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价值的经济策略

红色供应炼是过去八年马政府亲中经济政策培养出来的产物,它的特点是对台湾目前产业的替代性高,它有中国低工资,内需市场及共产党政府的支持。过去跟他们互动高的产业都面临他们的竞争,结果就是失血行销,从压低工资到溃败被低价收购,进一步透过资本市场运作,用台湾钱控制台湾产业。这己经不是假设性议题,而是马政府末期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也是马政府八年经济政策的总结。

如何跳脱这个困境是台湾经济迫切的议题,政治上换掉这个欺骗,坑杀台湾产业的国民党政权,经济上新兴的经济模式是必行之路,台积电以领先技术及世界市场为标的。领先技术及世界市场是新经济的重要元素。

新经济要永续发展,除了技术及市场外,我们仍然回到原点。什么产业策略可以创造未来二十年台湾的繁荣呢?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论述创新的意义时,明确的表示:创新并不只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价值”。价值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能使台湾经济挥别低迷的负成长的新兴产业必须建立在价值,领先技术及世界市场上。最有名的新兴产业是生技,能源与生态保育绿色产能,还有特定应用的软体产业、休闲服务与高品质的制造业。新兴产业创造世界市场须求,使得经济持续成长。

无论在技术上、市场上,与价值上,台湾经济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一九四○年代,台湾以“绿色台湾”的农业科技与成就踏上世界舞台,一九八○年代,以“电脑台湾”的制造业成就在国际上发光,也带动了一波的经济发展。当台湾在新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再占有优势时,就必须创造新的优势,从“价值”改变起,“绿色价值”是跳脱中国追杀与世界接轨的经济策略。

以“绿色价值”为中心的成功经济范例就是纽西兰,绿色、科技、人文、美感与旅游打造了南半球快速成长的国家。与纽西兰相比,台湾除了农业科技与生态森林之外还高科技产业,充沛的高品质工作者,持续科技产业的领先,重新打造一个永续发展的绿色国家。

“绿色价值”经济策略就是以“绿色”为基本思考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农业上、工业上、生活上乃至于人文上的绿色价值。农业上朝向有机农业,工业上以绿色产品供应链,绿色产能,绿色电脑为发展方向,公共建设以生态保育为主轴。绿色价值,技术领先与世界市场是他的三个主要元素。

绿色价值链可定义为: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产品营销和物流、产品消费直至回收再生的动态闭环流程,此流程兼顾商业目标和道德目标,将绿色产品价值和绿色社会价值纳入价值范畴,以最大化绿色价值为目标的过程。绿色价值链可定义为: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产品营销和物流、产品消费直至回收再生的动态闭环流程,此流程兼顾商业目标和道德目标,将绿色产品价值和绿色社会价值纳入价值范畴,以最大化绿色价值为目标的过程。价值链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一种寻求企业竞争优势的工具。

价值链思想认为企业的价值增值过程,按照经济和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个价值活动,这些价值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价值链。价值活动可分为主要环节活动和维持性活动。主要环节活动涉及产品实物创造、向买方的销售和分销以及售后服务;维持性活动是主要环节活动的支持性系统。

能够增加价值的主要活动环节有:(1)内部后勤管理—— 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仓储和存货控制;(2) 经营过程管理—— 生产、产品包装、设备维修、保证质量措施等;(3)外部后勤管理— —收集、储藏、运送最终产品和发货等活动:(4)售后服务管理——安装、技术援助、备用零件处理和维修等活动。维持性活动能增加价值的具体环节有:(1)技术及研究开发——产品加工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基本数据和信息处理等;(2)人力资源管理——招聘员工、培训、员工评价等;(3)全面经营管理——全面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信息处理、律师法律咨询以及安全与保障活动等。

企业以独特的方式去重组价值链体系中的环节以及提升各环节的层次,是企业获取或增加竞争优势的源泉,是向顾客转移尽可能多的价值的途径。上述价值链的各环节都蕴含着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对上述各环节进行绿色创新从而形成绿色价值链的概念。引入绿色价值概念并将传统价值链进行闭环连接从而形成绿色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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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法西斯成了法西斯

随着台湾主体意识反映在政治上的政权轮替,人民开始会注意并思考到关于空间正义的主体性问题,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关注的地域性自然会从首都开始。事实上,从柯文哲推动城市美学、拆除忠孝桥引道以来,到福禄猴引发的公共美学争议。

再到前几日随二二八而高涨的“全台装置艺术‘蒋’(link is external)”活动,都是台湾人民在伸张政治主体性之后,开始意识到空间美学及其合理性的集体反映。其中,空间的去威权化,并不是突来的破坏公物主义(vandalism),恰相反地,它是为去除公共空间长期被私有党政威权符号占据的迟来正义。

正由于公共空间涉及了集体意识的价值判断(道德的或美学的),故而去威权化的成败关键,往往不是在于威权者是否被推翻或已然不在,而是在于人民在政治压迫历史中形成的集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能否自愈,或是选择让精神上的威权亡灵阴魂不散。

以近日最受关注的政大教官撕毁学生社团二二八活动传单一事为例,即便社会舆论的普遍风向认为教官及驻警擅自驱赶学生、撕毁社团海报实属不当──连教育部长吴思华也坦言此举“不够恰当”──然而仍有不少心理上仍受威权时代制约的族群,将学生的行为视为“作乱”甚至“暴力”。新党青年军林明正甚至公开送花力挺该主任教官,并在脸书公开表示(link is external)近日对此事的批判舆论只是“绿营与独媒的疯狂围剿”,而以行动表达言论自由的政大学生代表的是“台独法西斯”和“绿营暴民”。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政大主任教官张惠玲或是林明正,反映的可能不只是少数极右派的政治立场,更是许多精神上遭威权殖民、只求安定、习惯驯顺的中产阶级观感。他们对于校园去蒋化的立场,与对于太阳花、反课纲、街头运动乃至公开台独的立场,带有相当一致的反感、仇视与恐惧。在害怕改变的他们眼里,反法西斯就是法西斯。

事件的重点不在于学生在蒋公铜像贴上二二八受难者生平传单是否毁损了具体的“公物”或环境,以及在公布栏张贴是否违反校规,而在于这些学子非暴力的表达行为触犯了威权既得利益者和驯顺中产阶级的道德禁忌,阉割了抽象的空间“阳具”情结。试问,学生们破坏或霸占了什么、使用了什么暴力伤害了谁?

如果今天是在没有威权象征的空间擅自张贴不会勾起威权共犯结构罪恶感的海报,还会惊动教官及驻校警的关切吗?当学生们无法透过校内体制对空间威权提出合理性的重新检讨或批判,他们除了以这种方式呈现威权象征的时代突兀感外,还能有更适切的表达型式吗?心虚,或者“见笑转生气”,才是威权共犯者要孩子们闭嘴的真正原因,而孩子们做的,只是提醒了大人们被威权霸占的心灵空间,是否该让它恢复敞开。

遍布岛屿各地的强人铜像是否应该拆除或另移他处,涉及了历史、文化以及权力语言的符号诠释问题。该怎么做才能兼顾纪录历史、社会反思与空间民主,这容或尚有讨论空间,但一味地阻止、污蔑人民对旧威权象征进行空间表述/对话,只是更欲盖弥彰地证实这类象征的确仍代言着威权遗毒在当代的挥之不去。

也许,那些指着反法西斯骂法西斯的人,可以学学苏格兰人的幽默感,看看那屹立于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门口的威灵顿公爵铜像(link is external)。这位大英帝国“伟人”自1980年代以来,就经常被市民戴上交通锥,这个当地传统甚至被知名的Lonely planet旅游指南列入“十大地球上最奇异的纪念碑”。曾经,市议会试图编列65,000欧元预算将铜像基座垫高,以防止人们爬上去放三角锥并维护市容,然而最后却在民众的反对声浪下取消了计画。

如今,这座铜像藉不同装饰被赋予各种意义,人们甚至让它戴上蓝白相间的三角锥、手持“Yes”旗帜来为苏格兰独立站台。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门口的威灵顿公爵铜像,向来自世界的到访者传达了这座城市的诙谐性格。那么,台湾的蒋公铜像又传达了什么?空间的去威权化,不一定非得将占据实体移除,更重要的反而是被殖民者在精神上从威权制约中的自我解放。

当一个社会存在着一群人(似乎为数不少)可以指着试图解放空间威权的其他人大骂法西斯时,我想,这些人赋予强人铜像的唯一意涵就正是法西斯主义。在这条去威权化之路上,真正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外来的殖民者,而是我们自己透过社会共犯/从犯心理对自我不断的精神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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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眼看中国梦

近年,这些价值观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的观光景点、巷道街弄、工地铁皮外墙传播着,无论是透过大型看板还是任何有屏幕的影音媒体,甚至一般店家门口的跑马灯都处处可见,这种洗脑、不停播送的方式,让人想不注意都不行。

“大陆(中国)的学生都比你们这些台湾学生认真多了!”“大陆市场那么大,不要只在台湾发展当井底之蛙了!”“大陆已经是一个很进步了,不要还在台湾享受着那些小确幸!”平时常会听到这些说法,无论是讨论、闲聊或是长辈们的说教,对于以上的说法,有时会觉得唠叨、不耐烦,但也多是透过报章杂志电视媒体的转述来认识中国这个国家。

“文明?高铁上强国人当场脱裤解放!”“陆客(中国观光客)大举入侵,生态环境遭随意破坏!”“陆客买力十足,店家大批上架准备迎客”正反两极的评价,搞得人家头好痛好混乱(?)。对于中国人我们有着不一样的认知,“财大”、“不文明”、“进步”、“竞争力强”众说纷纭,但在亲身看见、体验前,也都是透过这些媒介以及耳闻所得知的。

坦白说,笔者也是受到身边的人、媒体传播所影响的平凡人,起初对于中国没什么好感,但我不停的去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没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仅透过外界的说词而妄自下定论,根本是虚假的公平正义。于是觉得必须亲自去看看这个讨厌的国家。

“交换去中国?也太浪费了吧!”“你不是讨厌中国吗?干嘛去受罪折磨自己?”决定到中国交换前,许多身边的人多是讪笑、疑惑或是鄙视,仅有少数的鼓励和支持。而过去在许多因缘际会下,有机会到中国和一些大学、企业进行交流。但与交换相比,根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项目。

先来简单谈谈“交流”,就是对方某个单位替我方做好完善的安排,无论吃喝拉撒睡。交流都会有一个主题,一开始会邀请一些“高级长官”来跟大家致词,内容不外乎就是“两岸一家亲”,接着请个知名人士来畅谈“中国梦”,然后会有双方的交流,内容多关乎学术或学生组织,接着就会把我们拎上车逛逛该省的知名景点,在闲聊期间吃吃豆腐、唱唱七子之歌,最后一个感伤的闭幕式彼此要再联络、大家都是一家人等作为结束。

总体来说体验不到当地真的生活方式,且会被灌输一些观念或他们的强项(虽然说这点在每个地方都是必然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将各“城市规划馆”作为景点,解说员铿锵有力的滔滔述说,彷佛讲者与听者正共同编织着伟大的中国梦。

但这次的交换,对中国有了不一样的诠释和改观。交换,除了校园生活外,更应该把握机会到中国各地去看看,毕竟中国土地之辽阔、文化风情之复杂,不亲身去体验一下根本辜负此行,中国人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还无法把整个中国探索完,更何况只是个半年的过客。透过这个机会到中国去看看,一个常被众人塑造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先从学习说起。中国南京大学是中国前十名的名校,而也常听闻中国学生努力向上,某蔡姓前立委更是大赞早起念书一事,其实,确实是有的,但是不可讳言的是,耍废摆烂的也是一堆。选择了两门课,一门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广告拍摄,一门则是要个人上台报告。本人已经算是蛮爱翘课的人了,虽然在中国比较节制,但也因此见证了他们课堂出席率的表现。

过去误以为他们会着重于个人成绩,但在上台报告时,眼见每个人都拿着一张纸草草的念过,而课堂上两位台湾人都是用简报报告,报告完老师马上训台下的中国学生说台湾的同学都比较认真!那就更不用说团体拍摄了,每次来的都是同样几个人,其他人不是要实习就是要处理私事,但相信这只是个案,其他中国学生还是很棒的。

而一直被诟病的,从上车插队推挤、搭乘地铁不会先下后上、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大小便、开车不礼让大按喇叭、讲话大声、仇日⋯⋯各种能想到的画面,确实都是看得到的。但总体来说不能怪罪于中国人本身,而应该去探讨的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和身处的环境。

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不文明的行为,其实是源自大家仍习惯于过去乡村型态的生活,相较于都市生活来的自在没有拘束,而因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关系,在经济、科技快速崛起的状况下,这些行为会更明显,简单来说部分的人根本还没准备好开始使用这些新颖的产物,仍活在过去既有的习惯中,亦或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期,老一辈的人还在适应,而新一辈的人可能比较快进入状况,但毕竟他们的教育依旧是源自上一代的思维。

此外,不得不承认的一点,中国人基数是大的,所以无论哪方面来看人都是多的,市场大、不文明的人多、认真读书的人多、翘课的人也多,把镜头转回台湾,这些行为台湾就没有吗?只是我们人比较少而已。不过更要面对的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而产生了竞争力,软硬体上国家的政策与大力兴设,世界的竞合,台湾势必较为吃亏,生活环境上,使得台湾人生活的相对安逸。我们看到了不文明,但不能忽略那些在峰头上的佼佼者。

讨厌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在你眼里或许中国跟台湾很像,一样是用汉语(中文)当作大宗沟通的语言,一样有许多类似的文化,但当今天都只是透过别人来了解每一项人事物,那一定无法那么全面。

在这之前我讨厌中国,但在还没亲自体验这个国家之前,或许说不出讨厌在哪里,而且又凭什么讨厌。站在天安门前拍了“点亮台湾”和“台湾国”护照后,当下以为中国、公安给予人民自由,但是当回到台湾被黄安点亮、被中国网友围剿后才发现原来中国政府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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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妳记得我们,可是~

总统大选投票的前夜,下了一夜冷雨,但是板桥体育场内羣众沸腾。台上,蔡英文的头发已经被浸湿,她的声音有点哑,但是很清楚,她告诉台下所有群众,她过去曾在埔里教过小朋友英文的事──他们现在已经长大念大学了,她在台上对他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还记得你们⋯⋯”。

她真的记得这些孩子,不是随便讲讲,因为就在上一周,蔡英文在公开的演讲中,提到了她为经济弱势儿童规划的“教育发展帐户”,由政府每年提拨15000元,家长或社会帮助另外15000元,一年共存入30000元,先把时间因素等排除,18年就有54万元,成为他们的教育基金。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让弱势儿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让他们长大后陷入低学历、低技术、低社会参与度的循环。

当年小英教过的国中生,有一些现在已经上大学了,这些身在偏乡经济弱势的孩子们,念的都是私立大学,都靠学贷在付学费,寒暑假则在便利商店、加油站、餐厅打工,或者上山帮忙种菜卖菜存生活费。长远看来,“教育发展帐户”的确可以解决弱势家庭孩子没钱付私立大学学费的问题。

弱势孩子的“经济发展帐户”,是一个鼓励“弱势父母为孩子的未来存钱”的政策。这是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但是我们来看看它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弱势父母有能力为子女存钱吗?弱势家庭就是经济困难寅吃卯粮的家庭,距离存款很遥远。接着,更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贫困世袭,就要了解弱势孩子为什么会不断陷入经济困境中?这样,我们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孩子们离开这个循环。

普设大学后,30分上大学新闻时有所闻,社会也不再认为“大学”是高等教育了。以前是“考上大学就光宗耀祖”,现在是“非考上台清交政才有就业保障”,这些好大学,都是公立学校,学费低,就业好。弱势孩童念大学的病征是他们欠学贷缺生活费,但是,他们陷入学贷地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总是考上后段私立大学。

这正是小英想解决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越来越严重。前两周,大学学测放榜,代表顶尖生的满级分生,全国共有138人,私校满级生比例从去年的19%暴增到26%。明年是12年国教第一届学生上战场,许多人预估,私校毕业生占据好大学的情况会明显。

全台湾的父母都看得到这个趋势,这逼迫所有“小康以上”的家庭,把孩子送进私立中学。去年三月台中一所着名私校招生,竟有6000个小学生报考,因为报考人数太多,还分成台中、彰化、南投等六个考场,蔚为奇观。

这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开始,是12年国教改来改去,让家长没有信心,宁可把孩子送进六年一贯的私立中学。在“自由化、多元化”的呼声下,私立中学是否“教学多元”了呢?结果完全不是。“教学严格”的私中,以“六年一贯升大学补习班”大获全胜。今年大学学测作文题目较难把握,满级生人数下降,台北市延平高中满级生却逆势成长,校方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是因为他们有加开“作文加强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孩子的作文分数是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逼迫下,“花钱上课”训练而来。而在公立学校,根据台师大助教授林宜真的研究,有87%的老师认为,12年国教会使学生程度下降。这种情况,在越是偏乡弱势,竞争压力愈小的地方,越是严重。能力够的家长忧心学生在学校学习成效不佳,还可以送孩子去补习班,弱势生则连这个管道都没有。

而且,在家长关注学习的家庭,孩子们有比较强的学习环境,养成好的读书习惯;但是在父母都忙于谋生,甚至是家庭功能不健全的弱势家庭,连这最后一道的学习压力线也崩溃了。很多人提倡“快乐学习”,但是这是一句很需要解释的话:知识使人快乐,但是得到知识,需要一个追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纪律的、辛苦的。

当你通过了这个过程真正得到了知识的金钥匙,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知识的领域内思考和创造时,才有真正的快乐。但是,在得到金钥匙前,学习的过程是充满压力的,那是一种追求的压力。就像我们想要感受海明威的作品,就必须好好地背英文字母学英文,这就是一种追求的压力。

“钱”、“课程”、“学习压力”,是弱势、是偏乡孩子们最缺乏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资源。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弱势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资源,也缺乏家庭和学校的学习压力,学习成就低,等到考上了私立学校后,又陷入经济压力中。

当前的教育政策,就是一个“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政策。用加分、繁星计画上好大学的孩子,是弱势孩子里少数中的少数。多数的弱势孩子就一直在这样的结构里挣扎。与其在他们考上贵松松的私立大学后,再想办法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何不在国中、高中时期,就给他们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学习成果要求?

让他们在找到人生方向前,打好学习基础。台湾一年有20万个新生儿,估计有一万个孩子属于弱势,需要帮助。要点亮他们的人生,需要很多很多的灯,我希望,“经济发展帐户”只是第一盏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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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奢谈经营品质

说到大学的“系办助教”,你有什么印象?不少人会想到的是:处理报帐或影印等杂务,帮系主任和老师们打杂,常是年轻人边准备考试(留学考、公务员考⋯⋯)一边赚钱的过水工作⋯⋯。无论校级、院级、系级,各种层级,在大学,通常不把行政职务当成专业。而这件事对于大学的品质经营,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这么说,并不是认为行政人员处于“弱势”。事实上,有些公务人员资格的行政人员,在学校相当强势,有时候不把教授和行政主管放在眼里,因为他们无实质的奖惩权。有院长和我说过,他甚至叫不动一个工友。

我指的是:学校常不认为行政职务该自主开创,可以积极行动提升教学成效、用独当一面的姿态面对学生、校友、可能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学校是把行政职务,当作依法行政的公务员、说一动作一动的万年助理。

其实,学校的行政职务更应该被视为专案经理、功能负责人,他们的主动性、开创能力、积极态度,是学校经营品质的重要决定因子。在欧美的学校,学校行政职务(例如我们的“系办助教”),扮演了许多关键角色,负责许多重要工作:

有温度的人与人沟通读过欧美大学的人,收到系上发来的信,通常不会是冷冰冰、死板板的“系办公告”,他们通常会是由某个特定人署名发信,或是Alice,或是Bruce,总之是以他们的身分,他们的口吻,他们的立场写信。无论是邀请学生参加活动,提醒学生注意校园安全,他们通常是以个人身分和学生沟通。

因此,学生遇到任何困扰,有任何困难,或有建议、意见,他们知道要找哪个具体的个人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知道有某个活生生、有情感、有温度的个人,在和他们互动。主动提出和经营专案计画在多数欧美大学,行政职务不会被认为是说一动作一动的杂役,不会是死板地“依规定行政”的机器人。

他们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未来发展,并且和教授承担完全一样的责任与使命:帮助学生学习与成长。行政人员在这个目标下,是一个完全可以有自主地位、自主能力的个人。他们可以提出想法,成立新的专案,例如发起邀请某些经历特别的校友返校举办座谈,他们要主动张罗筹资源,负责邀请(吸引、说服)同学们参加,他们也要为学生的参与度、参与感想负责任。

因此,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和在企业工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没有人会认为在学校工作,是压力较小、责任较轻、不需要那么多职场技能的闲差。意见征集和改善研发如果把科系、学校当成一个事业体,教授负责提供教学的服务,这是行政人员所难以替代的。

但是这个事业体的其他功能,也是需要由行政人员承担,教授们难以全面兼顾。例如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般企业中的客服或消费者调查,在学校,可能会是教学满意度或是学生意见调查。

现在多数学校都有设置以课程为单位的教学评鉴,还有很多改善空间,这在〈不值得相信的教学评鉴,是谁出问题?〉这篇文章中已经探讨过。但是,在课程之中,还有很多层面的问题,该从学生搜集资料,作为改善教学/校园经营的基础。

例如,整体排课方式、师生关系、学生关系经营方式。荷兰的一些大学,在每学期末都会由专人对自愿的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访谈。这些行政人员搜集学生的处境与建议后,分析整理,无论是建议教授们调整授课,或是自己可以改善行政经营。他们知道,学生需要优质的学习环境与体验,他们和教授们一样背负着责任和使命。

师生关系交流互动台湾的一般大学,往往认为学生/教授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只能自动发生,或必然自动发生的事。学生是否能打近和教授的距离,学生之间是否能出现优质的交流互动,行政人员不必管而且也管不着。

在欧美的许多学校,行政人员会举办许多活动,促成更多有意义的交流。举例来说,我自己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系办会举办三明治餐会、游湖活动,让学生对这个学院更有向心力,结交原本不熟的朋友。

而一位在欧洲读大学的朋友提到过,他的学校会举办“课程博览会”,一个科系的教授在大礼堂中设置摊位,和同学说明他要开授的课程,让学生在修课之前,就能和教授见面互动,当面厘清需求与期待。

这些活动,都出自行政人员的巧思和经营。校友联系工作许多欧美的大学中,无论学程、学院,都会积极和校友维持联系关系。再举自己的例子,我从美国的硕士学程毕业多年,到现在都会收到校友回学校聚餐的邀请。这样的聚会,一半是联系学校和校友的关系,一半是帮助在校生认识校友,短程取得一些学习建议,长程可以了解职场,连结工作机会。

台湾大部分的大学,把这样的工作交给校友联系的专责单位,常常做得很机械式,没有人情味,成效并不见得好。相对来说,由各系、各学程做校友联系,可以更为绵密,而且对学生也可以有更多层次的意义。

一间不重视外场,不重视空间美感,不重视音乐与厕所的餐厅,能给顾客好的用餐体验吗,顾客会乐意常来吗?如果教授之于学校,像厨师之于餐厅,那么行政职务,就是餐厅的外场、空间设计、音乐和气氛经营、环境卫生维持⋯⋯。一所不重视行政职务的学校,当然不可能经营出良好的教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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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兵搜索案忆起《雷震回忆录》

近日一起宪兵疑似“非法”搜索民众网路购买白色恐怖时期文件,引发舆论哗然,笔者呼吁外界在关注整起“搜查”行动是否“合法”的同时,应注意军方是否趁机销毁档案文件。会这样说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历史殷鉴不远。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被警备总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是为轰动国内外的政治案件。后来在蒋介石总统的亲自指挥下,遭到判刑十年。系狱十年期间,雷震依然笔耕不辍,撰写日记、书信及回忆录等,不改其批判党国体制和蒋介石的职志。

写下多达四百万字的文稿。然而,这批珍贵的手稿却在雷震刑满出狱时遭到狱方强行没收,从此下落不明。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雷震夫人宋英以监察委员身份提案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并归还雷震在狱中遭扣留的文物。

监委谢昆山受命调查,但始终得不到国防部回应,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往新店监狱调查,不料,却传出雷震回忆录已在四月三十日遭到狱方焚毁,时间点就在宋英提案调查后的两周。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狱方焚毁雷震文稿的同一天,国防部长郑为元还在立法院接受立委黄煌雄询问雷震手稿被扣的情况,郑为元还回答说:“有关雷震狱中回忆录手稿及中国民主党组党文件的下落,目前保存良好,如要取回,应依军监规定办理。

”事实上,就在监察院着手调查本案时,警备总部正好发现了积压多年的雷震手稿,这当然不是例行性的作业,而是明白地针对监察院的调查,警备总部随即以该文稿“非本部军事检察官搜索扣押”为由将之退还给国防部军法局,军法局再将移送回新店军人监狱,并建议该监依《监狱行刑法》等规定迳自处理。

新店监狱于四月二十九日召开四月份监务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批“棘手”的手稿,为留下历史纪录,笔者在此列出与会者的名单:监狱长王禄生上校主持,与会者有副典狱长胡义海、政战部主任汪将国、副主任黄长江及各部门主管科长吕云飞、李季华、顾子柏、陈志昌、李申厦等人。会中决议认定该批文稿,其内容多为“攻讦三民主义、诋毁政府、国父与先总统蒋公、为匪张目等。严重歪曲荒谬”,应依相关规定“予以没入并废弃之”。

除此原因外,监狱长王禄生在接受军事检察官调查时,另指出该等“严重不当文字”,如流传在外,“将对国家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本于职责,经监务会议决议,予以全部销毁。完全无视于监察院的调查与舆论对这批资料的关注,并随即于隔日在监狱焚化炉前空地将之焚毁,在场见证者有监狱长王禄生、政战部主任汪将国、保防官周锡郎、政战官韦松泉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监狱长王禄生被问及监察院于四月二十二日决议针对本案予以调查,狱方在销毁该文稿前是否知悉监察院将派员调查,王禄生回答不知道,检察官再问四月二十二日当日晚报及翌日早报都有相关新闻刊载,电视、广播也都有报导,何以称说不知?王禄生回答雷震案发生时其本人尚在求学。

对该案毫不知情,且因为“平日公务繁忙,少有时间阅报及收看电视”,故不知情。极为珍贵的雷震文稿就在一连串看似“阴错阳差”又荒诞又荒谬,实则非常可能是“毁尸灭迹”的状况下遭到焚毁,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几年前几年才发生监察院秘书长涉违法销毁档案遭到监察委员弹劾,今日则还有行政院长说出“这些文件是50年前的文件,在20、30年就应该销毁”之语,再回想起雷震回忆录遭焚毁案,不禁令人朝最坏的方向思考,那就是军方正紧锣密鼓销毁档案,社会各界有必要用更强力的方式,全力阻止可能的悲剧再度重演,治本之道还是在于重新全面性地清查各机关所保存的“国家档案”(不只是政治档案),让这些保存国家历史过程的档案,不再流落民间或是深锁于不见天日的机关库房中,而能真正成为台湾历史记忆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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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传统,全新感受”

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往往与它对人民的手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一个国家对其人民最为严重的手段,则莫过于藉由刑事程序的强制处分,诸如逮捕、羁押、搜索及扣押等各式方法,都是可能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也因此愈是先进的人权国家对于实施这种处分的限制也越是严格。

回顾白色恐怖时期,当时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人走在路上莫名其妙被警察带走,或是警察莫名其妙上你家就拿你的东西顺便把你人也带走。我们原本都以为这样的年代只会出现在书中或是耆老的口耳相传,孰知就在今年的二月分,因为几份白色恐怖的文件,竟让文件持有人魏先生再次回顾了当年受难者可能历经的一切。

魏先生是一名古董经营商,在偶然的情况下在网路购得一批白色恐怖时期的公文及刑讯文件,并打算经由网拍转手卖出,这天他接到一通电话,告知他想要购买他手中的普洱茶,并约定在某处面交,不疑有他的魏先生到了约定的地点等待,岂料等来的不是上门买茶的客人,而是一辆装着宪兵的厢型车。

宪兵不由分说地把魏先生押上车之后便要前往他家中搜索,魏先生一度质疑对方未持搜索票,对方只回一句:“搜索票很容易取得,如果此时不愿配合,等到有搜索票就会很难看。”,就带着他回到家中翻箱倒柜,直到找到那些他买来的文件后,再把他押回宪兵队接受侦讯,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半才放他回家。

笔者在此试图用基本的法律观念来解析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一、宪兵可以直接发动侦查吗?​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够发动侦查的主体仅有检察官,纵然宪兵队长官、士官及宪兵分别具有有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的身份,但仅能“协助”检察官侦办案件,甚至是要在检察官指挥下才能够进行侦办,绝对不是侦查的主体。

今天宪兵队利用买茶作为藉口,约出魏先生碰面,再藉由人数上的优势以及言语上的恫吓,几乎可以说是“押”着魏先生回家,搜出文件后再押回部队续行讯问,这毫无疑问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直接侦查,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哪一位检察官或相当于检察官职权的人,指挥或授权这一次的行动?

二、约你买茶再用泄密罪来抓你合法吗?在我国司法实务上,对于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发传票请他到场说明,若要逮捕抓人,则需要符合逮捕要件。而常见的一种抓人手法即俗称“钓鱼”的“陷害教唆”办案手法,例如:毒品案件,警方向毒虫诓称自己想买药止瘾,利用吸毒者间经常相互调取毒品的习惯,约好时间地点,交易时便可人赃并获,再以较重的贩卖毒品罪起诉。虽然已被判决违法,但在实务上仍然是层出不穷(上面类似的毒品案件,就不晓得在台湾发生多少次了,只是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没想过毒虫也有人权)。

然而今天宪兵队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可谓宪兵队的一小步,台湾人权的大退步。宪兵队利用一个与你涉犯罪嫌毫无关联性的理由约你出来(老板,我要买茶),再当面告知你所涉犯行(老板,你犯了泄密罪),并加以抓人,如此方式显然是实务界侦查的一大突破,想当然尔,宪兵队也没有践行米兰达法则的权利告知。难道中华民国法律中卖茶也有错了吗?卖茶就能发现此人有犯罪嫌疑吗?(把卖茶想歪的人,你好糟糕请暂时不要跟我说话)。

三、没有搜索票可以进你家翻东找西吗?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有令状搜索为原则,无令状搜索为例外,就本案而言,宪兵队虽然多次提到魏先生有签署“自愿”受搜索同意书,是属于无令状例外的“同意搜索”。但魏先生倒底是在何时签署同意书?又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签署?试着想想看,如果被一群宪兵围着,宪兵甚至表态说出:“不愿配合就会很难看”的时候,宪兵队明显的利用胁迫、利诱等不当施压手法,我想魏先生应该是没有办法自我决定选择同意或拒绝,此时这样的同意还能算是同意吗?目前根据报载,魏先生的“同意”并没有任何录音、录影作为佐证,到底是否真心同意,将成为各说各话。

其实一般而言如果完全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行声请搜索票,再行搜索。但实务上经常因为“时间紧急考量”或者是“证据不太够,担心搜索票下不来”而采取一些“例外”的方式,例如本案的同意搜索,或是实务常见的附带搜索。如果我们肯认这样的“便宜行事”可以取代原本应践行的法定程序,那们“例外”将吞噬“原则”,我们的人权将在“便宜行事”中随风而逝。

倒楣的魏先生就这样历经了他手中的文件中人也同样经历过的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就此失踪,而是在当天晚上九点半被放出来。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过了约莫两周后,宪兵队人员又再次约出魏先生,告知他因为“配合搜查有功”,要颁发奖金一万五千元给他,但要魏先生不再追究两周前的惊魂记。

不甘的魏先生决意向法院提出违法搜索的告诉,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宪兵队也同时以“泄露国家机密”及“赃物”罪名函送了他们口中“配合搜查有功”的魏先生。如此“恩威并施”的执法单位实在可以说是典范。

军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不得而知,其实总的来说军方真的打算湮灭甚么资料或证据,或者是想要掩盖过去吗?或许军方没有想那么多,也真的没那么坏,只是执行者脑充血,就让大家复习了一下“戒严传统”。这样不合法的搜索、扣押在刑事侦查实务中经常出现,只是我们多半不在意。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如果你没做你怕屁?

如果你做了你死好!”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国家的巨灵就会躲在我们的因循苟且中,随时准备用巨棒给你一顿粗饱。刑事诉讼法是人权的测震仪,我们将之看得越重,对我们越有保障。很多人认为转型正义并不重要,并且觉得这只是当权者用来排除异已,争权夺利的工具。

也有人认为白色恐怖的年代早已过去,或者只是民进党员的童话故事。笔者只是希望用魏先生的故事明白地告诉大家:所谓的白色恐怖并未远离,而威权的幽灵早已蛰伏在角落伺机而动,并且从没有搜索票的搜索中、撕毁228传单的教官手里,以及没有编号警察的警棍上一次又一次地择人而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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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权基金需要整体战略思维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拟成立类主权基金,投资五大产业,媒体的报导分析大多着眼于资金来源、投资标的、基金管理和法源等问题。然而,此项议题需要有更深入的整体战略思维。

计画经济VS市场经济在探讨整体战略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主权基金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不管是主权基金或是类主权基金,政府在经济体系中都扮演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政府决定将资源投入或引导至所规划的产业,无形中干预了市场的自由运作与分配。

在经济体系的分类上,主要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计画经济是指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由政府做好事先的规划。市场经济是指在上述的经济过程中,完全由自由市场的机制来做引导。

以现今全球的情况来观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采取绝对的计划经济或是绝对的市场经济,大多是兼具两者的混合经济体系。即使号称市场经济的美国,在过去面对中海油出价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仍以国家安全及战略考量当藉口,运用政治力来阻挡交易。

以计划经济起家的中国,虽然仍有五年一次的经济规划,但实际上的运作却以市场经济为主。因此,各国虽有各自的经济体系,但政府需要干涉多深,则应该因应时势而有所不同。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主权基金的设立,首先要探讨的,便是整体战略,而并非一些枝微末节。

全球经济VS台湾GDPGDP是由民间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所组成。根据主计处的资料显示,台湾去年底GDP的组成约为民间消费52%、政府支出14%、投资20%和净出口13%。在全球经济复苏疲弱、大陆供应链威胁、以及各国在贸易协议的合纵连横等情况下。

政府对于台湾GDP的组成比例,是否该因应局势的变化,做适当的结构性调整和引导?而主权基金在结构性改变后,能否与国家的大方向结合,进而发挥整体的综效?如果窒碍难行的话,是否该思考放弃主权基金的构想,朝着完善制度与法规的方向进行,让市场经济主导发展?

举例来说,假使未来经济持续不振,民间消费还能持续吗?政府在财政困窘、开办长照制度等福利支出之际,还有能力再以财政政策扩张经济吗?另外,台湾在税制、人才引进和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能够吸引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吗?在国际贸易上,未来如果台湾被排除在TPP和RCEP之外,企业有其他优势和他国竞争,以净出口带动经济成长吗?凡此种种皆是主权基金之上的结构性思维,需要整体上的战略布局,非仅靠主权基金就能解决问题。

台湾战略VS竞争对手在经济学的赛局理论中,主要是研究个体的预测和实际行为,并研究相互影响下,所采用优化的策略。在竞争的环境之下,各方除了努力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外,也要考虑对手可能的应对方案以及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以目前媒体的报导来解读,蔡英文的类主权基金将投资在生技医疗、绿能科技、物联网、智慧机械和国防产业等。假使将来基金确定设立、投资内容明确,难道我们不该考虑其他竞争对手和中国的反应吗?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当台湾提出一项策略的时候,其他对手也可能抄袭或采取相对应的行动,结果将使预定达成的效果大为减弱。所以,确认规划之后,蔡英文团队也要拟定多套剧本来因应他国的反应。

当然,国际上没有绝对的竞争对手,即使是贸易上或政治上的敌人,都有可能因为相同的利益而结合。同样的道理,台湾也可以寻求主权基金投资的合作夥伴,配合国家整体的战略,让投资发挥更好的功效。但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注意其他产业的发展,切勿将资源过度投入在五大产业之中,忽略了原本极具竞争力的产业,以免被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蔡英文“整体战略说”前一阵子,民进党立委提出废除国父遗像,蔡英文就随即要求立院党团对议题的设定要有“整体战略思维”。这样的思考模式对于台湾的未来相当重要,也就是在各项议题和政策上,不能只是探讨单一项目,也要考量对整体的影响,不能只设定静态的运作,还要思考动态的互动。对于类主权基金这项重要的议题,笔者期待蔡英文团队也能展现整体的战略思维,并且在取得共识之后,运作出更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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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照片锁住记忆的义工活动

我想说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话得从五年前的3月11日开始说起。当时日本一阵天摇地动,地震粉碎了数万人的家园。于大阪一所高中任职的川谷清一,在地震发生后加入义工行列,前往了灾区协助清理工作,他也登录担任“清洗照片义工”,捡拾相片、手表、奖状等物品,再加以清洗保存,期待有朝一日能有人前来失物招领。

当时,川谷曾在南三陆町捡到一张情侣照,里头的情侣笑得甜,他暗自祈祷着两人能平安无事。一年后的秋天,他开了一场摄影展,展出他担任义工过程所拍摄的受灾户、灾区相片,那张情侣照也一并展出,而照片中的女孩本人,竟然也来看展,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女孩是听朋友说摄影展中有自己的照片,所以前来“相认”。

川谷小心地询问“照片隔壁的男生”是否安好,女孩告诉他,“我们还在交往呢”,让川谷起了一阵感动的鸡皮疙瘩。2013年的7月,这对情侣结婚了,还邀请川谷一起参加,当时婚礼上放的slide show中,唯一一张震灾前的照片,就是川谷捡到的这一张。南三陆町的照片清洗计画中,有15万张已经数位化,目前有四万张照片已经被失主带回家。

这对昔日患难情侣(今日幸福夫妻)拿着失而复得的合照,摆出同样的姿势再照了一次相,川谷的鸡皮疙瘩,在我读到新闻时,也感同身受了这番感动。四万张照片的其中一则佳话,如同奇迹一般的故事,充满着浪漫的命定色彩,背后其实是得力于低调、朴质、稳扎稳打的整理工作。

震灾后,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志工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有旅行社开出一日志工团,报名参加者在大都市坐夜车前往灾区,早上可抵达,到当地帮忙打扫、整理,旅行社会帮你准备便当,不会用到当地资源,到晚上再回家。还有另外一种义工,就是像川谷这样的“清洗照片义工”,帮忙清洗这些被污渍、泥水弄脏的,却充满回忆的照片。

一张照片可以赋予人的情感凭藉,实在太多太多。第一时间进入灾区的自卫队员、志工们,也许也了解这一点,这些照片没有被当垃圾丢弃,却也无暇去处理,透过媒体镜头的拍摄,这些照片充满脏污却珍贵,引起观众的感叹与沉痛,但看在摄影产品大厂FUJI FILM一群社员的眼里,却衍生出另一项课题──如何不让这些照片再劣化、损坏下去?

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实验,寻找最适宜的清洁方式,在网路上po教学影片,并将照片从当地“接”回工厂,短短两天,70名志工救回了3000张照片,这件事引起更多日本人的注意,纷纷投入义工行列,清洗计画逐渐扩大,如今FUJI FILM功臣身退,主要由宫城县仙台的“おもいでかえる”和千叶县的“フォトサルベージの轮”两个团体仍在持续进行清洗计画。

“清洗照片”听起来一点都不当务之急,甚至很可能会被视为没必要。“おもいでかえる”的理事长野瀬香织也是仙台市民,她虽然幸运地幸存下来,但家乡却没了,她手上仅存下来三张和弟弟儿时的合照,相机当然也不知道被冲到哪去了。

当时她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最后参加了照片清洗计画,清洗的过程中,她想,现在在清洗的相片,肯定对谁来说是重要的存在,就算住的地方被剥夺了,回忆之物也能让人涌升出活下去的勇气。后来她也自己创立了清洗照片的非营利团体,以仙台市为中心,该团体总共收到55万张照片,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展示归还活动,截至目前为止已归还了75686张照片(最新一次展示归还活动于2016/3/11~3/21举办)。

文章开头所提的情侣合照,是一个美好的例子,但其他别的照片中,恐怕就上演着另一家人的生死分离。法国社会学者Jean A. Keim曾经如此评论着逝者、生者与相片的关系:“到死亡之前,人们希望自己的影像能永续保存,这样在过世后,活着的人们如果想要记得已故亲人们的身体特征,便可于相本或书信夹中搜寻照片作为逝者的延续。如此一来,逝者便因为这些认识自己、记得自己的人而继续存在,而且如果不认识逝者的人们也再次发现他,逝者便会在记忆中重生。”因此,即使这些相片包含着沉痛与伤感,却也因为这些相片,遥想与怀念才能有所凭藉。

再试想,如果这些照片都只是数位档案,仅安放在电脑记忆体、记忆卡、随身硬碟当中,在海啸来临之时,它们可能也被消灭殆尽了。就算在风平浪静之时,谁又没有档案失踪的经验呢?从国中到高中、从大学到出社会,相机换了不少台,电脑也改过好几版,国中毕业旅行的照片早就不知道走失到哪去了,脸书传来高中同学生日的提醒。

原本想要找张当年合照来念旧一下,却也早就不记得丢到哪个资料夹去,更别提明明档案放在那,却永远不懂它哪个筋不对为何自行“损毁”,甜甜的笑脸变成一格一格的乱码。英国纽克大学数字档案学家Jenny Mitcham说过,我们没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确信200年后数字化的东西依然存在,就连Google公司副总裁Vint Cerf都曾呼吁,人们要把最珍爱的照片洗出来,免得将来的科技无法读取旧时代的档案,而失去“回忆”。

纸张看似脆弱,却在泥水当中,展现出坚强的生命力,留住了岁月,比起0与1的讯号,可靠得多了。而照片凝结了某个我们最想保留的瞬间,哪怕那一刻稍纵即逝,哪怕这一刻已沧海桑田,照片让我们看得见回忆、摸得着时光,这多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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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拿马文件》看台湾税制

近日《巴拿马文件》曝光,全球各国富商大贾、权贵名流如何透过离案帐户或海外公司隐匿资产的把戏,被摊在阳光下检视。眼尖的媒体发现,“为何名单中的美国人这么少?原来美国就是避税的天堂──根据“国际赋税正义网络”(The Tax Justice Network, TJN)二○一五年的调查报告,美国在全球“避税天堂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名,仅次于开曼群岛和新加坡,甚至超越了众所周知的洗钱中心瑞士和香港。

说起来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因为税基侵蚀与不当利润移转,也是使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叹的是,台湾亦不遑多让,因为现在的台湾不仅已成富豪的低税天堂,也是企业的低税天堂。过去马政府提供财团的租税负担率远低于其他国际主要国家,营业税、营所税率等都是全球最低。如九十八年起政府大降遗产税、九十九年把营所税从二十五%降至现行的十七%,导致国家税收锐减一千六百多亿元。

俾九十九年租税负担率降到十二%,不仅比美、日、香港、新加坡低,也比韩国的廿五%、中国的十九%低,几乎是世界最低水准。甚至还出现愈大的企业,税率反而愈低的荒谬现象!此外,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曾应小英教育基金会之邀和蔡英文举行座谈,他直言,台湾贫富差距之所以一再扩大,乃是“政府提供给富人合法避税的途径太多”。

所以这次在“巴拿马文件”的名单中,台湾方面,其中虽然看似持有台湾护照的只有九十人左右,也并未牵涉台湾政治人物,相较其他国家比例相对地少,恐不是台湾的富豪都不避税,企业也不逃税,更非台湾的政治人物比较爱国,而是台湾既然是名副其实的低税天堂,除非是厂商要到对岸投资,间接在海外设立纸公司,何必跑到巴拿马去搅和,笨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然而藉此事件,我们期望也呼吁即将上任的新政府,除了尽快检讨、修订海外追税条款(所谓“反避税条款”)外,必要时加重避税的逃避责任,也更应正视我国税赋长期独厚富人和财团的政策思维,一改过去把每年税负的重担,压在受薪阶级身上,重建租税公平正义。或许如此,这整起丑闻风波何尝不也算是一件意外的“好事”呢?

参与文件研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日前发布更多涉及中国高层领导人亲属拥有海外业务和离岸公司的文件细节。截至北京时间7日的资料显示, 被牵涉的高层领导人名单上,除此前已经提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国家总理李鹏、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薄熙来之外,又增加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张高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中国前总书记胡耀邦,总数已增至八人。此外,中国前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因其孙女婿的海外业务被提及,而被点名。

此外,通过对所泄露的文件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29% 的业务来自其设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因此,中国已然是该律所最大的市场,香港是其最繁忙的办公室。但与国际媒体的喧嚣成为鲜明对应的是,中国所有官方媒体对此事件沉默。仅有数家网络媒体,简短翻译了巴拿马文件中涉及诸如俄罗斯、冰岛等国家政要涉嫌境外洗钱、逃税和逃避制裁的内容,对涉及华人权贵的信息只字不提。

甚至冰岛总理贡劳格松周二辞职此类国际新闻,也仅被若干网络媒体以最小的篇幅谨慎提及。有网友评论,中国媒体已被迫呈现「死寂沉默」。唯一的政府官方表态发生于本周二。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记者问到,针对巴拿马文件中提到中国领导人一事作何评价时表示,「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

大陆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和包括微博和微信在内的所有社媒平台上,包含「巴拿马」、「巴拿马文件」等词语的关键词搜索皆被「不予显示」。一旦出现,也会在数分钟之内被迅速删除。内容审查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使得所有关于「巴拿马文件」事件的中文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几乎难觅踪影。

关心此事件的中国网民必须通过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隐秘转发海外媒体报章和使用各种躲避关键词审查的图片和截图,辗转获知事件进展。端传媒编译了被参与调查的国际记者调查同盟(ICIJ)和其他英文媒体披露的巴拿马文件中,提及中国地区权贵家族和企业海外业务信息的资料,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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