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和无力感杀死随机杀人犯

最近一篇报导汤姆熊杀童案犯罪者的文章〈血是怎么冷却的: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世界(link is external)〉,写出了强烈强力却令人无力的故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故事呢?这是写实报导或是小说呢?

其实我是希望它只是小说,到底它是真实故事或是小说会比较让人们思考呢?我试着谈论记忆的课题,尤其是如果记忆涉及法律课题,以及有法律责任的归因时,这种故事里涉及的记忆问题就需要更多角度的思考。

以下的论述是一种通论,而不是针对该报导里犯案的个人。首先,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当随机犯案者的人生故事被呈现时,也许让读者了解犯案者的生活困境,尤其是大家常渴望知道犯罪者的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在生命历程里的遥远成因。虽然我们想到所谓“远因”时,就是假设父母因素的影响,或者在生命早期曾发生何种创伤事件的影响?

但是这些被找出来的早年因素,却常是带来更多的无力感,这是不少友人阅读这篇报导后的感觉。因为稍有临床经验者早就知道了,这些严重问题或某些症状,不是知道了早年的生命故事就会解决。而且让家人变成犯罪者犯案的远因,家人变成了另一种祸首,这种推论势必带来另一种反弹。这是过于简化的前因后果的推论所带来的问题。这是心理学的假设,或社会安全网改善的方向,或者是法律学上的究因,是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目前只从当事者所说的故事,或邻居朋友的说法,这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以前的口述笔录就是犯案铁证,但是笔录一定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有人从小因为种种不明原因而常觉得罪恶感深重,一切都觉得自己做错事(这是“心理真实”的结果),这是我们在看相关者的故事时需要慎思的地方。

至于大家都好奇的原因,这涉及的是通论和个论。通论上,友人曾以俄罗斯娃娃比喻很精彩明确,但也令人伤感的现象,谈的是代代间的重复,这一代重复了上一次的暴力问题,这种观察容易让我们假设目前的问题和上一代的关系,但这是什么关系呢?

在精神分析技术史里,早年曾风行的起源学式的诠释(genetic interpretation),将目前的问题和症状,跟生命早期史的事件相连结,形成一种线性前因后果式的诠释(忽略了生命过程里的保护因子),但是临床上早就发现这种起源学诠释法,对于问题的改善相当有限,甚至带来更多防卫,因此在精神分析里已相当少使用起源学式的诠释技术。

当我们归结父母是“病源”时所带来的反弹,和父母觉得被污名化(这在先前发生的随机杀人事件里也有类似争议),因为治疗师很难在“历史事实”上再找出当年的证据,毕竟,回忆不必然等于“历史事实”,就算有具体可见的硬证据,也会是多元论点的不同诠释。

理论上,小孩会受父母的影响是一种通论,也是大家共有的经验,但是这离要归结父母是病源,两者之间仍有落差,需要另一种大多数人接受的进步意识概念做为后续的判断基础。通常这些进步的意识概念,需要在社会里挣扎过一段时日才会被接受。

在个论上。论及任何个别个案时,我们常说“每人都是独特的”,这句话如果不是应付的说法,在临床上要如何思索它呢?是很困难的课题,但在找到所谓症结点之前,我们还要先注意任何归因所带来的副作用。

例如,因为是随机式且单人行动,不是结构式的帮派举动,就算是统计已有案件的相关条件,例如从小到大的生活状况,如果这些统计呈现某些共通因素,例如年轻人、无业、孤独、喜欢上网等等结果。

这些统计结果当然有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意义,让社会沟通和教育有一些参考因子,做为后续长期处理的依据。由于这些随机案例的个别性很高,很有可能让这些统计学后的结果,理论上变成为预防要件,通常是可见和可操作的因素,容易倾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过一人的策略。反而让那些统计出来的现象,可能变成另类的污名化,这仍是目前常见的社会反应。

通论上,例如三十年前的某事件,造成三十年后的某反应,这种论述不能说全错,如同混沌理论描述的,东方一只蝴蝶飞起来时翅膀的动作,影响了西方的飓风,或者两者间有相关,或有“某种”非线性动力的前因后果关系。就临床来说,我们还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难题,不少人有类似童年经验,何以不是每个人后来都会出现随机式事件?

意味着还有其它因素(有人说是保护因子)影响着这种远因近果的关系,这些因素有些是存在记忆故事里,但是早年创伤的个案经验,很难不依当年的恐惧经验和后来其它经验而扭曲记忆,并非是意识刻意的扭曲,而是人为了活下去不自觉的结果。

如果在诊疗室里面临困局而挫折觉得无计可施时,当时天马行空的想像和推论,是避免走进死巷的重要动力,这是我对于精神分析家比昂(Bion)的思考理论的看法,但是在诊疗室里我们可以保持慢速度,重复又重复地观察后再下“初步暂时的”结论,这是重要的科学过程。在诊疗室里,从想像和推论里建构出某些假设和观察,但是要运用到社会事件,尤其是随机杀人事件,的确仍需要很多想像和推论,因为我们所知有限。

如同佛洛伊德在《朵拉》案例里提及,可以重见天日出土的古董(意指早年的经验)仍是断垣残片,但是正如光明磊落的考古学家,在每个案例中当确实有根据的部分在那里结束“我的建构就从那里开始”。要如何不被当事者的故事给绑住,避免因此而无法思考其它可能性,的确就构成了我们的难题。

佛洛伊德全集的英译标准版本里,对于创伤理论有英译’deferred reaction”(延迟的反应)的术语,但这英文词却造成精神分析临床家难以运用这个概念,因为延迟的反应就表面意义来说,是当年的创伤以原貌留在某个地方,直到后来某个时候才出现反应。

但临床上发现,成人个案对于早年的受创经验,在治疗过程里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另种说法是随着对治疗者的不同移情变化),而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心情,有时是愤怒不满,有时是替当年加害者着想,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好或不够好才会发生当年的事情。

后来,对于创伤的概念,法文字”après-coup”(事后)的说法,才更接近佛洛伊德起初对于成人个案的童年创伤经验的观点。事后如何解读当年创伤事件,才是引起后续会如何经验当当年创伤的基础。这也才能解释何以后来的社会政治劳动条件等等,会成为后来发生随机杀人事件的可能助因。

因为并非所有曾经历类似创伤经验者都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再纳进后来的因子一起考虑。虽然在诊疗室里,仍会以内心世界为工作焦点,但是考虑重大事件在社会里的位置时,就需要心理之外的其它因子一起参考。

这才能说明何以不是知道童年往事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无法如一般所期待的,就把它忘掉或放掉了,因为后续状态对当年创伤的恐惧和无力感,仍不断衍生出不同诠释而影响着当事者,这是记忆会随着后来的不同诠释,不自觉地修改记忆的部分原因,让随机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虽然那些故事原本就不预期被知道,或者心中已经呐喊多年希望被听见,却一直被忽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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