用实力来刻印所有日本国民的记忆。他在上午与去年达成永世七冠成就,并甫获得国民荣誉赏肯定的羽生善治龙王对战时,虽然是首度的官方对局,但丝毫未显惧色,抓住了羽生一瞬间的破绽后,直接拉开差距收下历史性的一胜。接着在下午面对击破三名头衔保持者的A级棋士广濑章人八段时,更是一路领先完全不给对手任何机会,快速收下胜果,夺得朝日杯公开对局的优胜。

这次的优胜,再度刷新了加藤一二三所保持的最年少优胜纪录。而仅仅16日就满足六段升段条件,更写下了中学生升上六段的新里程碑。不仅如此,这一胜同时也让人回忆起30年前羽生善治刚出道不久前的成就。1988年的羽生善治,势如破竹的同时在最多对局、胜场数、连胜数、胜率四部门独占第一,并且在NHK杯大赛获得优胜,也因此获颁年度最优秀棋士赏。当时羽生获得奖项,也是史上首度未保有头衔却能获得最大奖的纪录。

今年的藤井聪太不遑多让,目前也是在四部门独占第一,胜率较当年的羽生更高出一截;这次获得朝日杯公开对局优胜,没意外也可望在四月评选年度奖项时,继羽生之后获选最优秀棋士赏。而且这次的优胜,是建立在打败羽生所获得的荣耀,岁月的流转见证了世代交替的规律,同时也让将棋这项古老的国民技艺,再次活在日本人的生活里。

目前等待着藤井聪太更新的纪录,就属首度夺得头衔尊位的年纪了。过去最年少夺得头衔的纪录保持者为屋敷伸之九段(18岁又6个月),若是藤井能持续在棋赛中获取佳绩,最快将有机会于年末的王座战中获得头衔,届时将以16岁又2个月左右大幅刷新历史纪录。在藤井聪太出道连胜掀起风潮时,连带使周边产品跟着大卖,特别是署名纪念扇,理由之一为棋士落款时,会同时写下当时所保有的段位或头衔。

但藤井聪太的实力实在太过突出,所以收藏家认为很快的藤井就会如同羽生一样,未来会不断的保有头衔不再写段位,而刚出道的四段将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珍品,因而造成抢购。现在回顾,虽然仅仅相隔不到一年,但藤井已经证明了这项观察并非过誉。

羽生善治在达成永世七冠成就,获颁国民荣誉赏的理由是“带给国民光明的希望与勇气”,证实了行行出状元的道理,以一己之力超越棋界的框架,更将影响力遍及整个社会。藤井聪太在横空出世,并开始快速改写各项将棋史纪录,并在正面对决中胜过羽生善治,创造了更多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相较日本,我们也应想想如何创造属于台湾的历史记忆,属于我们的故事。

高中生棋士·藤井聪太七段(16岁)于16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朝日Hall举行的第12届朝日杯将棋公开赛(日文为:朝日杯将棋オープン戦,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决赛上,于第128手战胜渡边明棋王(34岁),成为史上第2位实现2连霸的人。藤井七段继2018年之后,又1次站上全体棋士出场的将棋淘汰赛顶峰,再度展现了顶级棋士的实力。

对局结束后,藤井七段表示“借着此次的优胜,希望能更加努力,距离头衔 (‘名人’等主要棋战的顶点称号)更近一步”。全体棋士参加的一般棋战之最年少优胜纪录,由当时15岁零6个月的藤井七段于2018年创下。此次在16岁零6个月创下的优胜,成为了史上第2年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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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运动之后

由美国好莱坞引爆的“#Me Too”反性侵性骚运动,如火如荼在全球各地展开,许多名人纷纷勇敢说出自己曾受性侵、性骚的遭遇,它也延烧成全球的终止性/别暴力运动。近日“#Me Too”再度成为全球舆论焦点,被美国奥运体操小天后拜尔斯(Simone Biles)等160多名女子体操选手指控性侵、性虐的美国国家队队医纳萨尔(Larry Nassar),经过长达7天的听证会后,终遭美国法院以多次性犯罪的罪名,判处40年至175年有期徒刑。

邻近台湾的日本、香港也有传出女选手、女影星、女主播响应揭发名人性侵丑闻的“#Me Too”运动,她们指证历历历,道出身旁知名人物对她们的性侵,令人遗憾的是,被指控的人几乎全盘否认,截至目前为止,仍无法水落石出。相对全球“#Me Too”运动,台湾就很安静了,还没有所谓重量级人物现身说法。

这不是说台湾没有名人性侵或受性侵事件,而是台湾目前的环境还是很难让名人勇敢说出性侵遭遇。更何况,邻近的日本、香港都还没有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让这些名人受害者承受极大压力。如此的寒蝉效应,台湾当然噤声了。

事实上,“#Me Too”运动之后,也有法国老牌女星凯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及其他妇女运动者跳出来说“#Me Too”运动太过火了,她指出,想要告发的女性需搞清楚“不恰当调情”和“性骚扰”间的区别。此言论引发女权工作者与她的论战。

遗憾的是,台湾的网路一推揶揄的酸民,支持凯瑟琳丹妮芙尼论调,认为这是剥夺男人的调情权。殊不知,调情与性侵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很容易区分的。好的调情是属于愉悦的,而性侵是令人痛苦、属于不愉悦的亲密关系,因为它没有征求当事人愿意,或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强行亲密关系。至于凯瑟琳丹妮芙说的不恰当调情,这也属于不愉悦的亲密关系,也不应容忍的。

健康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对方表达感受的完整性,与尊重对方表达身体界线的需求上。在健康的亲密关系中是有容许犯错的空间,有包容的可能,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对方的感受与界限。

再谈,让台湾噤声不揭发性侵,还有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台湾或说东方社会太重视“关系”,让很多是非或对错无法说清楚,当把“关系”放在第一位子,更重于“对错”时,是非就被掩盖了,性受害者常在这样的“关系”中,被牺牲了,甚至被要求忍耐与噤声。其实,一个重视把是非对错讲清楚的社会,一个追求真相、实事求是的文化,才能让性受害者敢把自己受害的遭遇讲出来。

“#Me Too”自我揭露运动,急需要一个对性受害者友善的文化与社会,当他/她们勇敢说出内心的困难与遭遇时,周遭亲朋好友与社会的接纳与支持,是疗愈创伤非常重要的一环。台湾近5年性侵案件通报数共52,658件,平均一年1万0,531件,但是仍有许多受害者不愿意报案,尤其是发生在熟识者之间的性暴力,更让受害者难以启齿,因而形成庞大黑数,导致许多受害者长期处在孤立的状况中。

研究显示,童年时期的负面经历会在成年后造成许多身心伤害,其中以性侵害造成的创伤最为严重。若加害人为熟识者,受害的孩子更容易会产生羞耻、罪恶感、困惑等各种负面情绪,负面效应包括容易依赖药物或酒精;而遭遇较多次数和较长时间的性侵受害者,会有更多忧郁倾向和自我毁灭行为。

励馨从三十年前的救援雏妓开始,一直在终止性/别暴力这条路上陪伴所有幸存者,然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国86年施行迄今已满20周年。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资料显示,民国86年至105年这20年间,性侵害通报案件受暴人数累计为13万1,134人,其中女性高达9成,为男性的10.52倍。男性被害人数虽仅占1成,不过男性受害人数从86年的19人逐年增加到105年的1,159人,20年来增加60倍,显见男性举报性侵害的案件愈来愈多。

台湾的社会文化,期待男性有泪不轻弹,因此受到性伤害的人更难向外界求助。其实,男性性侵受害者也非常多,而跨性别者所面对的性暴力更少被社会关注,尤其是男跨女的跨性别者,更是遭受性暴力的高危险群。

“#Me Too”运动引发许多省思,虽然台湾性受害者污名尚未除去,仍有一群很勇敢的人走在前面,呼吁大家支持“#MeToo”运动,勇敢揭露。当性受害者经过说出伤痛、面对伤痛、处理伤痛的过程后,就有机会重新找回笑容,回到最初充满生机、快乐的自己。我相信,性受害者若是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将有更多人愿意揭露自身的遭遇,尽早走上复原之路。

這一兩年「#Me Too」再度成為全球輿論焦點,被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等160多名女子體操選手指控性侵、性虐的美國國家隊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經過長達7天的聽證會後,終遭美國法院以多次性犯罪的罪名,判處40年至175年有期徒刑。 鄰近台灣的日本、香港也有傳出女選手、女影星、女主播響應揭發名人性侵醜聞的「#Me Too」運動,她們指證歷歷,道出身旁知名人物對她們的性侵,令人遺憾的是,被指控的人幾乎全盤否認,截至目前為止,仍無法水落石出。

相對全球「#Me Too」運動,台灣就很安靜了,還沒有所謂重量級人物現身說法。 這不是說台灣沒有名人性侵或受性侵事件,而是台灣目前的環境還是很難讓人勇敢說出性侵遭遇。更何況,鄰近的日本、香港都還沒有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讓這些名人受害者承受極大壓力。如此的寒蟬效應,台灣當然噤聲了。

事實上,「#Me Too」運動之後,也有法國老牌女星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婦女運動者跳出來說「#Me Too」運動太過火了,她指出,想要告發的女性需搞清楚「不恰當調情」和「性騷擾」間的區別。此言論引發女權工作者與她的論戰。 遺憾的是,台灣的網路一堆揶揄的酸民,支持凱瑟琳丹妮芙的論調,認為這是剝奪男人的調情權。

殊不知,調情與性侵是有很大區別的,也很容易區分的。好的調情是屬於愉悅的,而性侵是令人痛苦、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因為它沒有徵求當事人願意,或違反當事人意願的強行親密關係。至於凱瑟琳丹妮芙說的不恰當調情,這也屬於不愉悅的親密關係,也不應容忍的。 健康的親密關係是建立在尊重對方表達感受的完整性,與尊重對方表達身體界線的需求上。在健康的親密關係中是有容許犯錯的空間,有包容的可能,但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尊重對方的感受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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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二二八的启示

此刻正值台湾国殇日二二八之际,笔者在此先向所有受害的台湾英灵及其家属表示万分的悼念及感谢。其实,不止台湾有二二八事件/大屠杀,在越南也有二二八事件。虽然台湾和越南的二二八不完全一样,却都有共通的特质,就是与独裁者蒋介石的藉机入侵有关。

公元1946年2月2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签订了“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为什么蒋介石要与法国签订这些条约与协定呢?原来,蒋介石企图利用战后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机会占领越南的阴谋无法得逞下,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越南当筹码与法国交换利益。

蒋介石与越南扯上关系的源头可以从1937年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行动说起。由于法属越南公路和中缅公路都是当时援华的重要国际路线,为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日本于1940年6月派军进占越南北部,隔年7月又进占南越。日军进驻越南初期,名义上仍尊重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统治越南的正式地位,形成与法国共治越南的暧昧情形。直至大东亚战争末期,日军为避免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接应英美盟军登陆越南,乃于1945年3月9号发动“三九事变”推翻法属印度支那政权。日军宣称将主权交还越南传统王朝阮朝的末任皇帝“保大皇帝”。

三九事变后没几个月,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正式向联军无条件投降。联军统帅“麦克阿瑟”随即于9月2日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General Order No.1)指派蒋介石代表联军到中国战区(扣除东北地区)、台湾及越南北部(北纬16度以上)接受日军投降,同时期越南南部则由英国代表接受日军投降。“越南独立同盟”(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简称“越盟”Việt Minh)的领导人“胡志明”(Hồ Chí Minh)立即把握日本天皇投降的契机发动“八月革命”、呼吁全国民众武装起义并于8月16日成立越南临时政府。短短二个礼拜越盟已成功掌握全越南大多数的城镇。胡志明趁胜追击,选择于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在河内巴亭广场(Quảng trường Ba Đình)宣布越南独立。

虽然当时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时在国际上尚无任何国家承认,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向国际发声表达越南人追求越南民族独立建国的诉求。因为有这个步骤,1950年1月起才陆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相继承认越南为独立国家。如今,越南(正式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庆日订于每年9月2日即是源自胡志明的独立宣言日。胡志明也被越南人尊称为“胡伯伯”(Bác Hồ),意即国父的政治地位。

为何当时胡志明赶着在1945年9月2号宣布越南独立?原来,在1942年8月到1943年9月期间,胡志明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而被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爪牙抓去关在广西的监狱。胡志明着名的《狱中日记》就是被关期间所写的汉诗。由于胡志明对中国历史及当代局势相当了解,他深知中国沙文主义在有能力的时候便会侵略越南的企图。他曾说过:“与其一辈子吃中国人的大便,不如暂时闻法国人的臭屁算了”。因此,胡志明赶着在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的同时对国际宣布越南独立的决心,让蒋介石不能光明正大赖在越南不走。

凭藉着联军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蒋介石果真派云南的“卢汉”将军担任总司令指挥二十万大军从云南及广西分批进入越南北部。试问。如果没有占领越南的企图,何以单纯的对日军缴械需要二十万大军?当时留在越南的日军也才三万多人!

1945年9月9日,来自云南的第93军已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卢汉也于9月11日搭机抵达河内以准备9月28日的受降典礼。何应钦上将稍后也飞抵河内视察受降成果。依据越南老兵作家“黄进”(Hoàng Tiến)的历史小说《我的河内》(Hà Nội của Tôi )及美国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帕蒂”中校(Archimedes L. A. Patti)的《Why Vietnam》历史专书叙述,蒋介石的军队纪律极差,一进入河内就如同盗匪般四处偷抢与压榨当地老百姓,而且还将传染病带入越南。不仅如此,蒋介石利用联军委托之便,一方面对越南大肆收刮粮食与各种资源,一方面又扶持亲蒋的“越南国民党”及“越南革命同盟会”进行政治干预。

蒋介石将当时在中国已几近成废纸的纸币“关金券”拿到越南使用并强迫越南人用极高的汇率兑换,形同对越南的财政剥削,导致当时越南物价极度通货膨胀,人民苦不堪言。此外,蒋介石要求越南临时政府需每月支付大批粮食供中国军队使用。由于当年越南正遭遇农作物欠收、处于饥荒的困境,又要应付蒋介石豺狼虎般的吞噬。依据日本学者“古田元夫”(FURUTA Moto)和越南社科院史学所合作调查结果,当年约有二百万越南人死于这场人为胜于天灾的大灾难。

蒋介石不仅对越南进行经济剥削,还以政治暗杀、外交压迫等各式手段逼迫胡志明将临时政府及国会的部分席次让给“越南国民党”及“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成员。譬如,在蒋介石的拥护下,出身于黄埔军校的越南人“阮海臣”(Nguyễn Hải Thần)担任国家副主席。蒋介石的阴谋就是随时策动越南人政变以推翻胡志明政权。

当时胡志明领导下的越盟仅有万余名游击队员,实力上很难与二十万的中国军队正面对抗。胡志明政权天天面临被蒋介石推翻的危机。稍一不慎,越南就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省。胡志明是如何突破重围,让蒋介石二十万大军撤回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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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能玩Hello Kitty

从小我在农村长大,农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不仅学业竞争压力小,还可以结交一群兴趣相同的同学。虽然我父母有传统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与规范,教育方式是打骂教育方式,实际上家中农务与家务是不分男女,在学业及工作选择上任由子女决定。长大后我选择社会工作这个行业,进入家庭暴力被害人服务领域,多年工作经验,深深体悟性别不平等带来许多暴力与伤害,同时,我也告诉自己,我绝对不用各种暴力形式处理冲突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教育孩子。

迈入婚姻后我和我先生不仅家务分工、经济收入也各自处理,到了怀孕,我常常在想,我想要孩子未来会长成怎样,我希望我孩子的童年是快乐的、跟家人关系是亲近的、可以同时具备有阴柔和刚强气质的两性化孩子。于是,孩子出生后,生活中有关于衣服、物品、玩具、书本选择,只要孩子喜欢,不论颜色或图案,只要没有具备危害物质及有多重使用功能,便会选购给孩子使用,包括娃娃家、粉红色麦克风、汤玛士车子、米飞兔、面堡超人、飞天小魔女、DORENI、史努比、Hello Kitty、黄色小鸭等,让孩子选择使用的物品或玩乐去性别化。

我的孩子生理性别是个男孩子,从小是个很爱哭、胆小、又爱讲话、爱抱抱的孩子,而且在家里从来没有被打、被体罚、贬抑言语管教。众所皆知,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家庭是孩子第一个社会的环境,幼儿园是第二个,却也可能是复制性别迷思或传统性别任务定型的大染缸。犹记得,幼儿园每周五有玩具分享日,可以带玩具与同学玩,他很开心选了一个有声音有音乐的Hello Kitty麦克风,晚上在床上叽叽喳喳要如何跟同学玩。隔天回家后,他很失落的告诉我,他以后不要再带去了,因为老师在集会询问同学有没有带玩具,请同学把玩具拿出来看时,一位女同学突然说:“你是女生吗?女生才会玩粉红色、才会玩Hello Kitty”。

我当下问他接下来呢?他说老师问同学想不想玩?大家回答想玩。有趣的是,他的男同学第一个跟他借来玩,女同学也来借。我可以理解,对于孩子很开心分享玩具当下,突然面对同学质疑,造成羞愧的负向感受,这是很正常的。身为妈妈,听着他陈述整个过程,同理当下他的心情感受、讨论同学玩麦克风的情形、抱抱他安抚不舒服感受,进而跟他澄清说明:“麦克风的功能是要玩的,不管任何颜色、任何图案,只要想唱歌都可以玩,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虽然经过这样过程,孩子不舒服感受纾解,之后我也鼓励可以再带去,但孩子被当众质疑感受是真实的,他之后总是会精挑细选分享玩具,不希望再被嘲笑。还好,此事对孩子影响场域只停留在学校,在生活中影响不大。由于孩子具有两性化特质,不管是小女孩或是小男孩游戏都受欢迎,但也成为相互拉拢的对象。

还记得一次,孩子回家聊天,孩子说:今天在学校,玩游戏,有女同学跌倒在哭,老师告诉大家,男孩子应该要保护女孩子。之后他用狐疑眼光看着我,因为我常告诉他“先要保护自己才能协助别人”。当下我跟他说明,并举例讨论“不管男生或女生都要自我保护”道理,同时也趁机灌输孩子“要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观念。

进入国小生活,孩子回家后都会跟家人讲述在学校点点滴滴,有好的、不好的、高兴的、不高兴的事件,我和家人非常珍惜与享受这个时间,家人对孩子只有聆听、回应、同理,甚至参与讨论。然而,我发现孩子在这个充斥各种传统性别角色场域,面临更多性别刻版难题与考验,包括,生气可不可以打人、看见同学被霸凌要不要有义气冲上救、男孩子应该要喜欢乐高、喜欢打球、喜欢动物、会游泳等。

学校里来自各式各样孩子,难免会遇到习惯用暴力发泄情绪、用暴力处理人际关系或用三字经、贬抑话语的同学。有好几次孩子说:同学弄到他,他好生气,他打了回去,还大声骂对方,或是他气得要打对方。我在一旁静静听他说,附和他同学弄到他,他有没有受伤,也回应任何人被弄到当下会痛、会生气、会想打回去。我也引导他去回想同学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同学弄到他后,有没有道歉或不好意思?当孩子发泄好情绪后,开始仔细回想当时发生状况,我也趁机提醒他,如果换个立场,他会怎么做?

之后,我和孩子讨论,如果对方是故意行为,他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哪些?例如告诉对方他很生气或是提醒对方不要再弄他,或是真的无法阻止时请老师帮忙等;此外我也告诉孩子,不论有多么生气,都不可以打人,除非是作为抵抗保护自己,同样也不可以怒骂脏话或贬抑别人,他可以用没有贬抑与脏话的话语替代,进而带他去看一些名人案例(孩子喜欢看名人传、学校也经常提供这方面的阅读文章,我经常会参与讨论,我先生偶尔参与),这些名人遭到被污辱或贬抑环境中因应的方式。

说实在,要让孩子养成这样的认知与行为不容易,家庭的生活环境是重要的,我不曾对我家人和孩子出现任何贬抑、脏话言语或行为,我家人也很少有出现,即使偶尔出现我也会提醒,我和我家人成为孩子最佳的示范。然而,当学校中各种肢体暴力、行为、脏话、贬抑话语普遍存在,尤其对于男孩子可能成为其展现男性刚强象征或存在感,孩子很难不受影响。

当他偶尔脱口而出时,我会以“你要当个优雅的人”,或是“喔!你又讲了不优雅的话啰!”或是教导他可以把他的话语换句话说等。孩子曾经跟我辩论,“为什么同学可以打回去、可以讲脏话,为什么我不可以?”我想,如果大人听到这一句话都会立刻摆出权威说:就是不可以。我了解我的孩子,如果他没有想清楚,一味阻止只会让他心生不平。我当下告诉他:“妈妈有打你、骂你或用难听话对你吗?你想要吗?”他说:“没有、我不要”,我说:“如果你都不想要我这样对你,而我也没有这样对你,你也不可以这样对我”。

接下来我说:“你生气可以说出来、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和发泄,打人和骂脏话不是唯一的方式。同学都可以,不代表你也要跟着一起做,这是有选择性,例如妈妈从小生活地方到处都是充满三字经脏话或是管教孩子方式用打的,妈妈也没有因此就会打架、讲脏话或用打的方式管教你,这是可以选择的,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可以做选择,妈妈也帮助你”。

对于上述情境在生活中不断重复、不断争辩、不断练习,可能需要十次、二十次,甚至上百次、上千次,孩子慢慢长出自己的力量,减少学校同侪影响。此外,教导孩子情绪管理相当重要,孩子从小认识情绪、辨识情绪、表达发泄情绪及控制情绪,家人不会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就不可以哭、不可以撒娇、不可生气等。

由于孩子很聪明有领导及影响力特质,而其两性化特质让不分男女同学们经常会找他聊天、说心里话或写交换日志,我希望孩子对同学有正向影响力,偶尔他会问我一些同学的困扰,我们便会讨论各种解决方式。高年级时,有次孩子回家非常生气,又带着眼泪告诉我:“他们在回收场发现他们的作品,同学们非常生气,群体愤慨,不少孩子还哭了,展开拯救作品的行动,很多同学在Line疯狂批判老师行为。

我孩子相当重视和珍惜他的东西,学校有作品通常会带回家保存,家人如果要处理他的东西,都会经过他的同意或请他参与。这次事件让孩子晚上睡觉时还做恶梦,可见老师对孩子的行为已造成伤害。当孩子跟我说时,我立即接住孩子情绪,让他不断宣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孩子问我怎么办时,我当起军师,跟孩子讨论要如何处理?他也把我们讨论的方式跟同学讨论,决议先听听老师怎么说,希望老师可以说明并道歉,如果老师都没有,再由家长反应。

很可惜,当时老师似乎没有意识他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刚好孩子们在拯救作品时,有学校行政老师知道,班级家长代表知道,似乎有告知老师其行为的不妥,而且他仍然没有跟同学说明或道歉。此事件仍影响孩子的上学心情,我与孩子讨论由我写一封信给老师,信的内容经过孩子同意,也征求一位家长代表同意,联名寄给老师,内容陈述事件对孩子的影响,和期待老师说明和道歉。老师收到信后,终于有公开跟同学说明,但没有道歉,只小声跟我孩子和联名同学道歉。孩子回家后对老师行为虽有感到不满,但我只能跟孩子讨论为何老师不愿道歉背后的可能因素,我也指出老师愿意公开说明澄清相当不容易。

其实,现代的孩子承受许多压力与诱惑,包括学校里的课业及竞争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社会潮流和媒体诱惑,以及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的比较心态,经常压的孩子、家长喘不过气来,却忽略家庭关系、亲子情感、亲子相处的重要性。我家是个双薪家庭,我们工作很忙碌,但我们重视与孩子相处的任何时间。

很幸运,我有很好的婆家可以一起陪伴孩子,所以我孩子不用去安亲班、不用学才艺、他可以完成课业后做自己想做的事、跟家人谈天说地、一起看电视、看电影、讨论国际新闻、讨论性别议题、讨论人权问题、政治新闻、娱乐新闻及学校所见所闻。我们常说:性别是社会建构,无处不性别。性别教育要家庭生活开始、从自己以身作则开始、从自己下一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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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峦故事的美丽缘起

今年2018年WHA世界卫生大会5月底将于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能否参与会议的议题再度引起热议;尤其,今年宣传台湾医疗全球贡献的微电影“阿峦的作文课(英文片名A Perfect Pair)”上网宣传短短一个月,即创下六百万人次的高点击率,身为全程参越南女童阿峦国际医疗援助案的我而言,从募款到阿峦来台就医而后出院返家,过程甘苦交融,心情是百感交集的,也充分见证阿峦勇敢的生命故事。

我感动于阿峦的坚毅与勇敢;企业与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却也纳闷“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什么是国际医疗?”老实说,在台湾,“国际医疗”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是一个很冷门的话题,碍于国际政治现实,台湾推动国际医疗事务一直做得很辛苦,但其实台湾各医疗机构或团体默默持续做了好几十年,我们医院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话说从头,阿峦国际医疗援助案能够成真,甚至发展到如今传达医疗无国界的生命光辉,都是从我一个已经在天堂的朋友,中国附医国际医疗中心的贵人黄志皓先生开始的。

黄志皓是我的邻居,我们住在同一个眷村,他是我的小学学长。两年前,也是在过年期间;若不是黄志皓的“鸡婆”,他真的“很鸡婆地”拿着我的医疗援助案,去跟他宏福实业集团的老板提案。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黄志皓的热血和临门一脚,我们不会有机会和宏福实业集团携手共同帮助越南象腿女孩阿峦,一年以后,还因此多元创新模式而获得“国际医疗典范奖”的个人奖与团体奖;如果没有黄志皓的穿针引线,今年更不可能迎来第二个越南象腿刘小弟弟的援助个案。

黄志皓在两年前帮了我们最大的一个忙之后,他也在当年的11月因为癌症过世了!黄志皓学长,我想你在另一个宇宙的象限,有在看着我们吧!我们国际医疗中心团队没有辜负黄志皓学长的爱心,用坚定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实践救人的信念。

2016年1月5日,我上班第二天,因为真不知道要怎么做国际医疗?于是乎决定先去找我们部门的最高主管──国际医疗中心陈宏基院长聊聊。陈院长说,2012年曾经医疗援助过一个越南象腿女孩阮氏峦Loan(昵称阿峦),完成第一阶段的治疗,但后来因为经费的缘故无法来台回诊,所以病患的情况很不乐观(当时阿峦的腿不但发臭而且不断流出组织液),如果继续留在越南,恐怕难逃被截肢的命运!

当时我只是一股傻劲,一来觉得阿峦好可怜,二来觉得这是好的宣传素材,我想如果我们医疗团队证明可以解决重难症,那其他的疾病根本不是问题!于是乎,两年前的2月,趁着台商都回台过年时,我打电话给小时候的邻居,也是小学学长黄志皓。黄在北越的鞋厂工作,我跟他说起了这个待援助的小女孩,他跟我说他的老板可能会有兴趣。叫我赶快把企划案给他,于是我就匆匆忙忙地在过年时给他企划案。email 之后,并没有收到立即的回覆!我和黄志皓都觉得可能就此结案了。那段时间我也询问过其他的公司,但都石沈大海。

两个多月里,我拿着在行销公司所学到的业务看家本领四处找钱,却募不到一分钱,实在是良心不安。于是自行决定到庙宇帮阿峦做点消业障的法事,这时候真的不得不相信有“神明”啊!做完法事后的一个星期,竟然接到黄志皓的电话,他说他的老板在4月8日要见我,要谈医疗援助象腿女孩的专案;4月8日上午,我和陈宏基院长见了宏福实业集团的高层,不到半小时,宏福便答应赞助阿峦的250万台币的医疗费。

OMG!天啊!真是一切荣耀归于上帝!我的第一例国际医疗援助案从天而降。接下这个案子才深刻体会不是光有“勇敢”或“热情”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其中有太多细节,是当初兴冲冲去找钱的我,所没有预料到的。譬如说,被援助的国际病人万一在手术中病危,我们该怎么办?

阿峦在进行第二次手术时,左腿的血块上冲到肺部,竟然在手术室中发生肺栓塞,停止心跳了⋯⋯(医疗团队已预判此可能)所幸被发现得早!那个周末真是难熬,我陪着阿峦父亲在手术室外面等消息,看着一批批的医护人员轮番上阵进行CPR,帮阿峦装上的叶克膜还不够挽回她的脆弱生命,小儿心脏科还特别从台北借调了专治肺栓塞的机器EKOS,大家通力合作,在跟死神的拔河的过程中,我们赢得好辛苦!

回想起来那真是心惊胆颤的一周,进进出出加护病房多次,我们是把阿峦救回来了,但阿峦在过程中缺氧太久,她会不会变成“植物人”?真不好意思说,我那时真的去求观世音菩萨,也去求圣母玛利亚了!加护病房主任也带着同是天主教徒的峦爸每天祷告,天主教的越南志工也来打气!忙乱一阵之后,阿峦出了加护病房,我们特别办了一个小party,看到阿峦和一群小朋友正常的互动之后,我们确定阿峦“复活”了!

但援助款支付自费的救命器材后所剩无几,即将超支,我思考了一周没有其他的办法,决定再拖着陈院长,去跟宏福“老实说”⋯⋯“宏福实业集团”真是老天爷派来的天使无误,在“老实说”之后,他们很快地又汇来150万的医药费,而且承诺会一直负担阿峦在本院的费用到痊愈!

在越南深耕多年的宏福实业集团,在越南有近二十万的员工。他们一方面觉得在事业有成后,透过医疗协助当地的民众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也对中国附医的医疗品质深具信心(要感谢本院全体员工的努力)。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宏福更是赞助了北越媒体 VietnamPlus (如同台湾的中央社)来本院采访。越通社回越南之后,写了关于九篇阿峦来台就医的报导,其中包含一篇中国附医的专访。

除了赞助医药费和越南媒体的来采访的旅费,宏福实业集团还做了几双昂贵的订制鞋给阿峦。宏福深知建立品牌价值的重要性,也充分尊重专业,非常好沟通。今年3月底,宏福再次与我们合作第二例越南国际医疗援助案,同样是罹患“先天性静脉及淋巴畸形骨肥大症候群(俗称象腿)”的5岁刘小弟弟,我们又再度得到救人的机会。能有机会阐述阿峦国际医疗援助案的点滴过程,真是感谢上天,感谢过程的每个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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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

“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是好多新住民的心声,尽管他们来到台湾这块土地好多年了,大家还是不认为他们是台湾人;在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持续有人努力透过教育、透过文化交流,要让他乡变故乡⋯⋯暑假马上就要到来,形形色色的“夏令营”、“小小医师营”、“体验营”,动辄万元以上的报名费,是几乎秒杀的热门营队。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从小接触,能够让他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机会与启发。

然而,这样的费用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负担得起的。我们又如何让这些孩子能够有多一点的资源、多一点的机会?这个礼拜在台中有一场很特别的“小小医师科学成长营”,报名费用完全免费,但是限定给新住民的小朋友报名,如果不是新住民,来自相对弱势家庭的孩子也同样欢迎报名。策画活动的发想,是有感于新住民在台湾照顾台湾长辈以及儿女,但是新住民自身的健康医疗保健常常遭到忽略。因此希望透过教育扎根,让老师、同学和新住民互相交流学习。营队希望父母能够和孩子一起参加,特别是爸爸,亲子共游、共玩,共学。

要办一场营队可不容易,经过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绞尽脑汁地设计活动、推演流程。整场营队由大学医学系学会成员负责统筹规划,有嗜菌体模型毛根制作、中药膳疗饮品制作、急救包扎学习、心肺复苏术、急救演练与哈姆立克急救法教学、医院参访、万金油制作、细胞模型制作等,丰富的活动中看到每位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学习、体验小小医师科学家的成长活动,也带来满满的回忆。

营队只是第一阶段,能让新住民父母与子女都能够了解台湾医护的专业教育与训练方式,第二阶段希望能在营队结束后提供子女未来就读医护专业学校之推甄或申请建议,第三阶段更希望能够在制度上结合学校多元入学及招生政策,配合繁星计画或公费训练方式招收新住民、弱势家庭、偏远地区学生入学,并在寒暑假营队阶段甄选适合之学生国高中进行辅导,协助高中毕业后能进入相关科系就读,而学生毕业后依其公费计画留在家乡服务,培养台湾健康的下一代!

“不要再叫我外籍新娘!”是好多新住民的心声,尽管他们已经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好多年了,大家还是不认为他们是台湾人、不认为他们是“我们的一分子”。很多新二代因而选择隐藏自己的身分……如何改变这样的现况呢?透过教育和文化交流,让新住民和新二代认识台湾,同时也让大家都知道新住民、新移民就是我们的一分子。台湾就是大家的新故乡,因为新住民,让台湾更丰盛,新住民是台湾很多家庭,很多产业,最重要的支柱,会继续在更多产业领域,带给台湾社会不一样的新活力!

“在年轻的灵魂播撒一颗关怀利他的种子,未来他们将回报社会一片蓊郁的森林。”医学院林俊哲教授这么说,他是活动的发起人。透过教育,让学生学习“关怀”;透过教育,让学生学会“利他”。在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持续有人默默地努力,透过教育、透过文化交流,希望能够让台湾的未来更好!

我哥哥接受了價格,然後我就成了這個男孩的妻子。”這樣一起明顯的“綁架”事件,在特定的地點,特定的風氣下,僅用酒和錢就變成了一樁“婚事”,多麼荒誕!然而更讓人感到震驚和遺憾的是梅在童婚事件後說的話,她說,“如果我不在這個年齡結婚,我可以去學校,培養成為一名教師的夢想。 但是,如果我成為一名教師,村裡就沒有男人願意嫁給我(越南一些農村女性18歲不嫁人就是“被擱置的剩女”)。越南新娘他們不喜歡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他們更喜歡能夠在田地裡努力工作的年輕人……現在我結婚了,我將像村裡其他已婚女孩一樣過著自己的生活:照顧家庭,在田間工作,分娩”。

最後說:“雖然我(對婚事)不高興,但因為我是女孩,我無法改變這一點”。我們震驚的是梅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事實,而遺憾的是梅作為一個女孩子無力憑藉自己的力量來反抗整個社會。給大家分享一下怎麼才能娶到一個真正想過日子的越南老婆,預防不法分子。中國有一部分人買了越南老婆,最後跑掉了,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這些人買到的越南老婆其實都不是正規管道來的,大部分是被拐賣或欺騙過來的,這跟人販子沒什麼區別,用買來的老婆,思想上就是花錢買來的,行為上也是用買來的來對待,這樣根本就不是一種正常的夫妻關係,又怎麼能夠過好日子。

https://www.givelove.com.tw/找個越南新娘一定要雙方都看對眼才行,這種東西必須要你情我願才可以,其次我們要把自己的情況,家庭情況跟人家說清楚,沒必要去隱瞞,實話實說才能找到更合適的。越南女人有很多想嫁到中國來的,但是被這些不法分子搞得名聲不好,反而真正想嫁的卻深受其害。越南女人要求都不高,其實她們最想要的是一個家,一個可靠的真正想過日子的男人。越南女人為什麼願意嫁到中國來,大部分是因為貧困,中國比他們發達都還有一部分貧困家庭,越南和中國差距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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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交通事故死亡率高

交通部、警政署统计显示,台湾2016年道路交通事故30天内死亡人数2,877人,涵盖A1类(立即死亡与24小时内死亡)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604人,约即一天约8人因车祸丧命,代表每天需因车祸损失8个人的社会产值、需额外替8个经济濒临瓦解的家庭付出社会成本。

据日本警察厅(National Police Agency)发表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统计[1],2017年度总共3,694人丧生,创下二战后最低纪录,日本与台湾两国人口差了约5.3倍,如对比两国的每千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2],得到惊人的数字,台湾每千万人有1,250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日本每千万人则有290人身亡,台湾与日本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差异比例为4.4倍。

我们可以发现到,日本是大众运输轨道发达国家,很多即使人口不多的城市,像不到100万人口的山梨县、鸟取县等就有电车或路面轻轨,这可能与交通事故死亡率低有相关。台湾非轨道运输发达国家,而每千人拥有汽车数约337辆、机车密度世界第一,汽机车追撞、互撞等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有日本媒体人野岛刚观察台湾马路现象有感而发说,台湾汽车驾驶人态度较傲慢,将马路当专属汽车空间,不太礼让行人,他认为唯有驾驶人谦卑,才能减少交通事故。其实,汽机车驾驶人在马路上除要谦卑行驶外,遵照交通规则也很重要。

日本的交通事故低死亡率,与日本政府修改《道路交通法》、推动交通整治等综合性措施有关,更重要的是,日本警方和学校不断宣导交通政策、努力改善驾驶人习惯,过去校长会在朝会叮咛孩童,“车子就是狮子”,从小养成日本人遵守交通法规、日本政府严格执法也是交通事故少的重要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仿效日本政府做法,学习他们好的交通管理方式,再想办法降低台湾相当高的交通事故死亡率。

交通事故高死亡率,政府定期召开的道安会报势必要彻底检讨,中央、地方政府虽然定期举办道安会报,但近4年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平均后每年约40万,平均每日发生近1100件交通事故,如要有效降低事故案件,得要由交通部门、警察部门,新闻部门等彻底反省,找出症结对症下药,也许道安会报也需要透过外部评鉴机制,让道安会报发挥功能。

目前各直辖市、县(市)政府道安会报主要由交通部道安督导委员会监督与查核,属于上级机关评鉴,再来看地方政府道安会报架构,以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导会报设置要点为例,仅有遴聘专业学者担任顾问,列席道安会报提供谘询,尚称不上真正的外部评鉴。

外部评鉴目的即为道安会报打分数,主要由专业交通学术机构、交通社团或一般用路人等组成共同评鉴道安会报成效,透过设立一套各政府都适用的评鉴机制,用此准则来监督各地方道安会报是否落实交通安全、检视道安会报各类缺失与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更多细节仍有待大众更多讨论。

最后,建议政府更要加强推广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特别在上下班期间取代私家汽机车的习惯要养成;政府也要重视各地的轨道(高铁、台铁、捷运与轻轨等)建设,以轨道为主全面升级大众运输系统,目的是为了降低伤亡人数,减少个人、家庭为此付出的庞大医疗、社会成本。

近年來資訊科技加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的影響不僅衝擊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等面向,甚至擴及國家主權及地球生態體系。企業活動在全球化的引領下,不僅對全球經濟產生結構性的影響,亦直接、間接造成氣候變遷、空氣污染、土壤流失、廢棄物污染及能源供需
等生態問題,威脅全球存續與發展。全球化、科技化、跨時區的商業活動,造成世界、社會及經濟秩序的解構,迫使人類、政府組織及企業重新省思,也喚起企業與團體組織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的標準,亦隨著社會期望而日益提高。

企業社會責任獎:由遠見雜誌自 94 年開始每年辦理一次,係以八大構面:企業社會政策與管理系統、財務管理與透明度、環境政策、公平競爭、勞資關係與員工福利、社會參與、消費者權益及利害關係人議和與溝通機制等進行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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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媒体如何把吴音宁幼体化

“北农风波”不知不觉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对北农总经理吴音宁的各种爆料、批评只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媒体剪接议会质询的桥段进行抹黑,近日台北市长柯文哲甚至大动作跑去查帐(然后查无不法),整件事情已经到了让人觉得荒谬的程度。而依照国民党议员与柯文哲联手打吴的态势来看,这场泥巴战还会持续很久。

在事实的层面,这整起事件实在过于简单,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种程度的谎话也讲得出来。早已有关心台湾农业的学者写了数篇认真且具体的澄清文章(如陈方隅的这篇(link is external)[1]以及这篇(link is external)[2],还有徐世荣的这篇(link is external)[3],以及吴浚彦整理的资料(link is external)[4])是非黑白一翻就明。然而,在这团抹黑风暴当中,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媒体的修辞技巧。在媒体上最常出现的是“神隐少女”、“靠爸”以及“小白兔误闯丛林”等修辞。我打算讨论在这一连串风波当中,这些修辞试图造成什么效果,以及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在性别与亲属的面向。

首先,“神隐少女”一方面强调吴音宁没有接受媒体采访的“神隐”(事实上她在北农里面处里拍卖事项),另外一方面刻划她“少女”的形象。“少女”代表年轻女性,而且通常代表未婚的年轻女性。在传统汉人社会当中,性别常常被当作公与私的分界。男性垄断“公”的事情,不屑介入“私”的──女性的──领域,认为管太多“家内事”有损阳刚气质与男性“一家之主”的身份。相对的,女性或许可以在家中很有权力,但对外却没有权威。就算家中妻强夫弱,遇到“公”的事情:祭祖、分家、酬神,还是要由男性代表出面。因此,北农风波中吴音宁的性别会被加强刻划,其实就是要摧毁她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把她“赶回私领域”。

除了已经在PTT八卦版每一篇文章底下出现的“母猪”之外(这绝对是毫无闪躲空间的荡妇羞辱了),吴音宁的性别在整起事件中会被凸显,其实并不特别意外。台湾有不少女性政治人物,但却少有“女性化”的政治人物。所有的政治人物,不分性别,都被认为要表现出果决、自信、专业、强悍的特质,就算是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也要讲的头头是道。迟疑会被当成否认,协商会被视为软弱。而吴音宁恰好就是这一切的反面。听她说话的第一印象就是轻、慢又带点不确定性,让人想到一条不知道有多深的河。

跟下一个“靠爸”(表示吴音宁是因为父亲吴晟的关系才获得这个职位)放在一起看,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攻击者试图把吴音宁幼体化,创造她“小女孩”的形象。“成家立业”常常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独立的指标,也是一个人是否能在公共场合中拥有话语权的重要条件。吴音宁早就已经自立许久,但这次攻击者藉由强调她与父亲的关系,暗示她仍然需要父亲的“帮助”,进一步消解吴音宁做为独立个体的适格性。

“误入丛林的小白兔”的说法就更加恶劣了,因为这暗示着她──如同所有的性侵受害者一样──“没有好好保护自己”,因此受到这么多抹黑、污蔑都是“自找的”。如此一来就没人关心加害者的责任了:怎么没人讨论丛林里面的那些大野狼呢?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连串的攻击想要塑造一个气氛:吴音宁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格,她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她不成熟且缺乏判断风险的能力,最后,她作为“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她──而不是那些攻击抹黑的人──要为这一切的混乱负责。

这样的讨论让我们看到这一连串政治攻击当中,在地化的面向。这并不只是某一起政治攻击,而是发生在台湾这个仍然以家父长价值主导,崇尚阳刚价值的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攻击。那么,理所当然的,会为这些攻击买单的受众,自然是拥抱这一切价值的党派支持者。这些攻击者,包括台北市议员与市长柯文哲,透过这一连串的阳刚展演以及对于阴性气质的诋毁,进行了一场与选民的互动: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习惯在公共场合周旋,讲话自信心爆棚,可以毫不思考捍卫自己一切立场的人──才有资格出来当官。

语言与性别问题已是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国内外的语言学家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并证明了不同性别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进而阐述了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作为语言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称谓语同样具有性别上的差异。不过,在我国语言学界,称谓语的性别研究基本上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称谓语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不可分割。称谓语的变迁能够反映出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和不同的社会期望,称谓语的语义色彩能够体现出社会文化意识对两性的倾向性态度。同时,性别又对称谓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制约作用。因此,称谓语的性别差异研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旨在把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称谓语性别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强调的“人和社会”的角度,审视性别差异在称谓语上的表现,探索语言性别研究的新领域,丰富该项研究的内容,同时进行方法上的探索,揭示称谓语体系中的性别特征以及两性使用称谓语的情况,探究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 社会语言学性别称谓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上说,它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系统普遍规律的认识,能够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解释语言内部的发展变化,以及外部因素对语言结构本身的影响,揭示性别这种社会因素同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 从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上讲,重视性别称谓语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促进汉语言教学的发展。

从实践意义上说,它能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异同,对两性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具有现实意义。 从社会意义上说,称谓语的性别差异研究能够规范一些有争议的语言现象,在社会交际中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面对纷繁复杂的称谓语现象,笔者用七章篇幅分别介绍了语言与性别、称谓语的研究现状,对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中的性别表现特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性别特点集中表现在内外有别、称谓词量不对等和男尊女卑三个方面。男性和女性在姓名的构成和使用上体现了各自的特点,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时代背景以及两性社会地位的升降起伏。

为了了解青年人称谓语使用的现状及其对称谓语的语言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的差异,笔者在小范围内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主要社会称谓语的使用情况调查;称谓语的态度和习得情况调查。由于本文是从性别这个角度来研究称谓语的,所以调查的重点是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怎么称呼不同的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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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面切入 务实处理不适任教师

上个月新北市接连爆发‘导师用公审方式带小一生(link is external)’、‘学校包庇长期霸凌公审受害学生(link is external)’、‘师生集体霸凌恋爱学生致其自杀(link is external)’案,件件触目惊心。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除了有情节轻重之分,“老师有问题”似乎是这一辈与下一代共通的经验,一提到上课照本宣科、缺乏热诚甚至是怪怪的老师,几乎都能得到回响,不适任教师可以说是台湾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政党都轮替那么多次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不适任教师问题依旧无解?

我国现行教师的权利义务工作权保障等是规范在教师法中,其中第14条虽规范了剥夺教师工作权的各项规定与程序,在教学不力、不能胜任工作等不适任教师的处理上,却几乎发挥不了作用。除了法律设计,通过教师代表过半的教评会决议不易外,也常因学校不熟悉法律程序,让实际汰除的不适任教师寥寥可数。

面对不适任教师处理的困境,校长团体与家长团体虽然已认识到无法藉由教师评鉴淘汰不适任教师,而将期待放在教师法的修法上,但想要让教师团体对长期以来拉锯的教评会教师比例让步,没有想像中容易。先不说下个会期是预算会期,可以用来处理法案的时间有限,面对组织力量庞大教师团体,只怕修法仍会陷入泥沼。因此,假如不想让不适任教师问题继续延宕,比较可行的是在现行的法律架构下想办法。

在不修改母法下,教育部去年修改了‘处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不适任教师应行注意事项(link is external)’,授权各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成立教师专业审查委员会(专审会)及谘询小组,藉由引进公正、专业的外部力量,协助调查、辅导,同时也提供学校法令谘询,避免先前程序瑕疵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署长的说法(link is external),目前已有16个县市成立专审会,台南市跟云林县的专审会并已开始运作。

依照国教署专审会的设计,将过去由学校教评会一手负责的成案、调查、辅导都转由主管机关专审会处理,但最终的停聘、解聘、不续聘等决议,还是在学校的教评会,不但未更动原先敏感的教师比例,也可解决过去学校人情压力、法律及辅导专业不足等问题。且在专审会专业意见下,也会对学校教评会决议产生压力,避免师师相护。

这套新的制度才刚上路,还看不到成效,但对处理不适任教师的努力,自当是乐观其成。然而必须要提醒,即便这套制度可以有效解决不适任教师问题,恐怕仍与家长、学生的期待有段落差。简单的说,会进到通报系统的,多半是情节重大的少数个案,除非有显而易见夸张的行径,不然像是与家长沟通不良、教学不认真等,都未必可以成案而受到处理,只怕专审会的成立仍无法舒缓家长的焦虑。

因此除了教育部新推出的专审会外,建议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可以再多做一点:开放专审会除受理学校申请的调查案件外,也要接受家长的检举。很多家长可能会顾及向学校检举是否不利学生,转而向媒体或民代求助,涉入的人变多了,很可能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误解,增加处理困难。与其让家长四处求助,为什么不想办法纳入体制中来寻求解决?

一旦开放家长也可以向地方政府专审会通报,会不会造成浮滥甚至随意乱指控,增加行政与学校的负担?当然会,除了原本理应处理的重大情节案件外,一定多了很多因沟通不良、认知差距的“乌龙案件”。但不要忘了,原本的制度仅有重大案件进得来,但“教学不认真”却还未到“教学不力”就没有问题了吗?从协助的角度来说,如果可以在初期阶段即获得专业协助与介入,不是对师生更有利?

况且孩子的教育不是老师单方面的事,需要与家长经常沟通。一旦有这样的制度,将会驱使老师与家长更密切的沟通、化解误会,对学生的学习、教法、进度乃至身心状态有更紧密的瞭解与合作。十二年国教的课程愿景不是标举着“成就每一个孩子——适性扬才、终身学习”?只有家长与教师的密切合作,适性扬才才不会成为空话。

换言之,这些年来家长与教师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教师的地位不若以往般尊崇,另外教育水准普遍提高下,任何人都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加上社会虽快速变迁,家长、教师乃至一般大众,也未即时调整对教育的看法与彼此期待,使得家长与教师间容易产生误会。也因此,不论是否为了处理不适任教师,为了提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品质,家长与教师间的密切合作是不可缺的。随着少子化,学生人数减少,为降低生师比,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是可以善用这个机会,让老师减少教导学生数,花更多的时间在个别学生身上。

因此除了专审会外,为了促成亲师有更多的沟通与互动的机会,建议地方教育主管机关跟学校可以尝试设计更多类似家长日、亲师座谈会等活动,抛砖引玉,协助家长与教师更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家长与教师沟通顺畅,对教师的误解自然会减少。

最后必须强调,孩子的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很多家长的教育观念需要与时俱进,甚至厘清似是而非的教育理念。教育主管机关有没有可能透过类似社区大学或非营利团体,举办家长的教育成长活动、设计亲子共学共玩等活动,让家长也随着孩子一起学习?只有教师、家长与教育行政的一起成长、一起努力,才有可能创造孩子的最佳学习环境,不适任教师的处理也才会露出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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