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判生没钱判死,是真的吗?司法流言终结者──吴重礼的政治实证研究

政治实证研究

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从人治迈向法治,但司法与政治、金权间的暧昧关系,始终存在许多想像空间,因此许多批评司法的戏谑「俗语」应运而生。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吴重礼研究员,以实证研究方法,对这些说法进行客观地「验证」。若民间印象为真,足以针砭改革;若能破除迷思,则能重建司法公信。对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至为重要。


在权力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司法,本来应该是一块超然中立的净土。然而在台湾,却总免不了被民众用带着颜色的眼光检视。不少「俗语」,赤裸裸地调侃着司法的公信力。比方说,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

这句经典名言,出自国民党前秘书长许水德, 1995 年时他为了安抚党内涉讼人士所说。从此,「办绿不办蓝」的印象,就一直烙印在许多人的心中。2000 年以后的几度政党轮替,也并没有把威信还给司法,只不过让这个句型,被用不同的颜色/ 立场,继续传颂着。

吴重礼团队运用司法院法学资料库于2000 年之后公开的裁判文,以关键字「贿选」、「行贿」、「买票」搜寻裁判文资料库,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法院的审查究竟会不会受到被告党籍、社经地位的影响。

像是「社经地位较高的人,在司法案件中较有优势」这个概念,吴重礼就碰到「社经地位」很难客观量化的问题。例如,连胜文当过悠游卡公司董事长,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比当过台大急诊室主任的柯P 高?很难比较,更别说案件被告的财力、人脉,在判决资料中不一定找得到。

山不转路转,吴重礼于2012 年发表「贿选案件」的实证研究“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决定用「选举层级」来代表「社经地位」。

吴重礼认为,「一般情况下,参与的选举层级越高,越需要有力的背景来支持。就像总统候选人的经济能力、政商关系,通常就会比参选里长的人高出几个等级。」当然也有「越级打怪」挑战高层级选举的底层人士,但他们通常志在参加,不会投入多余资源贿选,因此也可以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吴重礼团队搜集了2000 年至2010 年期间,各级法院对于贿选、买票案件的所有判决,再比对政大选研中心的选举结果资料,分析了地方法院一审7,886 人、高等法院二审4,696 人、最高法院三审762 人,共计超过1 万3 千名被告。得到的结果,十分耐人寻味……

统计分析发现, 2000 年至2010 年间的贿选案件中,国民党籍被告被判无罪的机率,明显比民进党或无党籍者来得低,可见法院或许没有许水德讲的那么「蓝」。而「当选过关」效应,虽然在二审的高等法院较为显著,但在其他层级法院则不然。至于选举层级、审判层级对结果的影响,在统计差异上亦未达显著水准,实证结果与一般存在的刻板印象并不一致。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吴重礼认为不能断然解释因果关系。实际原因从数字看不出来,需要再与检察官、地方法官、地方记者深入访谈了解。

这个「贿选案件」实证研究,不只破了流言,可能也碎了许多人的眼镜。遗憾的是,仍有某些「印象俗语」被成功证明,尤其是在「贪污案件」与「窃占国有地案件」判决。

吴重礼团队近年续以类似的逻辑,检视法院对「贪污案件」的判决。这次的研究结果,则验证了「资源不平等理论」在司法中的体现。分析结果发现,在诉讼程序中,掌握资源较多的一方,明显占有优势。例如公职职位越高、或有能力聘请越多律师的被告,代表拥有较多社经资源,在数据上可看出越容易被判无罪或缓刑。类似结果,也在「窃占国有地案件」的研究出现。

力求平等的司法系统vs. 无法平等的真实世界

政治学经常探讨「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当社会上的资源有限、但人人想要,就需要权威以强制力分配。从古至今,「土地」就是社会里的稀有资源。

「这句话是庄子说的,意思是说,偷小东西的贼会被处死,但篡夺政权的人却可以称王封侯,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吴重礼说。他发现,占用国有土地的人分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大企业或权贵阶级,例如高尔夫球场、建筑开发商、灵骨塔、宗教团体;一种是社会最底层的弱势者,例如原住民聚集的三莺部落、 1949 年迁台老兵栖身的宝藏岩与华光社区。

这两种窃占国土的动机完全不同,一方是牟利、另一方则是求生存。但因为两者掌握的社会资源天差地远,因此在诉讼结果上也有显著的差别。

分析地方法院4,097 件「侵占国有土地」案件裁判文,吴重礼团队发现若被告身分为「公部门、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较容易被判无罪。若侵占动机为「营利」也较容易被判无罪,可能推论为被告更有关系背景和资源。而如同庄子所言,侵占土地「面积较大」也较容易被判无罪。

「在法律的游戏中,企业权贵是“repeat player” 的角色,对于司法程序较熟悉、有资本寻求品质较佳的法律服务;但弱势者却是个“one shotter” ,经验和资源双双缺乏。两者的地位一开始就太不对等,研究结果当然就会验证『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这样的假设。」说这段话时,可以从吴重礼的表情、语气,察觉他对这种不平等的无奈。

另一方面,这几个研究有个比较明显的局限是,有些政治对于司法的影响力,是发生在「起诉前」的阶段,比方说检察官就直接不起诉或签结了,但这从裁判文不得而知。因此,我们的研究基于实际的裁判文,聚焦在「法院审理」的角色。

问:研究结果发表后,会不会被从特定政治立场来审视解读、甚至批判?

实证研究的要求就是「三分证据,不说四分话」,当我据实呈现实证结果,不做过度的衍伸和解读,那就经得起考验。我的论文标题中有一句“charge me if you can” ,其实是双关语,除了形容司法案件中被告的立场,也同时表示学术上,客观的资料分析可以公开接受各方检证和挑战。

当时研究发表之后,接到很多各方朋友的联系,蓝的绿的、从院长级人物到大法官都有。但我其实不会在蓝绿中选边站,学术研究是无色的、统计数字是中性的,那么,就让数据代替我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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