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CPTPP 台湾还有机会

7月中旬CPTPP 11个会员在日本东京召开谈判代表会议,该会议中讨论各国现阶段国内审议进度,也针对下一阶段新会员的参与进行初步讨论。从外国媒体的新闻资讯中,目前有表达加入意愿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尼、哥伦比亚、韩国、台湾与英国,但在部分媒体中却只有列出泰国、哥伦比亚。因此,国内部分媒体判定台湾已无机会参加第二轮谈判,然而,笔者认为,此一结论下的太早,台湾仍有机会参与。以下几点观察与分析提供参考。

首先,依据相关资讯,此次CPTPP谈判代表会议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检讨各国国内程序推动进度。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在总理马哈迪上任后便表示要重新检视,且迄今未决议是否完成国内审议程序。虽然以现阶段其他10国审议进度来看,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已完成相关作业,而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与越南等国也已经进入国会审议,CPTPP应可望于2019年上半年正式生效。本次会议各国出席代表也因此顺势讨论后续新会员参与的可能安排。

再者,后续的谈判也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开放加入。以过去TPP的谈判历程来看,越南、加拿大、墨西哥与日本均是在谈判的过程中陆续加入的,尤其是日本,是11个国家最后加入谈判阵营,但却是CPTPP再度复活的主导者。

再其次,以日本2013年加入TPP谈判阵营的过程来看,安倍首相当时曾在与美国总统欧巴马的会谈中承诺将美牛进口的牛龄放宽至30个月,此一开放承诺是以美国、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为依据。从时间上判断,日本透过美牛的开放取得参与TPP谈判的入场券。从上述的发展过程来看,台湾加入CPTPP其实并未完全绝望,重点在于政策的操作以及谈判策略。

从过去TPP谈判的历程分析,参与谈判的会员均有其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战略要素吸引对手国愿意接受加入谈判团队,更重要的是,谈判主导国愿意协助游说各方接受参与谈判。因此,我国要加入CPTPP应该要争取几个主导国的认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日本。

面对与日本的沟通,我国政府与产业界应该共同针对台日双边的各项经贸议题进行讨论,将日本最在意的经贸与产业问题进行盘点,就此与日本进行协商与谈判。从日本工商会于2017年提出的建言书来看,日本政府最在意的当属日本食品的开放议题,其次则为中古车开放出口与补贴,以及多项产品的关税与货物税议题。日本工商会于建言书中很明白的表示,我国应该积极争取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因此,我政府更应该借力使力地向日方政府与企业界争取支持。

总之,我们不应该以现阶段的资讯判定我国无法加入CPTPP,而是应该要充分掌握谈判工作的重点,取得我国参与谈判的入门券,且针对谈判议题进行沙盘推演,找出优势与劣势产业进行攻防演练,并充分与产业界沟通,游说各产业作为政府谈判的后盾,方能为我国争取到加入的机会。

一、原「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其「高品质、高标准、涵盖范围广泛」的内容作为21世纪FTA的典范为目标。谈判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墨西哥、智利及秘鲁等12国,其中大多为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占我对外贸易额比例超过3成,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可喻。TPP成员国于104年10月5日宣布完成谈判,并于105年2月4日签署协定。惟美国川普总统于106年1月23日宣布退出TPP,对TPP造成重大冲击。

二、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美国以外的其余11国陆续经5次召开TPP首席谈判代表及部长会议,共同商讨TPP后续前进方向;106年11月11日,TPP11成员国于越南岘港APEC领袖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并将TPP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CPTPP大致维持原TPP签署之内容,但暂停适用22项原依美国要求而纳入之条文,内容涵盖「投资人及地主国争端解决机制」、「智慧财产权保护」及「政府采购」等议题。CPTPP 11个成员国于107年3月8日在智利完成协定签署,将由各会员国进行国内审议程序,并于至少6个签署会员通知已完成国内审议程序后60天,该协议便能生效。

三、 CPTPP已于107年12月30日生效,截至本(108)年3月1日止,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越南等7国已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另CPTPP第一次部长级执行委员会已于本年1月18至19日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议前致词表示,CPTPP对符合其高标准的所有国家与地区,皆采取开放态度,期待CPTPP向外成长扩张。根据该次公布的CPTPP加入程序,CPTPP新成员的加入仍以共识决定,有意申请经济体须向存放国提交正式入会申请,并建议事先与各成员国进行非正式互动,争取各国支持。

四、 CPTPP成员国GDP高达10.2兆美元,占全球GDP之13.6%,与我贸易额占我对外贸易总额之25.25%,对我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十分关键。为强化推动我与各成员之非正式互动,各项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外交部持续配合相关部会,运用各项资源积极争取各成员国对我加入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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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高铁风潮的转捩点?

自从2016年星马双方签署备忘录以来,这条连结两国首都的高铁案可谓东南亚最具商业潜力的路线,但是马国新政府因为樽节经费而研拟暂缓、废案或是转为升级原有的窄轨铁道等替代方案,将产生超过双边关系的影响。

新马高铁的潜力在于双城之间已臻密切的互动、适当的距离与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基于共同的历史渊源,新加坡与吉隆坡的关系不仅在于频繁的商务互动,双城居民间彼此往往还有血缘关系。因此,新加坡与吉隆坡不但是东南亚最繁忙的航线,其航班密度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一天超过45个对飞航班。然而,这条航线具有某些限制,约350公里的距离虽然可以在半小时内抵达,但是这两个机场都肩负国际玄关的重任,因此往往在地面等待起飞与盘旋等待进场的时间比飞行时间还长,而且相对郊外的位置使得旅客还要在透过铁公路抵达市区。

相形之下,全长350公里、预计最高时速350公里与90分旅程的高铁成为可行且具竞争力的替代选项。除了星马首都间的城际运输,每天数十万往返新加坡与马国柔佛州的通勤族与马国境内各站间的乘客也是重要的客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第一与第三高的国民所得,意味这些潜在客源有区域内最强的购卖力,将有助于营收的平衡甚至获利。区域内的其他高铁线,例如曼谷-廊开、曼谷-清迈与雅加达-万隆等线都没有具备同样购买力的国内客源。

尽管其商业潜力,马来西亚新政府在面对攀高的债务之下,企图暂缓或甚至取消此高铁计画。由于星马高铁为两国合作计画,且新加坡已经着手相关措施,例如取得用地,吉隆坡无法单方决定取消计画以免除可观的罚款,而改由两国官方进行磋商。在双方共识形成公布之前,马国提出升级现有窄轨路线来代替高铁,虽然行程会从原本的90分延长为130分,但是成本可以约减少七成。这个计画反应东南亚国家追求高铁的特殊条件:额外独立系统、尚未充分升级的现有窄轨铁道系统以及有限的经济能力。

在世界上现有二十九个有营运高铁的国家中,仅有日台两国原本是使用窄轨系统,剩余的二十四国原本标准轨,另外还有西班牙、乌兹别克、俄罗斯与芬兰为宽轨。由于高铁多半采用标准轨,所以对那些原本已经有标准轨铁道的国家而言,兴建高铁类似升级现有路线,而非另外独立兴建另一套轨道运输系统。至于那些原本使用宽轨的国家,除了西班牙的高铁采用标准轨以外,乌俄芬三国的高铁都是沿用现有的宽轨系统。换言之,基于大致相同的净空,这些国家的高铁系统仍可以共用许多既有设备,如月台、桥梁等。至于台日两国则是在大幅提升原有窄轨铁道,如电气化、自动化号志与闭塞后,才有新干线的建设。

相形之下东南亚国家的窄轨铁道,无论是泰、越、马、柬的一公尺整轨距(米轨)或是菲、缅与印尼的三尺六寸(1067mm)轨距路线,都还有甚多可以升级的空间,从号志、闭塞、线型、坡道与电气化等。当现有窄轨路线的效率仍可有效提升之际,兴建额外标准轨距的高铁系统难以视为经济的投资。完全无法共用的现有设施,则让东南亚国家的高铁成本高于其他国家。若是这些意欲兴建高铁的东南亚国家具有雄厚的财力,这样“大洒币”的建设也未尝不是替未来的发展预作准备。然而,现实是泰国与印尼都希望其高铁计画的日中伙伴肩负更多的财务协助。简言之,这些企图进入“高铁俱乐部”的区域国家并无大量的财务余裕。

马国的高铁替代计画即原本升级西部海岸线南侧路段的扩大,企图以全面拉直且提升其他条件的方式来达成时速160公里的目标,类似吉隆坡至怡保(Ipoh)间已经完成提高时速到160-180公里的工程。原本马来西亚国铁(Keretapi Tanah Melayu, KTM)的路线多为英国殖民时期的遗产,虽然其现代化的程度在东南亚名列前茅,但是许多曲线与坡道仍未改善,且电气化的路段仍有限。

如果现有吉隆坡到新加坡兀兰(Woodlands)间397公里的KTM路线可以截短至350公里或更短,且大幅提升极速至160公里或更快,作为高铁替代方案未必不切实际,许多共用设施与用地更可降低工程费用,尤其是征地。但是目前提案中的130分行车时间恐怕仍有相当的挑战,因为无论是时速160或180公里,这是极速而非平均时速,要让两者接近将会对整体运务规划与执行产生相当的挑战,尤其是KTM路线还有通勤、货物等其他列车运转。复杂的运行模式将会限制路线容量,使得城际班次远低于高铁,实际上更可能因为一班车误点而导致连锁反应的误点状况。

无论最后星马两国的决议为何,吉隆坡提升窄轨路线的方案提醒其他区域国家在采取昂贵的高铁建设之前,其实提升现有窄轨路线是更为经济且高效益的政策。当然,对于“头已经洗一半”的寮国、印尼与泰国来说,放弃兴建中的高铁近乎不可能,但是其他的高铁计画可能会更为审慎。至于缅甸、菲律宾、越南与柬埔寨等没有着手高铁的国家,可能会更加专注于现有窄轨铁道的现代化工程。

严格来说,纳吉的观点堪称正确,但不够诚实面对问题。原因在于这种庞大的基础建设向来都是公说公有理,支持者会采取最乐观的估计护航。像是高铁的经济效益,官方说法尚无法一致,前首相则倾向于民间画下的大饼,为了政绩而不断膨胀数字。当支持的政客们声誉扫地,已难取信于人民,也拖累其他类似的重要交通建设。

近年来,纳吉或有感于耀眼的中国模式,格外着重「以基础建设拉动GDP」。先前政府才刚通过名为国家转型2050(TN 50)的计画预算,目标是到2050年,大马能成为全世界前20名的国家,不只包括经济发展,还将国民幸福与创造能力等指标列入。但首先大马要在2020年以前跻身高所得国家,也就是符合世界银行1万2,000多美元(约36万台币)的标准,亦等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大马人均GDP约1万美元(约30万台币),照预估成长速度,2020年应该无法达到上述标准。如果加入高铁计画,就很有机会在短时间拉抬GDP。因为即便高铁完工期尚在未定之天,但沿线的房地产早就蓄势待发。房地产号称是火车头工业,所需的钢铁、水泥、建筑等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业都会从中获利,可在未来数年内对GDP有相当的贡献,也将归功于纳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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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滥权下的幼教问题

花莲地检署一名检察官林俊佑因怀疑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女儿被同学霸凌居然带着两名员警冲到幼儿园教室对所有幼儿展开“讯问”,更公审威吓一位四岁女童使其吓到脱粪,还威胁园长不给监视器画面就“准备进监狱”,连老师也被吓哭了,知法犯法耍官威的流氓作风重创司法威信并登上各大报头版,检方滥权的行径令各界哗然。

这名恶检后被依恐吓及妨碍自由等罪名起诉,同时遭移送检察官评鉴,最重可免职。就法律面而言,因其实施故意犯罪之被害对象为儿童,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又因其具公务员身分却假藉职务上之权力犯罪,依《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又要再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显然林姓检察官该为其恶行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林检动私刑搞公审的行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亦伤害了无辜的幼儿园师生,然而真正受害最大的恐怕是他最想为其“讨公道”的女儿,唯恐其从此以后被贴上标签,成长过程将不断因此事遭人议论指点而留下心理阴影。实际上,依据教育心理学,六岁以下的孩子尚未具“摧毁他人的自我意识”,与同侪的互动应不致到霸凌的地步,而三四岁幼童正处于“极度自我中心”的年龄,对于事实的分辨能力还不高,易把看过的节目、卡通情节与现实生活混在一起,会把一般玩闹嬉戏、肢体碰撞误认为“霸凌”的情况并不见怪。

此外,这年纪的幼童描述事情时由于思虑尚未成熟,不但有加油添醋、夸大其辞的可能,往往也只会呈现自己的单方面观点,因此家长若觉得自家小孩可能遭受欺负,应先让其说明经过并记录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关键线索,再找幼儿园的老师说明沟通、厘清事实以找出解决之道才是上策。像本案闯祸检察官只听其子女一面之词就鲁莽行事的“冲动型家长”并不少见,许多家长一旦陷入“心疼孩子”的情感漩涡,就会失去客观理解事实的能力而感情用事,动辄告老师与对方而不理会专业教育评估;更有甚者,有些真的在小时遭遇霸凌的家长会把陷于“受害者情结”,并把自己的经历强行套到孩子上,先入为主认为老师就是会袒护对方,导致无法理性沟通进而有激烈行为。

然这些人在“行动”前应先冷静想想,如此激烈又不理性的处事方式真的帮得了孩子吗?为解决霸凌疑虑却反过来霸凌其他孩子,而自己的子女也可能因此事遭同侪排挤孤立,即便选择离开熟悉的幼儿园却依然默默承受旁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样做对吗?值得吗?退万步言,就算当中真有涉及法律的霸凌问题,这些幼儿园小班孩童也都才三、四岁,连《少年事件处理法》所定义之“少年”(十二岁到十八岁)都称不上,在刑事上属“无责任能力”(不必负担刑事责任)之人,无从用《刑法》加以追诉,检察官身为司法人员怎会连这么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反倒是其利用平民百姓对法律认知不多的弱点滥权行事,如此劣行跟远超过一般犯罪所带来的危害!

处理幼教问题应细腻而非粗暴,才不会对孩子成长产生阴影。唯恐幼儿园孩童出现类似创伤压力后症候群(PTSD)的梦魇,相关单位应尽速安排这些孩子接受心理谘商,当然林检也应就其重伤幼童心灵的行为负起民事赔偿责任。近期,上海携程亲子园、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频曝虐童案,引起舆论关注。随后,大陆媒体发现,红黄蓝幼儿园曾发生过多次虐童事件。2015年吉林四平市一家红黄蓝幼儿园,4名幼师多次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幼儿;今年4月,北京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也爆出推搡踢打孩子事件。

对屡屡发生的虐童事件,仅仅义愤填膺,或归因于违法幼师法律与道德意识薄弱,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从多层面反思当下中国婴幼儿照管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北京虐童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呼吁应抬高幼儿园准入门槛,甚至希望政府对婴幼儿的照管和教育实行“兜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立园的良好资源——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思路。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据国内澎湃新闻熊丙奇文章,“从全国范围看,有幼托需求的孩子高达3000万。”而“3到6岁幼儿教育也如此。在北京,截至2011年年初的统计显示,有1290余家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为北京的一半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根据2016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教职工381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教育部2013年制定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1:7~1:9。按照师幼比1:7计算,我国需要幼儿园教职工630.5万。

这些数字表明了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在幼儿园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二孩”政策后,这一矛盾会更突出),不要说实现政府“兜底”,就是让政府一夜间将全部未登记注册的幼儿园关闭都做不到;政府审批门槛已经很高了——连携程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无法获得资质自办幼儿园,不得不委托与政府权力部门有关联的第三方——如果再提高,出现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会更大,使婴幼儿照管和教育成为稀缺资源、成为特权生意,把一些真正热爱幼教事业却苦于没有门路的人,挡在行业外,而把另一些并不热爱幼儿教育、只为盈利的关系户或大资本放进来,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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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照顾孩子的感官?

笔者担任小学教师已二十五年,以下文章是经验谈,更是苦口婆心的老生常谈;因为很重要,所以一谈再谈,希望能有更多关心教育的夥伴,帮忙继续谈下去……大家都知道: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来源,因此,家长会给孩子“吃早餐”;但重点是“在哪里吃早餐?早餐吃什么?”。当然,这也是许多双薪家庭的妈妈每天要烦恼的事。坊间的早餐店提供了解套,预备了选择,大家就以为问题解决了,孩子的早餐有着落了!殊不知,把早餐带来学校吃,才是问题的开始。

孩子拎着早餐到校,有时候是被狼吞虎咽,有时候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时候是一个不小心把奶茶弄倒在地上,有时候是炸鸡块的味道充斥整间教室,有时候是放到冷了,或是要放学了,才想起早餐还在书包里忘了吃,大部分的时候是让教室里多了许多纸餐盒、竹筷子……等垃圾问题。以上都只是表面上的问题,我们会以为:又不是常常这样,应该没关系。我们再多提醒孩子,应该可以避免问题再发生。但是,请听听老师的心声,老师看见的不只是这些表象问题,孩子失去的感官照顾不只是如此而已。

赢在起跑点?还是输在停损点?假如大家都认同0〜7岁是孩子成长的基础,当然希望孩子能赢在起跑点。结果,我们又看见许多7〜14岁的孩子出现了学习的问题及困境,当然要赶快找到方法解决,千万别输在停损点。但是,通常我们所做的工都是“治标却不治本”,通常我们想到的方法都只是“点状的思考”,如果我们回溯问题的“来源”,对照现在出现的状况,或许就能阻止问题在未来一发不可收拾。举例来说,在家吃早餐这件事。

早餐是一家人一天相处的开始,但其实是用心照顾家人的妈妈在前一晚上已经备好料,早起为家人制作早餐。因为早起,所以从容;因为爱家人,所以早餐都是顾及健康的营养食物。当然,要早起就得早睡,爸爸也早起,全家人一天的开始是在餐桌上享受食物的美味,感受家人共聚的温暖。父母怎么看待早餐,孩子就怎么对待早餐。

食物在愉悦感恩的氛围中被送入食道中,在体内被转换成营养素,滋养着家人的身、心、灵。孩子吃饱喝足后上学,体力、活力充沛,心情愉快,消化食物的时间正是孩子踏进教室那一刻,食物转换成能量的时间就是孩子开启一天学习的第一节课。刚刚好,不慌不忙,不疾不徐。笔者的丈夫也是老师,他常说退休后很想做一件事,就是卖“日式早餐”,而且就只卖同一种菜色组合:香煎一条严选的鲜鱼,两种清脆爽口的腌渍蔬菜,香喷喷的白米饭,搭配一碗冒着烟的味增汤。其实,台湾很多早期家庭的早餐就是这么单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单纯,就要有稳固坚强的意志力,而且这单纯的内在所要传达是:无论再怎么忙碌,家人一起吃早餐都是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活着?再来,我们谈到感官能力。笔者认为感官能力是上帝创造时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也是了解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管道。华德福教育的理念强调人有十二感官,分别是:一 、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包括触觉、生命觉、运动觉、平衡觉;二、对外界环境和世界的感觉,与感受相联系,感受周围的人、自然、环境,包括嗅觉、味觉、视觉、温暖觉;三、高阶感觉,社会、社交型感觉,和思考有关,用来感知人类社会,感受他者,包括听觉、语言觉、思想概念觉、人我觉。

(〈华德福教育中的“十二感官”内容详解与应用〉2016/11/23。资料来源:智泉教育(link is external)。)低阶感官能力的发展与照顾,“直接”影响着中阶、高阶感官能力的发展与成熟。好比说,一个婴儿的触觉是否被好好照顾将影响到将来他的人我觉、人际关系。相信许多重视教育的家长早就体认到这一点,所以凡是给孩子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摸的……都是用心挑选过的;不见得是用最贵的,但一定是考虑孩子所适用的;这样想和这么做,除了传达父母给孩子的爱,更代表了重视孩子感官能力发展的品质。笔者认为能这么想和这么做,才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再回到“在家吃早餐”这件事,我们为什么要看重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就是在照顾孩子感官能力的发展。这么“单纯”的意念,必须靠着父母稳固坚强的意志力才能成功执行。孩子捧着家里的瓷碗,小心或灵巧的握着筷子,把香喷喷的米饭扒进口中,嘴唇、舌头、牙齿一起平衡运作,允许温度刚刚好的米饭一粒粒在口中被细嚼慢咽,鼻子嗅到食物传来的香味,同时还吸入了家人爱的气息。食物呈现的色、香、味犹如一波波充满爱的浪潮冲击着家人的内心,摆盘方式可以蕴藏着美感,餐桌上的话题也可以为早餐时间增添欢乐及意义。

“在家吃早餐”这件事,就是在照顾孩子“低阶感官”,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中阶、高阶感官”。“在家吃早餐”这件事,是一天的开始,是“赢在起跑点”。整个国家一起来?日本推行《食育基本法》长达十年之久,以家庭、学校、地区团体多方齐力运作,辅以“营养教谕”制度配合,透过实作、讲习等饮食教育方式,让孩童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进而建立产销信赖关系、解决许多食品安全问题,可谓利益良多。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推《食育基本法》台湾版本在哪里?〉(link is external)上下游记者赖郁薇,2016 年 08 月 29 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身为教师的笔者不禁自问:谁来照顾孩子的感官?当然是整个国家一起来。“在家吃早餐”这件事是苦口婆心的老生常谈;因为很重要,所以笔者愿意一谈再谈。笔者敢大声说:“在家吃早餐这件事,就是我们国家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家庭功能的彰显才是国力的展现,一个家庭能天天提供孩子在家吃早餐的教育,才有机会看见教育改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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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地方创生的另一种选择

《拿破仑之村》(ナポレオンの村)是2015年改编自真人真事《献米给教宗的男人》一书的日剧,与同年日剧《限界集落株式会社》同样探讨“限界集落”此一棘手问题,不过两部戏的主角身分恰恰相反,《拿破仑之村》主角为极富干劲,辅导地方转型的“超级公务员”(从被动执行转换成主动规划,勇于任事的现代公务员),《限界集落株式会社》则以当地农户为主角。

“限界集落”一语源自日本,指65岁以上人口达50%以上,社区功能维持濒临极限之村落,中文可译为“极限村落”。2018年4月内政部公布,台湾正式迈入65岁以上人口达14.05%,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超过14%已属“高龄社会”,约7人便有1人为老年人,于亚洲国家老年人口比率仅次于日本。

再依国发会资料显示,仅需8年台湾便至老年人口达20%的“超高龄社会”。而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排名分别为嘉义县、云林县、南投县、台北市、屏东县。但十大高龄乡镇区则过半位于六都。台湾也正式出现符合定义之极限村落,若再扣除掉户籍尚挂在偏乡的年轻人,台湾的极限村落化更是现在进行式。

人口外流与少子化,导致极限村落的高龄化与产业空洞化,从而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可谓是一股现代化国家潮流。《拿破仑之村》便是针对这刻不容缓的议题推出的热血感人日剧,原作主角高野诚鲜的事迹更是无比夸张,曾以日本石川县羽咋市地方公务员身分开创羽咋市观光新局,其后引领以老农为主,人口约500人的“限界集落”神子原村发展。先献米给罗马教宗,打响神子原米自有品牌,再成立产地直销中心,让利润直接回归农户及地方,透过诸多措施,最终让神子原村起死回生。

关于“极限村落”的研究并非少数,重点无非如高野诚鲜般发展产业来振衰起敝,我原本为文却不作此想,并有一段峰回路转的心路历程:我先是认为不管是经济上的雁行理论,还是社会现象的高龄化、少子化,日本都堪称台湾之师,而日本迄今已有高达上万个极限村落,翻转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成功案例更明显带有“幸存者偏差”,是少数对外宣传的样板村落。且极限村落多半为偏乡农渔村,不停创造过多的小农品牌,反而会有恶性竞争,而一窝蜂地推广观光,短期内无法增加,以及重叠比率高的观光客源,又如何满足各方需求,此终究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再者,我想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切入,其内容简要为人口成等比数列成长,粮食成等差数列增加,最后粮食不足将衍生出战乱,而如今地球人口高达70亿,虽然因粮食生产技术发达尚能负荷,但过多的人口,对资源的攫取或掠夺无疑对地球环境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我认为少子化根本是对环境的爱护。因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极限村落本就是生命周期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何必耗费国家资源挽救。

其三,我想批判“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诸如建设主题公园、开设博物馆等常为地方政府所热衷,但为何不能让地于大自然,使极限村落静静地“尘归尘,土归土”,放下一切,还大地本来颜色,成为野生动物之家,“也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

从理性的角度考量,就如同《拿破仑之村》中市长所言,其目标为“综观都市发展全局,判断需要与否”,来有计画性地废村。但看完本剧,却感动地无以复加,深自懊悔愚见。那种齐心努力的氛围让我无法继续贯彻原先论点,更将初始想法全盘丢进垃圾桶。那一颗守护故乡的心,一份挖掘美好事物的认真,公务员想全力达成民众愿望的公职初衷,真的太迷人。

连我一位外人都不舍村落的没落,何况是与土地有连结,富深厚感情的当地住户,原先纯粹奠基于经济的想法太不近人情,“没有温度”!因此,思前想后,再度提出浅见:我认为极限村落可采“双轨”作法,一是如同《拿破仑之村》般理解并尊重在地人士,凭藉眼光创新产业,推动返乡发展观光与传统价值,以求恢复荣景。二从另个角度来看,高龄化或许可成为其发展特点。恬适的乡村,自然的环境,透过政策引导、社区规划,先吸引银发族聚居,将合适的“极限村落”转型为养老村。

既符合高龄化的趋势,也避开少子化的问题,甚至可让都会区减压,且一旦人口聚居,医疗、社福资源介入将更有效能,也能带来工作机会,扭转目前先让年轻人回流的思维,“让偏乡就是偏乡”,以僻静为美,让安宁发光,造就另一种成熟版的生气勃勃。最后不可免俗地以本剧拿破仑之语作结:“给自己的能力划出界限,才是真正的自以为是!”期许所有极限村落都不画地自限,能集思广益与自发创新,让台湾319乡再现微笑与希望!都政府精英公务员浅井荣治不但拥有像拿破仑一般富于说服力的语言魅力,而且坚信公务员就是为公民服务的。

得知风光无限的浅井将到“星河市”进行振兴乡村工作时,他的青梅竹马、担任营销顾问的户川真人十分吃惊。位于东京都星河市的神乐村是日本一万多个边缘村庄之一,而虽然浅井有信心要让那里成为提升土地价值的样板,户川却不敢苟同。果然,到星河市政府上班的头一天,浅井就被星河市长福本纯也来了个下马威,福本要他忘记在都政府的那套做法,好好遵守这里的规则。而且以桥本的跟班山田大地课长为首的农林商工课职员们也对浅井敬而远之。这些人中,充满都市气息的岬由香里更被福本指派监视浅井,防止他做什么出格的事。浅井被委任为“神乐祭”的执行委员。他有意办个盛大的庆典,政府给的预算却只有一万元。由香里带着浅井参观村子。当地原生态的日本风景让浅井深受感动。

但是,这里几乎看不到人影。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当地人口锐减,有一半的村民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由香里提醒浅井这才是神乐村的现状。由香里将深受村民信任的神主菰田孝三郎介绍给浅井认识。浅井想让庙会热闹起来,亲自到村民家里募捐,却搞得灰头土脸。浅井和由香里来到在市政府见过一面的井川登美子的家,看到了登美子做的美丽的和纸。由香里告诉正在思考如何将和纸与庆典结合起来的浅井,和纸再美也不能靠这个过日子,而且市长正考虑让这里废村。

面对上司的阻挠和农林商工课众人的嘲笑,浅井非但不知难而退,反而在神乐村里安了家,并把村民们召集起来,提出在神乐祭上放飞用登美子的和纸做的灯笼以吸引游客。开始村民们颇感兴趣,但菰田几句话就让众人变得畏缩不前。然而,过了不久,一则神乐祭将放飞千盏孔明灯的消息在社交网站上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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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环境外部性

近日,连日高温造成用电需求大增,引使得许多人担心台湾会面临限电或跳电危机。依据经济学原理,但市场用电“需求”增加时,市场的电价应该要调整。需求的增加指的是在面对气温愈来愈高的情况下,不管每一度的价格多少,消费者的用电需求“量”都会增加。换句话说,无论一度电的订价高低,消费者对于电的购买量都会增加。但由于台湾电价固定,故使用者不会有节电的诱因。

不可否认,全球气温每年不断上升,造成海水温度不断提高与极端气候发生的机率愈来愈高。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森林大火以及希腊度假城镇Mati都发生严重火灾。在台湾虽然尚未发生如欧洲一样严重的火灾,但连日高温已让用电需求持续增加,供应我们电力的发电方式如核能发电、燃煤发电、燃气发电、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等方式也会让温度继续提高,后面两者属于绿能发电型态,在发电过程中对环境的伤害是最小的,惟目前绿能发电对于台湾的电力贡献仍是相当低的。

当然,在生产太阳能设备与风电设备的过程中,或后续的废弃处置都还是会带给环境负向的影响,但绿能发电过程所伴随的环境破坏已是相对其他发电方式较少的。在气温不断升高的情况下,任何冷却或冷气设备所产生的热气会将温度再次推升。当我们经过冷气设备旁或便利商店的冷却系统时,总会有一股热风让人感觉不舒服,这就是让室外温度继续升高的推手,这样的现象在台北盆地更为明显。因此,全球暖化几乎已是不可逆的现象了。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产生的恶果必定由人类的后代承担。

虽然如此,但我们在讨论电力的稳定或环境污染的政策时,许多人往往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已造成公害。就如同在本专栏“消费便利与环保之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情况一样,环境的外部性通常不会为大家重视,就像许多人只关心自己可以把垃圾随意丢弃,不关心北极熊没饭吃,或不担心大型海洋鱼类把塑胶袋当水母吃掉,进而丧命。

虽然目前各国政府或人民对于全球暖化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不反思生产过剩或减少对于环境有害物质的使用,即使你落实资源回收再利用政策,全世界的垃圾量仍会持续增加。再者,污水下水道虽是目前许多国家认为将污水与雨水分流处理的较佳选择,然而,即使我们将污水处理后排入大海中,仍会有许多微生物进入海洋生物的体内,当人类食用海洋生物时,我们仍会将这些有害物质再次吸收。因此,最终人类将为此付出代价。

由于环境污染或全球暖化都是属于负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另外一面是,当我想要降低外部性的发生时,不仅对我本身会有好处,对他人也会有正向的影响,即是搭便车效应。此时,我们降低负的外部性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全归自身所有,亦即他人也可以享受搭便车的好处,故面对外部性的问题时,我们往往需要政府用较强势的手段来解决。可惜的是,外部性或搭便车的行为是不可能消失的,因此,虽然世界各国普遍呼吁大家重视或直接限制对与污染品的使用,例如限制塑胶袋或塑胶吸管等,但许多民众仍是无法谅解的,或许他们认为,环境污染与我何干。

解决污染的外部性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多藉由诱因机制的设计来降低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就如同原本部份北市的停车格取消免费后,停车格的周转率也随之提高,这就是较成功的诱因机制。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却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全国各地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北京频发的雾霾天气、山东地下水污染事件、上海打捞死猪事件以及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引起社会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当然,环境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国外也出现过很多的环境问题。对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很多,如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主要是借助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采取税收、环境直接管制以及立法保护等手段;另外还可以借助市场,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依靠法院的协助进行协商等等。对环境外部性问题深入研究,借助经济学分析,探讨用协商和侵权行为法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马歇尔和庇古提出来的,指的是被排除在市场作用机制之外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副产品,它没有被反映在产品的价格上。环境外部性有正、负之分。以北京市出现的雾霾天气为例:如果北京的市民植树种草,在这个过程中陶冶情操、锻炼身体,同时他们的付出净化了北京的空气,减少雾霾天的出现,这种行为产生了正外部性的效果;由于有很多的北京市民不是公交出行,私家车也不安装有效的尾气净化装置,他们在方便了自己出行的时候,加剧了雾霾天的发生,使北京市民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身体健康,这种行为就产生了负外部性的效果。环境外部性问题指的是负外部性效果,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一般归纳为政府参与解决和市场参与解决两类。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应过度,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和规模经济,它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很强。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政府在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只是促进私营部门达到社会允许的污染水平,尽量减少对社会造成的外部成本,使居民或厂商在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其行为对当代其他经济主体或是后代人的影响[1] 。

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可以通过税收、环境直接管制和法律等手段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国家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确立财产的所有权制度,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地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即可以通过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

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化的途径很多,常用而且有效的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第二是政府部门通过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和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使环境保护变成一种市场和企业的行为;第三是通过产权的界定、避免“公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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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正视学生的居住权益(下)

文化大学宿舍除了有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外,这次事件也暴露出居住品质的问题。透过媒体揭露,大群馆4人挤5坪空间,显然是偏小了,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交谊、会客的空间。荒谬的是,撇开大群馆用地是否合法,对这样的居住环境,教育部仅表示:“曾有调查研究指出较合宜的住宿空间标准,不含公共空间为每人2.4坪,若包含公共空间为每人3.6坪,大群馆的住宿空间,包含浴厕每人仅1.25坪,空间明显不足。

(link is external)”更让人讶异的是,原来主管单位这么多年下来,居然连一个学生住宿合理的空间规范的都没有。大学学生住宿的供给明显不足,且真正的需求状况无法反应在在目前的统计资料上。同时,学生宿舍的居住品质、空间、机能等问题也从未被正视。这倒底该负责?

我们先看学校,以这次大群馆为例,当年与又昱签约的前校长吴万益表示:“因学校宿舍不足,学校附近又一屋难求,学生每天往返仰德大道非常辛苦,因此优先考量兴建宿舍及校外承租宿舍(link is external)”,并规划将大忠馆改建为学生宿舍。透过吴校长的声明,学校显然是知道学生的住宿需求的。但为何后来未把大忠馆改建列为优先事项?很明显的,学校并未将满足学生的住宿需求当成重要的事。不只这次大群馆,历年来文化学生在居住上的抗议从未停过,学校仍置若罔顾,期待学校主动解决是不切实际的。

那作为全国各大专校院主管机关的教育部呢?我们看到对是否补助文化宿舍经费说法反覆,相关问题始终状况外,事件爆发至今,到现在也完全拿不出对策。大群馆事件可以说教育部对全国大专学生住宿问题的写照:责任推给学校,总是围绕在学校提供的数据打转,又把主管机关的权力自我设限在发放补助款等。

正如前述校外租屋人数的统计一样,教育部对学校呈报的资料照单全收,却不去检视数据是否合理,有哪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对宿舍的合理空间与居住品质,对照日前劳动部将公告移工住宿新基准(link is external),拟规范移工居住与浴厕比例等,我们的教育部却还‘将收集各大学状况及看法,评估是否订出建议标准。’几十年来大学学生宿舍供给不足、居住品质堪虑,可以说就是教育部长期纵容下的结果。

教育部除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外,尚承担着维护学生受教权益、社会公正、培训人才等责任。面对学生与校方不对等的关系,主管机关如果仍置身事外,将使学生更加弱势,任凭学校乃至学店的宰割。

教育部应该要积极的负起维护学生居住权益的责任,特别是现在的高教环境已大不相同,在少子化的压力下,不管是国立私立都面临严峻的招生考验,给了主管单位保障学生居住权更大的空间。对学校来说,少子化生源减少,当然倍感压力,但如果站在学生受教品质来说,则是提高教育品质的难得契机。学生少了,理应有比过去更多的活动空间、更少的校园资源竞争者、有更长的老师指导时间等等,当然也应有更大的机会可以住进学校的宿舍。

教育部应该善用少子化的契机,积极介入学生住宿问题,并且除了改善长期以来宿舍床位供给不足问题外,也要设法提升学生的租住品质,具体来说,建议可以从底下三个方向切入:一、尽速制订学生宿舍数量与品质基准:如本文所述,目前的学生宿舍统计无法充分反应学生的住宿需求,应该要以其他的调查方式予以修正。例如户籍在其他县市很有可能就有住宿需求。当然并不是单纯考量学生户籍所在地,学校的地理位置、所在城市、大众运输健全否,都会影响需求,要精确掌握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不是像现有粗糙的任由学校估计,全校学生需求等客观的调查会比现有方式可靠的多。透过对学生住宿需求的掌握,教育部应与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共同建立一套应提供宿舍量的基准。

二、善用政策工具,引导学校改善学生宿舍:因大学自治,加上业务分工,主管机关对大学宿舍似乎可以介入的空间有限。以这次大群馆事件来说,宿舍床位只是现行私校奖补助款诸多指标之一,影响的补助金额有限,且因教育部内部分工的因素,学生宿舍归高教司与技职司管理,学生校外租赁部分则是学特司的业务,学生住宿问题被切割,欠缺整体思考。

三、资讯揭露:为了保障学生受教权益,各学校办学资讯透明本来就是学校与主管机关责无旁贷的责任,除了让社会大众可以瞭解接受大量公共资源补助的各大学办学状况外,也可形成社会监督的力量。事实上,随着教育改革,越来越希望学生是凭个人性向与规划选择学系,大学可以更开放、更贴近社会及个人的需求,学校的各项资讯公开对这样的学生选择是必须的。

最后在这次大群馆事件中,幸好有台北市政府的介入,提出原居住学生下学期的住宿方案,这也提醒我们地方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表面上,大学生住宿问题是学校乃至于主管机关教育部的责任,地方政府本来就管不到大学,除了土地分区使用、安全管理外,其实是可以置身事外的。然而,台北市政府这次的积极介入,提醒我们地方政府的可能。

在目前的宪政秩序下,举凡教育、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福利,主要的权力都是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然而,一所大学的存在,不管他的规模再小,与地方的关系却是千丝万缕的,从师生的住居饮食、校园环境冲击、拥有的研究能量、社区互动等。再者,大学也拥有许多有助于地方治理的资源,可能可以协助区域产业所需的创新技术、研究人力,毕业生更可投入生产、社区工作等。因此地方政府若能积极的与大学合作,就有可能创造双赢的成果。

拿学生住宿来说,现况除了自建外,学校本来就可以寻求外部的资源,比如向民间承租、BOT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当然可以兴建宿舍来与学校合作。县市政府可以做的不仅如此,为何不能思考与社会住宅整合?如果有学生一同混居,是不是有助于改变对社会住宅的刻板印象?而除了整栋的宿舍、住宅外,有没有可能在人口外流、机能萎缩的老旧社区引进学生入住,甚至仿效荷兰的跨代屋(link is external),让学生陪伴老人、一起生活?

也就是说,学生居住的形式绝不仅有传统的独栋宿舍建筑一种,有可能结合地方资源,创造多元的模式,在保障学生的居住权益同时,甚或是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这就看地方政府的创意与规划了。学生的居住问题很严峻,但决不是陈疴难解,端视政府的决心。期待中央的教育部赶快动起来,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也开始有候选人重视,不要再拖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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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正视学生的居住权益(上)

随着文化大学与又昱公司解约,先前争执了一个多月的大群馆事件似乎已经落幕,事件爆发时暴露出来的学生宿舍空间狭小、一位难求、校外租赁价格与居住空间等问题,也彷佛从不存在,争执双方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学生居住问题真的有这么难吗?本文想以文化大学为例,谈谈如何保障学生的居住权益。

首先先看文化大学的宿舍供给状况。从床位数来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大专校院学生宿舍概况,文化大学除自有的4,242床宿舍床位外,尚有向外承租的420床。这样够不够?如果从教育部网站的资料来看,宿舍中签比例有70.59%,这对于位居首善之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都会型大学来说,应该可以说不错了。

然而真相似乎不是如此,我们同样看教育部的另份统计,该校同时期校外租屋学生数为2,730人,也就是说,至少有2,730人的租屋需求是无法在学校宿舍得到满足。住宿人数加上校外租赁人数共7,392人,(4,242+420+2,730)而该校106学年度各学制学生人数总计为25,885人,约28.56%的学生是住宿或租赁生,住宿生占全体学生数18%。

大专校院资讯公开网站尚提供了一年级学生申请宿舍的资料。根据这份资料,共有2,672名新生提出申请,提供给一年级新生住宿的比例略高于全校平均,有72.6%。有趣的点在于申请人数比例,106学年度新生总人数6,063人,其中有2,672人提出宿舍申请,占44.08%,而同时期全校学生数是25,885人,申请住宿的有6,604人,约25.51%。

我们可以想见,随着升上高年级,想要隐私、自由或其他种居住形式的学生人数一定比菜鸟阶段来的多,影响其申请学校住宿的意愿。申请人数少,不意味着学生住宿需求少,也有可能因学校宿舍长期供给不足,或限制旧生抽签比例等,让想申请的学生却步转去校外租屋?如果以中签率七成就解读成居住问题不严重,似乎跟一般大众的认知有很大差距,有没有可能资料反而遮掩了更多的事实与问题严重性?

其实文化学生宿舍供给不足早就不是新闻了,因租屋衍生的纠纷从没少过。早在1992年,文化学生即集体向行政院公平会检举房东联合涨价,2000年因火灾烧死学生引发校内抗争(link is external)。文化学生居住问题甚至在去年的“台大新闻e论坛”〈大学生租屋苦 文化大学租金全台最贵〉(link is external)直指该校租屋是全国租金最高、坪数最少的。更不用说先前爆发大群馆争议时,有许多学长姐出来分享长期以来对文化住宿问题的不满。

因此重新检视前述的统计资料,所谓的七成住宿比例就要有:‘有住宿需求者未必会来登记’,而低估了实际需求数的可能。事实上如果看历年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概况资料,也可以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下表是从91学年度(2002年)起至106学年度文化大学的宿舍床位、住宿人数、校外租屋学生数等。首先在学生宿舍床位部分,99学年度以前都是三千八百余床,从100学年度起,除校内微幅增加外,主要是增加了向外承租的420床,也就是这次争执的大群馆。住宿人数基本上与床位数雷同,在申请人数部分,虽有变动,但也约略在五六千左右的规模。

比较值得玩味的是,校外租屋学生数由91学年度10,064人,至98学年度起开始显着下滑,104学年度后甚至仅剩4,100人,106学年度更是减到仅有2,730人,不到91学年度的三成。然而对照这些时期的学生总人数,91学年度虽高达28,044人,106学年度剩下25,885人,仅减少了两千多名学生,不足以说明为何十年内文化校外租屋学生数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动?

也就是说,这份由文化大学提供给教育部的资料正确性有待商榷,即使教育部统计资料注明部分学校资料是估计数,但文化大学校外租屋比例可以由91学年度的35.66%、95学年度的46.22%,自98学年度起剧降,99学年度仅剩26.33%、106学年度甚至只有10.55%。况且如果租屋人数在这十年间内产生如此巨幅的变化,笔者相信应当发生房东竞相削价,而不是前述的“全国租金最高、坪数最少”。

换言之,这份统计资料至少在校外租屋人数部分参考价值有限,也可以看到主事者对住宿统计的轻率。很明显的,学校低估学生向外承租数可以减轻处理学生住宿问题的压力。可以说,文化学生宿舍长期的供给不足才是真相,透过低估需求,减轻学校的责任。而学校长期漠视学生居住权益,也间接地创造附近居民牟利的空间。不只是文化大学,国内多数大学宿舍供给明显不足这个学生与家长都知道的事实,却无法在官方的统计资料中被充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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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目睹儿成年后的亲密关系

虽然统计资料尚未指出这些施暴者或被施暴者过往童年是否有经历过家暴事件,但实务工作中的确有许多例子是施暴者与受暴者过往都有被施暴的家庭经验,导致其日后组成新家庭时也深受影响,使得这种暴力魔咒不断出现与无法断绝。

妈妈小青与10岁的女儿小铃遭到先生家暴来到励馨基金会求助,当初因为先生的暴力控制太过窒息而逃离案家。来到安置家园后,没有了先生的牵绊,小青反而不太习惯,会将自己的不安情绪发泄在女儿身上,小青表示如果先生愿意道歉就马上回家。初期先生会打电话威胁要小青回家,但过了几个月后,先生不再与小青联系,反而使她感到心慌。

小青担心的是,这个曾经相爱过的人难道不再重视我了吗?即使回家后极可能有再受暴的风险,小青仍想着带着小铃回到先生身边一起生活,毕竟这样还是有个依靠…。

小青发现小时候,自己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父亲在家话很少,总是努力工作;但回家后因喝酒情绪不稳定会对母亲施暴,自己只能在暗处哭泣。母亲长期的压抑,会在父亲外出时对小青发脾气、毒打,认为小青是害自己与先生关系失和的原因。社工带着小青探索与回想过往生命故事,小青才惊觉原来自己正复制儿时与父母亲的相处模式在孩子身上。

类似的故事在我们实务工作中不断的上演。阿秀曾经与男友分手三次,每次都是因为受不了对方外遇及动手施暴而离开对方,但又因对方的恳求和自己的不舍而回到男友身边。她常常自嘲自己命运不好才会遇人不淑,在恋爱关系中,阿秀很努力的投入感情与付出,却都遇到错的人,但阿秀仍告诉自己不要放弃,一定会遇到合适的对象,不会再受到暴力对待。

上个月阿秀打电话告诉社工,最近又与新男友分手,原因是新男友酒后会动手殴打阿秀…。阿秀告诉社工小时候爸妈关系不好,爸爸经常有不固定的外遇对象,回家后只要妈妈询问爸爸的行踪便会被殴打,事后爸爸会买很多礼物送给妈妈。妈妈告诉家里的孩子,爸爸还是很爱这个家的,只是一时不小心才动手打人。阿秀在述说过程中发现,自己跟妈妈的想法极为相似,都是不断原谅对方的过错,为施暴者寻找合理对自己施暴的原因,却未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才会在关系中失去自我,辛苦的面对每一段感情。

社工主要在帮助受暴妇女及其子女脱离受暴的环境,因社工的支持与陪伴,协助受暴妇女离开这段受害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社工如何带着妇女回溯从目睹儿成为受暴者的经历,去看清楚这段关系始末,厘清暴力的原因以及因应暴力时的求生存的姿态,才不会重蹈覆辙而受到伤害。

根据萨提尔求生存姿态模式中可见,它源自一个低我价值和不平衡的状态,当我们感受到可能有威胁时,为了保护自我价值,我们选择采用生存姿态来对抗威胁。这些求生姿态,是想得到他人的接纳,同时隐藏我们内心的恐惧,以感觉到与他人连结。 (Virginia Satir, John Banmen, Jane Gerber, Maria Gomori,1998;John Banmen,2008).萨提尔模式以外显行为的方式展现人们自我价值的内在感受。分别有:“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及“一致”。

A. 求生存的应对姿态——讨好当使用讨好姿态时,我们不顾自我价值的感受,而将权力交给他人,或者来者不拒;当我们表现的讨好成功取悦某人时,我们会感到心满意足,直到另一个人的不悦打破这一切为止。B. 求生存的应对姿态——指责指责和讨好相反,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蹂躏别人或环境,由于指责的爆炸性特点,常使用指责的人也常常切断和他人亲密的联结。

C. 求生存的应对姿态——超理智这姿态最明显的特微是过分客观。当使用超理智时,我们不允许自己或别人注意感受,处理冲突的方法是引用研究或数据来证明我们永远是对的。当我们超理智时,我们会从人群里退缩,且承受孤单之苦。D. 求生存的应对姿态——打岔打岔是企图在讨论问题时分散他人的注意力,一直改变想法,想同时做无数的活动,无法把注意力专注地放在同一件事上。打岔的人相信,只要可以把带有任何程度压力的话题转移注意的方向,就可以生存下去,但原本的问题得不到帮助。

受暴妇女与施暴者的互动过程中,可回溯至儿时经验,女性目睹家暴者在幼时家庭中学习到自我贬抑与低自尊的信念;因家暴经验的影响,藉由别人的行为来界定自己有没有价值。当我们爱与被爱的基本渴望受到威胁时,为了维持关系或保护自己,我们可能选择讨好、指责、超理智或打岔的求生应对姿态。

就亲密关系互动里,若两人的互动模式仅停留在某一种姿态中,可能会使亲密关系失去平衡且越来越纠结。若在互动中当感到痛苦时,有人会选择转换姿态;但也有人会选择继续维持姿态。毕竟这些应对姿态皆非平衡健康的模式,我们仍需要厘清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望,以及正视自己害怕失去和无法面对的事实,才有办法让自我内在与外在有一致性的表现。

我们在防治家暴及目睹家暴工作中的发现,需要以整个家庭系统来看脉络。妇保工作主要是引导受暴妇女探索自己过往童年经验,并且与现在的困境连结,不再将家暴视为单一事件或个人问题。而当我们在提供目睹家暴儿少服务时,除了心理辅导外,也协助她们厘清暴力的原貌,不再有过多自我责难,或内化大人的因应模式,引导她们学习正确理性的因应能力,使其在成长过程中有力量保护自我的身心,并建立健康的自我价值,减少代间传递的情形。因此目睹家暴服务不仅为了防止他们成为未来的施暴或受暴者,也为了让他们在暴力环境中形成的非理性与不健康信念,有机会得到调整与找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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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探索中找到对于教育的热情

徐凡甘的生命在15岁时因肾脏衰竭须面临终身洗肾的命运,当其他人正在准备基本学力测验之时,徐凡甘只能与病魔搏斗,经常出入医院,此时的徐凡甘不向命运低头,仍然靠着坚毅的意志力在家自习,考上台北市的第一志愿建国中学;然而他在念书期间遭逢家庭变故与自信心低落两大问题,导致学业成就无法达到预期的医学系。

最终学测成绩出炉,徐凡甘落脚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这是徐凡甘深思熟虑的选择,也促成后来踏上教育路的因缘。等待大学开学期间,医院为徐凡甘做了家属器官捐赠评估,结果由智能不足的大哥捐赠一颗肾脏给徐凡甘,手术结束后的徐凡甘有如大鹏鸟,即将展翅高飞,飞向那美好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就读台大农业经济系的徐凡甘,不只主修本系,还跨系、院、组修习不同领域的课程,学习跨领域知识整合。大学的必修学分社团也没有因为修课而放弃,徐凡甘大学期间参与了“新生书院”、“证劵研究社”以及“不同凡响社”,之后更创立“城市浪人挑战赛”的社会企业,将所学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接近毕业时。

徐凡甘初闻为台湾而教(Teach For Taiwan, TFT)创办人刘安婷在TED演讲(题目:拥抱世代从教育开始)的理念后深受感动,决定参与TFT第一届的偏乡教师甄选,投入偏乡教育的行列,为偏乡学校与教育尽一份心力,徐凡甘有了目标之后便全力以赴,一路破关斩将取得第一届TFT教师的资格。

徐凡甘十五岁时住院期间受到主治医师余美静与已故医师林杰梁的影响,原本志在从医悬壶济世,传承两位医师的人医风范。但不料,高中学测成绩无法选填医学系,经过大学四年的洗礼之后,修正方向转往教育,只因为徐凡甘想起高一导师的话:“想帮助人,随时随地任何职业都可以啊,不一定要当医师”,点醒了他,也点醒了他的教师梦。

初入偏乡的徐凡甘不仅没有教育专业,连班级经营都有困难,身负重任的徐凡甘带着第一届TFT教师的期许前进偏乡。不久后,对于教学陌生的徐凡甘已经熟能生巧,课程设计也有助于弱势学生建立自信心,同时也藉由科展与校外教学拓展学生的视野。任教的两年中,徐凡甘深刻体会到偏乡教育的问题不是出于学校而是家庭,隔代教养、家庭失能与新住民子女的问题让偏乡成为弱势的代言者,他们面对孩子的学业时无能为力,孩子无法在学校中获得满足感只能逃学、逃家甚至中辍,成为问题学生。

另外,偏乡也让徐凡甘体认到学生价值观的严重扭曲,许多家长为了弥补对孩子的缺憾,便以金钱来满足孩子的欲望,导致徐凡甘课堂上用来奖励学生的拐杖糖被视为无物。结束TFT教师之后,徐凡甘加入政治大学的“实验教育推动中心”担任研究助理,并于晚间至淡江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研究所进修硕士学位。

平凡的“凡”,甘甜的“甘”,徐凡甘总是这样介绍自己。但他的人生却一点儿都不平凡与不甘甜,历经挫败与低潮之后,终于能够回甘。他的人生至今高潮迭起,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的典范,我们经常抱怨时间不够用,但是却将时间浪费在不该浪费的事情上面,徐凡甘历经换肾之后,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用宏观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一生,先订立目标,然后再配合目标规划如何实践,近程、中程、远成的目标让我们不再虚度光阴,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进的原动力,如同徐凡甘有了改善教育体制的目标后,从基层教师开始做起,接着进入更高层次的研究领域,慢慢的实践。

徐凡甘在逐梦的路上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告诉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而阿甘老师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梦最美,逐梦踏实”,梦想受到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逐梦的人会因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而后悔。期许与阿甘老师有相同热血的年轻人能够奉献所学,造福社会。

家庭是每个人成长中必定会接触的地方,不论是好与坏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当随着年龄成长后,新的家庭可能会是一个转变的契机,也可能会是另一个牢笼的开始。在很多家庭中,不合宜的管教方式可能是家族里流传下来的传统及束缚,伤人的父母往往过去也曾经是受伤的孩子,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家庭系统中的来龙去脉,会让我们更能谅解这些曾经历过伤痛的大人,也更能贴近的去感受其中的无奈和辛苦,进而找到方法协助他们。

每年6月是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月,根据卫生福利部保护资料库统计,105年1月至106年5月成人家暴通报案件超过14万件,其中约有1.5万件家庭里有目睹家暴的儿童或少年,约占10.5%。这些目睹家暴儿少直接或间接目击、听闻或感受暴家暴事件发生,可能出现做恶梦、尿床、焦虑、退缩甚至攻击、伤人等行为,影响人格发展相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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