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本土价值成为影响中国的新介入点

一个月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决定不参加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这是继去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去年觉得自行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之后,香港本土派与六四尤其是六四纪念活动当中的“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切割的进一步行动。

很多长期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朋友担心香港因此失去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力,同时在策略上也会失去与中国政府对抗的有力介入点。类似的事情或许也会在台湾社会运动者之间成为讨论的焦点。

我虽然感激支联会长期以来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贡献,但在拒绝去维园参加纪念活动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香港本土派朋友所做的决定。香港人不应该为了推动中国民主化而放弃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属于香港人的国家的权利。

中国政府长期以中国支援香港经济等论述来挑拨中港人民间矛盾,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港交流好处几乎全部被香港的金融地产资本家得到,而且与中国红二代权贵资本家相勾结的香港资本家也控制了香港的政治,使得香港人的税金为其服务,源源不断投入到仅仅有利于少数地产开发者的建设中。

这一过程与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美殖民地的统治手法基本相同,最为重要的是,这和中国政府对各省各民族的统治手段及其类似。因此,支联会等老人团体仅仅看到了香港青年与中国的切割,却不能理解香港本土运动和独立运动所总结的理论和实践,是民主回归所缺乏的促进中国民主化关键方法。

共产党的区域隔离统治手段导致了本土议题更容易引起关注,也更好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八九民运和随后较为成功的环境议题抗议行动中,或是外省劳工群体在外地的抗议,各省或各县市在地居民或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乡党等在本土价值下的民众组织,往往能制造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也最容易取得一定成功。

几年前的河南富士康工人罢工,厦门大连等地反对PX建设项目,而因为长期高考制度不公平和最近大学录取名额减少,在江苏造成了包括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大规模抗议。同样的,极权政府自身也恐惧体制内外本土力量的联系,共产党在1989年四五月间并不敢武力驱逐在交通要道的市民和广场上的学生,最大的原因是北京附近的驻军与市民有亲朋好友的联系,不仅不会镇压市民,更有可能投诚推翻共产党政府。

六四镇压和随后27年来对各地社会运动使用跨区域调动军警进行镇压,最明显的是在乌坎事件中,乌坎村所在汕尾市户籍的武警被禁止离开营区,而特别挑选其他县市军警前往镇压。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处于类似环境下的台湾,民主化运动与台湾独立运动相辅相成,至今台湾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天然独”的出现也表明台湾独立自决建国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

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考虑,民主回归派忽略香港独立运动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影响就更显现其短视了。支联会长期不能在中国造成有效影响,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缺少基于本土的有效政治实践,所做的论述过于离地而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而从古至今,真正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很少出现在大面积且多民族的国家当中,美国等少数特例也必然包括强而有力的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避开区域自治乃至区域自决,靠所谓中华民族进行洗脑的民主,更容易沦为雅各宾甚至纳粹那种极端民族主义。

作为河南人,我对支联会和民主回归派长期以来支援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深表感激,但时至今日大一统思维以明显与基本人权理念相冲突,“民主回归”不妨改成“民主独立”,例如联络广东保护粤语文化,促进粤语区自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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